（一）

子贡和子路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都在孔门十哲之列。《吕氏春秋•察微篇》记载了他们俩的故事。

关于子贡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一条法令，如果鲁国人在其他诸侯国发现同胞沦为奴隶的，有人能把他们赎回来，则可以到鲁国的国库中报销赎金。子贡从其他诸侯国赎回了做奴隶的鲁国人，但他没有接受官府的赎金。

孔子批评他此举失当，认为圣人所做之事，重在改变风俗习惯，影响老百姓的行为，而并非只适合自己的个人行为。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子贡赎回奴隶后根据法令拿应得的酬金，这并没有损害行为本身的价值，但如果不拿应得的酬金，那么从此以后，鲁国就少有人再愿意为同胞赎身了。

子路的故事则是这样的：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落水者为了表达感谢，送了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听后很高兴，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会有更多人勇救落水者。

孔子作为大思想家，的确见微知著，洞悉人性。按照我们普通人的想法，一定会认为，子贡道德高尚，高风亮节，做好事不求回报；而子路则差了些意思，因为他虽然做了好事，但也接受了酬谢。

孔子曾有言，“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法令的本意，便是让人们把落难同胞从外地赎回来，事后得到国家的补偿和奖励，这样一来，行善举的人既不受损失，还会得到人们的称赞，长此以往，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做善事。

而子贡的做法，固然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但同时也拔高了人们对“义”的标准，无形中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长此以往，那些赎人之后再去向官府要钱的人，可能就得不到人们的赞扬，反而会被嘲笑，甚至责难。

做善事的人出力出钱还惹麻烦，那再遇到该施救的情况可能就会装着看不见。本来是正常善事却变成了道德绑架，鲁国的这项善政也就无法施行下去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子贡的做法的确不是一件善举。

违反常情、悖逆人性的“义”并不是儒家文化中真正意义上的“义”。曲高往往会和寡，要求过高会让普通人望而却步，感到高处不胜寒，再至诚至善的事情也会无人响应。

反观子路，表面上看起来不拘小节，但他没有去刻意地提升“义”的标准，行善后毫不介意接受回报，普通人就会愿意效仿学习他的行为，能够以他为榜样。有这种“义”“利”平衡的社会行为导向推动，良好社会风气也就不难实现了。

（二）

人做事情，尤其是影响力大的人做事情，往往带有示范效应，因此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更看重事情所产生的溢出影响。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入世思想就是希望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热忱地投入社会，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后来，子贡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不断成长，成为了儒商的开山鼻祖。人们常说的“端木遗风”，就是指子贡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的也是子贡。

儒商是儒家思想在商业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实践者，经济行为带有浓重的儒家文化特色，“商”是本质，“儒”是特点，其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左传》中这样记载孔子认为的义、利关系：“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用礼法维护道义，用道义产生利益，用利益来使老百姓太平，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经济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经济，追求利益是社会前进的动力。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任何人都不可能不面对义与利的选择问题。

儒商是把“商”的职业和“儒”的道德规范、伦理品质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所强调的价值观念是义利并举、义以生利、先义后利。这也是儒商有别于其他商人的重要标志。

义与利的平衡协调，也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两者不可偏颇、“过犹不及”，过分强调哪一方面都会带来祸害，社会的天平就会倾斜。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一个企业只注重“义”，不注重“利”，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企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或许一时高歌猛进，但不会长久，很快就要虚脱。

在商言商，谋“利”是商人的本分。可若只注重“利”，企业也无法长久。因为企业是经济主体，是要与其他人、与其他经济体打交道的，也要在互利互惠中实现价值交换。如果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利”，不顾及其他人和公共的“利”，甚至把个人的“私利”凌驾于大众的“公利”之上，那么必然会众人防之若贼，路子越走越窄，到头来只能被市场抛弃。让别人无利可图，注定自己也会无路可走。

（三）

义与利并非天生对立，有时候，义就是利，是公利，是整体的、公共的、长远的利。儒商强调的义就是把公共的利益放在个人的私利之前，私利不应该损害公利。而“利”的终极目的也是服务于“义”，葆有救世济民的忧患意识，并承担起达则兼善天下的社会责任。　　义与利的背后是文化与经济，它们的关系也就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儒商精神对于经济行为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用“义”规范引导约束“利”，则经济健康发展，公共秩序有序循环，社会风气向上向善。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传承儒家文化，弘扬儒商精神，目的就在于让更多的企业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践行现代企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

在经济加速转型的当今时代，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商业道德问题，弘扬儒商精神，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秩序良性循环。

众多儒商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具有长远眼光、大局观念，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积极履行责任，勇于承担义务，能够为其经济行为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品牌形象。对于企业而言，这是最大的“利好”。

新时代儒商精神所追求的义利并举，就是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相融合的精神产物，是儒家文化的重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的重利法则的对立统一。其实践的最优结果是既躬行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又创造了灿烂的商业文明。两者的有效整合，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金钥匙”。

（作者简介：丰家雷，现任济宁学院党委副书记，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讲授人，中共济宁市委党校特聘教授，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特聘教授。曾在乡、镇、县、市多个单位多个岗位任职，工作之余热爱写作，笔耕不辍，尤擅散文、评论，《子贡赎人、子路拯溺与儒商精神》《各司其职》《儒商的现代市场价值》《要为子孙留什么》《心里的“罩”》《隋炀帝，你着什么急》《带着问题取真经》《“诗情”与“画意”》《“一日一钱”与“五日京兆”之随想》《放下“架子”》《从“子不问马”与“穆公亡马”谈人本情怀》《早春的荠菜》等作品多次发表在《学习时报》《杂文选刊》《山东宣传》《山东文学》《党员文摘》《清风》《阅读时代》《民间故事选刊》《领导科学》《参花》《中国水运报》《山东政事》《齐鲁晚报》《鲁艺》等报刊杂志媒体。独立创作并结集出版专著《实践与思考》（华文出版社），印有《责任与荣誉》《且行且珍惜》《丰雅集》《偶得》作品集和《心迹》手稿系列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