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北京， 路边的柳树抽出了嫩绿色的叶芽，柔软的枝条间飘着出细小的柳絮，精灵般地飞舞在空中。人们脱下笨重的棉袄和军大衣，换上轻便的中山装和人民服，迎来了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暖气早在一个月前就停供了，东棉花胡同中央戏剧学院的第一画室，大铁炉里的蜂窝煤正烧得通红。

    第一画室在东教学楼二楼，长廊靠西的尽头。

    这时，舞台美术系77级已经进入第三学年。三年中，除了去京郊陇驾庄、河南上八里和山东大渔岛写生，学生们的每一个上午，就都是在这间画室里度过的。

    屏风后，女人体模特儿“小顾”款款走了出来，适才的喧闹声戛然而止。

    小顾从容地登上模特儿台，褪去酒红色的浴袍，半坐半卧在精心搭配过的衬布上。她的身躯稍稍扭转，左手撑着台面，右手搭着小腿。一旁的张老师俯下身去，低声说了句什么，小顾便莞尔一笑，身体略做调整，头略微低下，手轻轻捋了下头发，让浓密的浏海垂在额前。她做得自然、随意，像是排练了千遍万遍似的。

    北墙的四个大窗上挂着黑色的窗帘。三角形屋顶的天窗下，调光用的黑色布幔拉在一边。透过天窗，柔和明亮的自然光照射进来，小顾美丽的裸体像一首诗一片云一阵轻快的钢琴曲，似梦似幻般地展现在学生们的面前。

    画室里的空气仿佛凝结了一般。大家屏住呼吸，或坐或站在各自的画架前，调整着角度。除了在画册上，这是他们第一次直面女性的裸体，不免有些激动，有些紧张。

    三个喀麦隆留学生互相对望，低声用法语说了些什么。

    “咻——”高个头的阿姆巴·艾曼纽吹出一个长长的呼哨。

    有人做出一次深深的呼吸。

    同学们对女人体作业期待已久。大家曾多次去资料室，翻阅过原版画册里的人体杰作：波提切利、伦勃朗、安格尔⋯⋯他们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展现出女性身体的柔美和典雅，并以微妙的光影，营造出梦幻而神秘的画面，令人叹为观止。

    文革后，艺术院校人体课解禁，但因舞美系“涉外”，而“外交无小事”，所以，就“我国妇女人体是否准许外国人观绘”一事，学校请示了上级单位。得到首肯后，张老师兴奋地向我们宣布了这一消息。

张老师是我们敬重的绘画课老师。他高个头、方脸盘，身穿干净的浅色上衣，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在张老师家里，我们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油画”——西洋人的油画原作。那是一幅并不起眼的海景，画在一块三合板上。张老师在青岛的一家旧货店里，花了近一个月的工资，把它捧回了家。我们小心地捧着画传看，彷佛在传看一块来自月球上的石头⋯⋯

    全北京市的女人体模特儿屈指可数。小顾被几所艺术院校争相邀请，应接不暇。张老师几经奔波，终于把小顾从美院借调过来。布景一班因有“外宾”，画女人体便自然优先。布景二班和灯光班要在下周和下下周才能轮到。

    “你们是沾了非洲兄弟的光了！”二班和灯光班的同学不无羡慕地说。

    “俺是沾了你们的光了！”绘画课代表司子杰也对三个“非洲兄弟”说。

    “你说深么？”个子矮些的恩台比·恩台比说，“女的人体吗？这，不是一个问题！”

    “在窝们那里，男的女的，都是人体，不穿衣服的！”戴黑框眼镜、相貌敦厚的古阿姆·让说。

    他们初来时完全不会中文，如今已在中国住了四年，中文说得比较流利了。

    古阿姆曾给我们看过喀麦隆的画片，他们部落的男人都是全裸，女人则在腰间裹了兽皮，上身却是裸露的。

    “如果在你们部落找人体模特儿，那就容易多了。”我说。

    “可是，窝们是穿衣服的！”三人说完，嘻嘻笑了。他们穿着大领运动衫和大口喇叭裤，都是在香港买的“奇装异服”。

    远处传来一片鸽哨声。

    鸽哨声悠扬悦耳，时高时低，时短时长，是谁家在为自养的鸽子放飞呢。

    鸽群渐行渐近，转眼之间，就飞到了天窗的上空。抬头望去，只见一群白色的鸽子盘旋着，像一支流动的乐队，在碧蓝色的天空下，闪烁着无数点点的光斑。

    阳光从天窗照射下来，洒落在小顾完美无瑕的躯体上，仿佛是宇宙间灵秀之气的凝聚，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

    像是对鸽哨声的回应，大家在画布上打起轮廓，木炭条划过紧绷的画布，响起一片愉快的“嚓嚓”声。

鸽群飞过校园，鸽哨声渐渐远去，大家的紧张情绪慢慢舒缓下来。

    三年前，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一、十二日的入学考试，就是在这间画室进行的。

    文革过后，大学恢复了入学考试，不再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不再进行“政治审查”。十年中积累的大批“大龄青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地涌进考场，如同抢乘“大学末班车”。大家知道，若这次错过，就不再有“上车”的机会。同学们的年龄相差竟大至九岁，而且，大多数都已工作了七、八年之久。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算得上一群“过五关斩六将”的天之骄子了。

    三个喀麦隆留学生却是例外。他们毫无绘画基础，一切从零开始。“兴许是经过他们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也说不定呢。”我们曾这样议论，“他们的领导，大概是戴羽毛珠宝头巾、穿虎皮袍握金手杖‌的酋长吧。”

    又一群鸽子飞过画室的天窗，留下一片鸽哨声。

    有人放下木炭条，索性直接用油画笔勾画着轮廓。空气中飘散出松节油和油画颜料的味道，那是画室特有的味道，是令人愉悦的味道。

    坐在后排的吴苹陷入了沉思。突然，他喃喃自语起来：“科罗⋯⋯枫丹白露⋯⋯”又发出了一声感叹，八字眉下的眼睛若有所思。

    喀麦隆留学生听到吴苹的叹息，问：“发生了深么？”吴苹费力地解释了一会儿，他们才说：“Oh，是枫丹白露，法国的Fontainebleau森林，窝们去过！”

    这不禁令人羡慕不已。大家记得去画家吴冠中家拜访时，听吴先生亲口说过“枫丹白露”，说的就是这句法语“Fontainebleau”。

    那时我们在二年级，吴先生正在工艺美院办画展。戏剧学院有位老师跟吴先生关系要好，便帮着联系，约好时间去吴先生的寓所拜访。

    吴先生住在前三门的一栋破旧楼房里。

    我们爬上黑乎乎的水泥楼梯，躲开一路大大小小的腌菜坛子和杂物，敲开了吴先生的家门。

    年近花甲的吴先生瘦骨嶙峋，令人想起文革时蹲“牛棚”反省的“臭老九”。他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老头衫，凹陷的眼中闪出儿童般的喜悦。

    “‌艺术，到了高峰的时候，那是相通地！不分东方与西方‌！”吴先生激动的江苏口音也令我们激动。他忙不迭地移开堆在沙发上的画册，招呼大家坐下。那沙发很破、很旧，像是在舞美仓库存放了多年的道具，早就失去了原本的光彩。

    “要知道，最重要的是思想——就是感情！”吴先生说着，从床下抽出厚厚一摞油画，有风景，有荷塘，大多画在自制的马粪纸板上。

    张翔注意到吴先生用扁笔画的树干，是胸有成竹的一挥而就，笃定而轻松。

    “这用笔，巴适得板咯！”张翔低声对我说。“巴适得板咯”就是成都话“好得很喔”。

    我们不禁在空气中模仿起吴先生的用笔。

    “模仿不是艺术！可不是嘛，总模仿别人怎么能行呢！这就像走路，一直跟着别人的脚印走，怎么能走出自己地路来？”

    吴苹抚摸着茶几上的画册，是法文原版。

    “这是科罗，Camille Corot，法国十九世纪巴比松画派大家！撒顶！绝了！”吴先生翻开画册，指着画面上梦幻般的树林，“巴比松，Barbizon！‌也叫枫丹白露，是朱自清的翻译，原文是Fontainebleau！”

    “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大家牢牢记住了吴先生的话。

    因为“涉外”，且要经外办批准，我们便没带喀麦隆留学生同往。

    老师中出过国的寥寥无几。五十年代，设计课齐老师曾留学苏联，李老师秦老师曾去过东欧社会主义八国考察。而去过资本主义法国和枫丹白露的，就只有徐悲鸿吴冠中那批老前辈，但那已经是“旧社会”的事了⋯⋯

小顾身后的衬布层层叠叠，在天光和灯光的照射下，显得神秘而迷离。眼前的画面，令人想起“枫丹白露”和科罗《躺在乡间的仙女》。画架前的我们，也仿佛置身于田园般的恬静之中了。

    “枫丹白露⋯⋯总有一天，俺也要走上它一遭！”司子杰说。

    虽然是上课，张老师并不限制学生们听音乐和说笑。大家听归听、笑归笑，却没耽误手下的功课。

    张翔已经用松节油精准地打出了轮廓。他今天穿了件米色夹克，一边吹着口哨，是“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

    “人像画儿大师”揭湘沅“老街”，则已经铺上了颜色。他站在靠天窗的画架前，眼镜片上不时地反射出蓝色的天光。  

    “老街巧了，我刚刚挤出的钴蓝，和你眼镜上的反光一模一样！”班上年纪最小的朱小冈举起调色盘，兴奋地说。他坐在老街的后面，也铺起了颜色。

    三年中，三个喀麦隆留学生虽然画了不少风景和静物，但用油画画人体，却仍然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他们眼见中国同学个个挥洒淋漓，再看看自己画布上那几根莫名的线条，不禁长吁短叹。

    他们站起来四下走动，停在老街的画前，见那画面上的准确造型和丰富色彩，不禁短叹长吁。

    “维什么窝，看不到她的脸上，有你画的这些绿色？”阿姆巴说。

    老街正要解答，画室拉门“吱”地开了一道窄缝，一个留长发蓄络腮胡子的西洋青年，胳膊下夹着绷了画布的内框，掂着脚挤了进来。大家回头一看，是瑞士来的插班生于尔格‧甫伦德。

    张老师看了看腕上的表：八点四十五分，整整一节课过去了。

    于尔格穿了条苹果牌牛仔裤，罩了件中式对襟亚麻布大褂，衣兜撑得鼓鼓囊囊。他因迟到而感到惭愧，向张老师鞠着躬，一边掏出衣兜里的东西，摊在地上，原来是一堆油画颜料和几支油画笔。

    “窝，去了王府井，买到了这些东西！”他喘着粗气。

    几个月前，英国老维克剧团在首都剧场演出《哈姆雷特》，学校组织观摩，于尔格也去了。台上的哈姆雷特正巧也留长头发大胡子，和台下的于尔格很有几分相似。剧终谢幕散场，席间的灯光渐亮，观众却意犹未尽，仍沉浸在对“生存还是毁灭”的思考之中。他们瞥见台下的于尔格，认定他就是台上的演员，便凑近前来和他握手、请他签名。

于尔格不解其意，糊里糊涂地握了几次手，签了几次名，才知道是错把他当成了台上的“哈姆雷特”。他哭笑不得，连声说：“Oh My God！上帝啊！”又摊开双手，“No no no！窝，不是一个烟员，窝是一个，歪国，六学生！”旁边的法国留学生班泰年中文好些，帮他解释了好一会儿，观众才恍然大悟⋯⋯

    课间休息了。小顾披上她酒红色的浴袍，扎上一条黑色的腰带，这使她看起来像“内参片”《乱世佳人》里的斯嘉丽。

    再上课时，于尔格把各样颜色都挤在调色板上，黑挨着白，红挨着绿，黄挨着紫。他轻轻地掂着脚，竟后来者居上，三下五下就勾出一个形状。他的中式大褂上、牛仔裤上、脸上、手上、胡子眉毛上都沾了颜色。

    “窝，完成了吗？”于尔格说，夸张地摊开双手。那天，老维克的哈姆雷特就是这样摊开双手，说出了他的著名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于尔格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张翔歪过头去，夸赞道：“这画，安逸惨了！堪比梵高！要的！”

    司子杰也歪过头去，夸赞道：“是堪比梵高，却比梵高还高。可俺怎么就看不懂捏！”

    “唉呦喂！这风格！应该去参加星星画展！”站在后面的滕沛然说。

   “星星画展？”于尔格一头雾水。

    古阿姆用法语向他讲了“星星画展”。

    去年初秋，中国美术馆外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幕。馆内正在展出《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馆外公园的铁栅栏上，却挂满了油画、水墨画、木刻和木雕，其内容、风格和手段与馆内的截然不同。这是“星星画展”的第一次展览。展览上自由、大胆、甚至有些叛逆性的作品，像我国自行研制的原子弹，炸在中国艺术界和文化圈，令看惯了文革和解放后绘画的观众瞠目结舌。

    张老师走过来，看了于尔格的“梵高”，略加思忖，说：“这样吧，你还是先起轮廓，再按步骤慢慢画，深入画，咱们有六个上午呢。”

    说着，张老师带着他在画室里转了转，看到中国同学个个都按部就班地打着稿子、铺着底色，离“完成了”还有说不清的距离。

    于尔格想了想，觉得张老师的话很有道理，遂抄起一把调色刀，三下五下，刮掉画布上的“梵高”，刮出了一种朦朦胧胧混混沌沌的效果。他退后一步，眯起眼睛，说：

    “Brouillard，就是哲个名字。”

    古阿姆翻了翻身边的袖珍法汉词典，说：“Brouillard，就是雾！”

   大家连说逗罢、巴适和贼好。

古阿姆打开一个铝制饭盒，里面装着三块金黄色的点心。他请小顾和两个女生吃。小顾问是什么，古阿姆说这叫Egg tart，但不知道中文。张翔翻开英语单词本，发现这是“蛋挞”。大家从没见过这样不可思议的食物，便凑向前去。古阿姆连忙说：“只有三个，女的优先！”

    男士们只好咽下口水。

    “看起来像东北的黏豆包。”我说。

    “可是老班长，味儿可不一样啊。”袁明说，“我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八年，还从没吃过这样味儿正的黏豆包呢！”

    “看起来不像驴打滚儿，吃起来味儿全对，像⋯⋯”孙路说，并没形容出蛋挞的味道。

    蛋挞是留学生专用食堂马师傅的作品。马师傅說一口結結巴巴的京腔，却是从人民大会堂调来的国宴级厨师，中西餐全能。

    上到第三节课，画室里有些沉闷。有人打开了窗。清新的空气涌进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一直在专心画画的吴苹自言自语道：“康斯太勃尔⋯⋯透明画法。”又望向天窗，按下身旁“夏普”的PLAY键。

    “夏普”即日本原装六喇叭双卡立体声收录音机，是学校分到的指标，秦老师、古阿姆和吴苹各购一台，吴苹把自己的带到了画室。

    磁带转着转着，响起了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

    “春之声”如大地回春，如冰雪消融，给人以无尽的惬意和舒畅。

    “春天来了！”身高一米八二二的袁庆一说。这时的袁庆一已经开始构思自画像体油画《春天来了》。

    三个喀麦隆留学生竟随着“春之声”，在画架前扭动起来。

    “咱们不能只顾听自己的，得照顾照顾小顾啊。”  听完了“春之声”，吴苹说。

    “对头，要的要的。”张翔说，转向小顾，“小顾小顾，得小小照顾。小顾，你要听点啥子嘛？”

    “邓丽君行吗？”小顾说。

    “靡靡之音⋯⋯要的！”

    “谁有邓丽君？”

    大家都没有。正要说听点接近些的李谷一、朱逢博吧，小顾却变魔术般地从衬布下取出一盒磁带，递过来： “我有邓丽君！”原来小顾早就准备好了。

    磁带在夏普里转了几下，邓丽君甜美的歌声遂在画室里回荡起来：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方塼地面上渐渐积起一层擦过油画笔的碎报纸。天窗外的天空广阔而晴朗，阳光有些刺眼。

    “轰隆隆⋯⋯”外面传来一连串巨响。

    “暴风雨来了！”有人喊道。

    大家想起昨晚在北教学楼观摩表演系的课堂练习，是莎士比亚《暴风雨》的片段。那震耳欲聋的“暴风雨声”，是躲在屏风后的学生猛敲三合板发出的音效。待那学生上场，才知道那是演王子斐迪南的尹永斌。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我脱口说出《暴风雨》里的台词。

    “轰隆隆⋯⋯”外面又传来一连串巨响，震得模特儿台后的屏风都摇晃起来。

    “苏联来了，快钻地道！”古阿姆喊了一声。

    大家都记得中苏关系紧张时的口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如今已成了“过

往”，却并不是“序章，便引发出一阵哄笑。

    这时“哗啦”一声，画室的门被拉开，进来的不是“苏联”，而是院系领导检查教学莅临指导，布景二班和灯光班的几个男生趁机尾随着蜂拥而入。

    吴苹急忙按下夏普的“STOP”键。

    领队的是秦老师，头戴鸭舌帽；跟着的是设计课主讲齐老师，清瘦，白发，穿浅色风衣；还有留小平头的设计课主讲李老师、黑脸膛的设计课主讲邢老师、戴厚眼镜的设计课主讲王老师、戴黑呢帽的绘画课主讲安老师⋯⋯都是舞美界和美术界的可敬前辈。

尾随在后面的，是隔壁二班的绘画课代表刘枫华“刘Good”、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李强、广西大汉王猛、灯光班的新疆同学阿合赞⋯⋯他们笑嘻嘻地溜进画室，顿时把画室挤成了国画构图中的“密不透风”。

    小顾并没感到惊讶。她仍像《躺在乡间的仙女》那样，置身于田园般的恬静之中。

    老师们在画室里转了一圈，见大家都进展不错，脸上便露出满意的神情。

    一位笑容可掬的长者，穿浅色毛料中山装戴人民帽，像是上面来的领导。长者经过于尔格的《雾》前，略带疑惑地看了看，点点头，说的是吴侬软语：“舞美布景，大理石效果，蛮好蛮好！”又看到于尔格的中式褂牛仔裤和长头发大胡子，先是一怔，又笑了，说：“迭位同豪，侬的头发长了，剃一下好伐啊？年轻人，留长头发伐好看，格那样子老伐清爽！”

    长者的大意是：“这位同学，你的头发长了，理一下好吗？年轻人，留长头发不好看，样子不清爽！”

    大家转向于尔格。刘Good和李强忽然想起自己的头发比于尔格的还长，便慌忙向《被缚的奴隶》后躲去。一旁的安老师也急忙压了压自己的黑呢帽，原来安老的头发比于尔格刘Good李强的还长。

    于尔格听不懂吴侬软语，待古阿姆向他解释，说“年轻人留长头发不好”，才幡然醒悟。他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Oh，是哲样？可是，腻们的马克思、Engels，他们都是长头发大胡子的！”

    周围的人听懂了，长者也听懂了，脑中遂浮现出“马恩列斯”的光辉形象：马克思、恩格斯的头发胡子最长，列宁的胡子略短，而斯大林只有唇上的八字胡。

    沉默了几秒钟，大家突然捧腹大笑，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躲在“奴隶”后的刘Good李强王猛窜了出来。长者自己也忍俊不禁，和蔼地笑了。长者帽下的头发不长不短，恰到好处。

    ⋯⋯

    “吃饺子喽——”楼下响起下课时的哄闹声，是儿童班和表演系的同学，在为每月一次的“改善伙食”而欢呼呢。他们敲着搪瓷饭盆，蜂拥向资料室楼下的食堂。

    对面的钢琴房里传来一阵钢琴练习曲，是鲍莉莉老师弹奏的车尼作品第29号。琴声彷若一股清泉，从遥远的枫丹白露森林间流溢而出，愉快而轻盈。

旧文重新整理于2025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