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基督教堂内避难棚失火

《兖州镇志》办公室 姚树声

1938年1月4日(农历腊月初三日)，我兖州县二十多万人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之下。

城镇人民为了躲避日军的残害，有的人进住天主教堂(今县人民医院、县印刷厂)有的人进住耶稣教堂(今一中)有的设立佛堂香案，打起“佛字”的旗帜，建立了佛教会，有的进住了“红卍字会”，借以保全身家性命。这时，白天街道行人稀少，铺店萧疏冷落，夜晚寂静无声一派凄凉，劫难的悲惨景象令人不寒而栗。

令人难以忘记的是1938年6月15日(阴历五月十八日)夜，耶稣教堂(今一中)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火灾。

在礼拜堂的对面(甬道西)约两千多平方米的空地上，有300多家群众盖起了避难棚。草棚栉比走道窄狭。锅灶一排排，烧柴一堆堆。晚间各户都以植物油掌灯照明，危险因素相当严重。6月15日夜，不知谁家不慎打歪了灯，引燃了篱笆墙，干柴烈火未及扑灭，火舌马上窜出屋顶，接着一家家，一排排，熊熊大火，燃烧起来，顿时，火光冲天，哭声震地。大部分人赤身露体从火堆里跑了出来，当时水源缺乏灭火工具更无处寻找。难民所的管事人捶手顿足，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300多户茅草房屋完全化为灰烬，烧伤的人不计其数。北门里李荣昌的母亲，刘焕成十几岁的闺女，大安区周家楼姓唐的十几岁的儿子被焚烧身死。一些富有人家从家里拾掇来的细软什物，金银财宝；还有穷苦人家把家里仅有的破衣烂裳放在这里保存，也均付之一炬。所受损失无法估计，凄惨之状，悲切之情难以用笔墨形容，人们谈起来不禁潸然泪下。城镇居民为躲避日寇残害，搭棚暂居，意想不到，到头来还是遭受火灾，造成家破人亡。

日寇宪兵队迫害人民群众的酷刑调查

《兖州镇志》办公室 姚树声

日本宪兵队原属军法机关，后来变为特务组织。它于1938年1月随其侵略军的占领而插足兖州。它的主要任务是，以兖州为中心，在我鲁西南地区进行情报刺探，行动破坏，武装袭击，经济封锁等活动，疯狂地镇压我抗日运动，曾给我党我军以很大危害。凡是被捕去的人都要经过几个刑讯关。它的用刑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狼狗咬。把人的衣裳扒光，绑在树上，唤狼狗浑身乱咬。一霎时，受害人全身鲜血淋漓。

二、灌凉水。有两种用刑方法，一种是把人绑在长凳上，用布蒙上头，在自来水管下放水急冲，几分钟后，人即晕厥。另一种是把人绑在长凳上，头朝下，斜竖起来，用大桶凉水往头上浇，有的被窒息。有的被呛坏了肺，喷出血条。

三、用热水闷，用汽油桶装上大大超过人体温度的热水，将人放进，然后加一个小于桶沿的木盖，匪兵站在木盖上蹲几蹲，跳几跳，直至把人憋闷气绝才停止。

四、灌辣椒水。把人绑在长凳上，头朝下倒竖起来，往口鼻里灌。一般人只要用过此刑，便无生还。匪兵用刑主要目的是逼供。通过逼供得到我军更多的情况。把人整死了，就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以后就很少施用此刑来折磨革命者了。

五、摔刑。把人背在鬼子的背上，鬼子用力往远处高处甩，人摔在地上几分钟爬不起来摔上三次，受刑人则摔得半死不活，奄奄一息。

六、老虎凳。让人坐在长凳上，把两膝并起来，紧紧捆在凳子上，从脚跟下塞进整块砖头，加到两块砖后，人即疼得昏迷过去。

七、烧刑。用点燃蜡烛燎液下。用烧红的铁器遍身烙烫。烧得人全身皮肉焦烂，血肉模糊。

八、开水烫。让受刑人脱光衣服，用开水往身上泼，烫得全身水泡隆起。

九、用劈开的竹棒抽打。把竹棒劈成几批儿用此抽打人时，竹棒落到身上就夹住皮和肉，每打一下就带下血肉条。

十、抛进臭水沟里淹。日本宪兵队院子东边有一段淤塞的旧护城河，水深两米以上，臭气难闻。敌人把受害人抛进臭水沟里，淹个半死再拖上来，苏醒后再抛进去。

十一、洗冷水澡。在隆冬严寒季节，强迫一些受害人到泗河桥下洗冷水澡，洗完后冻得浑身打颤，东倒西歪站立不住。

十二、软刑。当敌人施用上述刑罚，达不到预期目的，并经过用刑使敌人累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敌人就采用“软刑”折磨革命志士，而他们则坐在一旁吸烟饮茶，谈笑开心，以便再对革命义士施行毒刑。软刑有两种：一种是让受刑人四肢着地，腰背弓起，不能动弹。稍动即遭棍棒乱打。另一种是，两手高举椅子，不能摇晃，手臂稍松，椅子稍倾即遭毒打。

日寇对我被捕去的抗日人民所施行的残无人道的酷刑是目不忍睹，令人发指的。除了上述用刑方式以外、拳打脚踢，棍棒乱打则是常用的刑罚。

坐监人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的，牢房象猪槽羊圈，阴森潮湿，男女混杂。牢房的门是个约半米高的洞口，人出进必须爬行。内设一粪坑，男女难友都到那里去大小便。日本宪兵队没有放风的规定。一天廿四小时从早到晚憋在臭气熏人的牢房里，只是受审时才得出来见见阳光。牢房本来只可容纳七八人，有时硬塞廿几人，夜间睡觉躺不下，就一直坐到天亮。

日寇认为性质严重的“要犯”，要住单房间。单房间里的屋梁上系两条细绳。把“犯人”的两个大拇指系紧拉到梁上吊起来。直到受害人停止呼吸才松下来。

敌人千方百计地迫害我们的同志，还使用饥饿法折磨他们。每顿饭有时每人一小罐头盒豆饼水；有时每人一块不到二两的很牙碜的黑面小卷子；有时每人一勺带谷皮的小米稀饭。受害者往往饿得头晕眼花，瘫倒在地。

只要进过日本宪兵队的人都是骨断肤裂，遍体鳞伤，面容枯槁，骨瘦如柴，难以辩认。因此，当时人们把日本宪兵队称作老虎洞，阎王殿。

兖州发生在日伪时期的绑架杀人案

（姚继顺是怎样被残害致死的）

《兖州镇志》办公室 姚树声

抗日战争时期，兖州城乡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天灾人祸，多灾多难，盗匪猖獗，民不聊生。有的商号被盗被抢，姚德和杂货店二东家姚继顺被绑架害死一事，当时轰动一时，震惊全县。

一九四一年五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大约九点多钟、姚德和杂货店店门紧闭，只敞着在门板上留的小洞口(在社会秩序极端混乱的情况下，商店每日傍晚便闭门阖户。一些出售日用品的店铺在门板上留一小方形洞口营业)。姚继顺坐在柜台里面候，接待前来买东西的顾客。突然有人叫门，拿着一个大铁桶，声称打煤油，外边的人说:“盛油家伙拿不进去!”姚继顺随即把门板打开，紧接着闯进来两个粗壮大汉，将姚的嘴塞住，反绑两臂，挟持拉出门外，一溜烟地往北飞跑。跑到北城墙根。又从城城北墙上用绳缒下，把姚继顺带到闫家村。匪徒们逼他写两个便条。一个要烟土20两，冰糖20斤，现钞500元。另一个要现钞一万元。便条上注明日本宪兵队来人取，以此赎人。又脱下姚的衣服作证据送到姚家。姚继顺之兄姚继周被迫照办。匪徒们并没有因此放松了对姚的残害，几个人一商量竞将他致于死地。他们残无人道地在姚的头上楔进两个大铁钉，背上缚了一块大石头，投入井中。

姚继顺被绑架后，其兄姚继周立即向日伪县公署告发，日伪县长金甲一对此案并未引起重视，这期间我抗日根据地的壮大和发展使日本感受到严重威协。因此，姚被绑架后日本驻军头目特别警惕、唯恐我军地下工作者潜入城内袭击他们，日本特务机关某大佐立即电话通知金甲一，要他迅速侦察破案。金甲一唯主子之命是听，不敢怠慢，便亲自到姚德和杂货店询查。依据了解线索，当夜抓捕了辛大印和李洪恩。继之责成县警备大队队长冯葆元承担办案任务。于是冯首先派出两个班日夜驻守姚家店铺。这时姚继周尚不知其弟已被残害身亡。为了拯救其弟，对县大队的兵痞们的招待从优从厚，每天要开支数百元，汉奸冯葆元从中大捞油水，对姚家表示“关切”。他亲自带领着他的喽罗，短枪队四十多人到闫家村抓获了李xx和辛麻子(辛大印之子)。过了几天，根据辛麻子所供情况，又派便衣十几人到马厂村搜捕，并作了部署。罪犯闫景珠正在集市上逍遥游逛，乘其不备将其捕获。然后强令其下井捞尸。姚的尸体捞上以后，冯葆元抽出战刀，举手将闫的脑袋削下，将闫景珠的首级悬在姚德和对过土山前(今公安局前)“枭首示众”。不久另一个罪犯也逮捕归案了。

经过审讯，罪犯均供认不讳。除闫景珠已枭首示众外，其他五名罪犯被斩首于城西门外吉市口。

据说，从姚继顺被害到匪徒伏法，为期不到两个月，姚继周支付给日伪的招待犒赏，请客送礼，以及丧葬费用总计不下两万元，金甲一、冯葆元则乘机敲诈勒索，大发其财。

姚德和杂货店遭这一飞来塌天横祸闹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从此，经营几十年的杂货店，一蹶不振，闭门歇业。几年后又重新开业，但已无力恢复旧观了。

日伪滋阳县知事金甲一罪恶种种

樊光瑾整理

1938年1月，国民党驻兖部队炸毁泗河铁路桥南遁后，接踵而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汉奸特务组织，占据了兖州城，将原滋阳县二十万民众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当时的日伪县知事金甲一是造成我县人民灾难的罪魁祸首。其罪恶之大，直到今天，老年人提起他的臭名，犹皆切齿痛恨。

据调查，金甲一系河北省河间县人，兵痞流氓出身，曾在酒店当过酒保。“九·一八”事变后，去东北投靠日本侵略者，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虽目不识丁，但却颇有智谋，善于钻营。倚仗他青红帮的较高行辈(第二十二辈)的势力，拼凑汉奸朋党，积极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侵略政策，向“皇军”取宠献媚，因而很快为侵略者当局所看中，任命他为某洋行买办。1939年3月，来我县继本县人邱元泰之后当了滋阳县县知事。

金甲一在我县的头条罪恶，就是忠实执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残酷压榨群众，统治人民思想，企图扑灭我县人民抗日救国的火焰。他配合敌寇一次接一次的搞强化治安，在全县积极推行保甲制度，实行“五家连坐”，即在邻居五户中如有一户有“越轨”言行或“通八路军”嫌疑者，其余四户如不及时检举，惩处均与“犯罪”户同。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他豢养了近千人的反动武装，号称“警备大队”，冯葆元任大队长，张永和任大队副。下分中队、小队，分驻于城乡六个区的通衢要隘，碉堡林立，戒备森严。这些流氓恶棍一朝得势穿了黄军衣(群众称为“老虎皮”)，无恶不为；欺压良善，污辱妇女，敲诈勒索，酒地花天；见“皇军”奴颜婢膝，对百姓作福。百姓恨之入骨，叫他们为“二鬼子，汉奸队”。有的说：“汉奸队比日本人还厉害得多!”金甲一为豢养这些匪徒，让他们为“皇军”效力卖命，以取得日本主子的欢心，再加上他自己喝民血、巧立名目，增税加捐，致使每年每季的附加科敛超过正银数倍，同时也给各区、乡、保、甲、地保、乡丁等大大小小的吸血鬼制造了搜刮民财的大好机缘。他们朋比为奸，层层盘剥，当时派钱的名称叫做“交公项”，日日催，户户敛，叱骂号呼之声不绝于耳，广大无辜民众，特别是乡村中下层小农穷苦农民如何经受得起，数年间相继破产。

金甲一秉承其“皇军”主子意旨，对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力量是畏之如虎、忌之如仇的。于是千方百计企图“肃清”我地下抗日工作人员。他除指挥其汉奸队在城乡不断搜捕、除实行“五家连坐”严密防范外，还从物质生活方面做文章：将人们每天必需的食盐、火柴控制起来，不准自由买卖。每月照区乡保甲登记的“良民花名册”按人配给。他们认为不入册者当然不是“良民”，自会因吃不到盐而自行灭亡。日伪时期成年男人须带良民证。良民证长宽约二三寸，上写本人姓名、年龄、职业、住址等，并贴照片（此照片由县布置照相馆各区乡统一拍摄，很昂贵，超过常价数倍。利润交县，数甚巨）。出入城门如无此证，当即扣留以“八路嫌疑”论处。

金甲一秉承其日本主子及特务组织“一四八〇”旨意，除在全县各区乡大建碉堡、挖城壕外，还以保护铁路及行车安全为名，在铁路两旁采用了两种手段：一是把临近村庄定名为“爱护村”，村中派人轮流护路值看，如有差错，祸及全村；一是挖掘数米宽、深的壕堑(接近车站处两旁砖垒高墙，以防机枪击车)，名为“折断线”。这是一项艰巨浩大的工程。劳民伤财，莫此为甚。他按田赋银两分派任务，每两银子若干米。乡村的贫苦农民多是自己出力流汗去完成；地主、富农阔人就出钱雇觅穷苦人，受罪的总是劳动者。城内在乡下有田地的住户分摊工程已由县统一分到乡村去了，只要交钱给县长即可了事。当时中御桥北有个居民俞殿元，因感“折断线”工钱摊得太多，去找镇长质问。镇长回报给金甲一，金大为恼火，说他“抗夫不出”，立即抓到大堂，打了二十大板，钱还是得限期交齐。曾有一段时间，金甲一布置乡村各区乡，按村轮流摊派牛车每天若干辆，到县府(在今中山西路北)门前候差。有时候一天毫无事做，但如果给监视的警察些烟酒钱，便可提前放走，不然是不准擅自离开的。

金甲一残忍成性，坐堂审案，为了示威“以儆效尤”，坐堂前令皂隶到府门口鸣锣高喊：“金县知事坐大堂了!”以招集群众去观看。有一次，受审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妪，跪在地上，据说是以拐卖人口而犯了罪。不知是她不懂得孝敬金钱，还是孝敬得较少，讯问了没三句，金甲一就大喝一声“打!”两旁站班中一个皂隶抢步到老妪身前，蹲下，左手将老妪的头一按，侧放在自己膝盖上，右手用一装有木柄的厚重鞋底，照她腮部猛击不停。数十下后扶起，这老妪的半边脸成了黑色，紫血晶莹，而且凸肿成胖子了。他有一个得力行刑凶手，政务警长王xx，本县人，经常到老西门里路南的德昌酱园去闲坐。有一天，他从德昌门口蹒跚而过。店里人请他入内献茶，他边进门边喘吁吁地说:“可累坏了!今天一个犯人叫我liè(方言，“列”的上声,折磨拷打的意思)了他三个死，还没招。这小子真有种!"

金甲一是完全日本化的汉奸酷吏。他的思想言行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是一致的。他拚命宣扬封建迷信。他目不识丁，却要装得儒雅斯文，崇礼重道。他为表示尊孔，曾数次在文庙率众举行二、八月丁祭。当时的清代遗老、秀才、文童还不少，参加者有束xx、路xx、贾xx、李X等，金甲一主祭。祭完，每人还分一块祭肉提着回家。某年，还在旧历三月初二日到东南城墙文昌阁上祭过文昌，据说这天是文昌帝君的诞辰。

修建庙宇，装塑金身，又是金县知事的一项突出“政绩”。他于1939年到任，1940年就扩建了县城隍庙(在今城内西南部，酒厂南)。不仅庙堂、廊庑、山门、垣墙整饰一新，而且将里里外外泥胎神象全部重新装塑，彩绘贴金，并增添了“皂隶棚”，“十八层地狱”等塑象。十八层地狱完全按照迷信说教《玉历至宝钞》等书的描绘塑制。屋门外两旁楹柱上挂有当时本县书法名人高其湘写的一副木质对联:

“明镜高悬，自能见蛇神牛鬼；

存心正直，那怕他剑树刀山”。

玩味此联，颇含有对金甲一讽谏的意思，不过他冥顽不灵，难以理喻，徒费作者苦心罢了。其次就要说到“杂神庙”了。杂神庙座落县衙门西部附近，是金甲一于1941年搜刮人民脂膏、奴役工农群众而建成的一座大庙。方圆数十亩，殿宇巍峨，红垣环绕。中间正殿塑象为观音菩萨，故本名为“观音堂”。但除主神外，别殿还有关帝、玄帝、吕祖、二郎、城隍、土地、如来、诸天等不伦不类的诸佛神圣，显得杂七杂八，故群众习称为“杂神庙”。在庙院南部凉亭外还给他立了两座“德政”碑，中间各镌刻四个大字，一为“万家生佛”，一为“万民蒙庥”。上款:“河间金公甲一德政”，下款:“滋阳县全体民众恭颂。”(一为“绅商各界恭颂”。)后书中华民国年、月、日。两碑各极高大，当时城内书法名人张辑五书。这两座碑是金甲一授意而立。据知情人传说，张辑五等在研究思考中间四个大字的时候，倒很费了一番推敲。他们起初拟了个“福禄寿考”，含义是：“福，是叫老百姓成天出夫；禄，是杀戳，即杀人；寿，是叫老百姓受罪；考，是严刑拷打不留情。”后来觉得不象德政碑的字眼，才又换了“万家生佛”。“万民蒙庥”是取“庥”、“羞”二字谐音，说万民都因有此一位县太爷而感到羞耻，借以抒发民众对金甲一鄙弃、厌恨的心情。金甲一迷信鬼神，确乎是出于至诚，他除了多次的建庙、塑神，并每天到杂神庙去焚香顶礼外，还十分热衷于求雨。1942年夏大旱，他叫人抬了息马地关圣帝君牌位，摆了全挂执事仪仗，敲锣打鼓，穿大街越小巷，求起雨来。他光着脑袋，走在前头，手挥杨柳枝，见行人有戴帽子的，就猛抽一下，大喝一声。这样求了好几天，雨还是一滴没有下。这年夏秋作物都歉收，不少贫苦农民乞逃外地求生。他的苛捐杂税不仅没有减少，却更加重了许多。

金甲一在文化教育方面也要表现一下“政绩”。

1941年，他在城内北教堂(一中址)东北角一个院子里举办了一次为期一月的农村小学教员暑期讲习会，五十人参加。讲习内容主要是灌输奴化教育。结业考试按分数排名次，前三名每人发给宣纸对联一副，落款是“滋阳县县知事金甲一书”，盖着朱红大印，作为奖品。但人人知道金甲一目不识丁，字是教育科视学员刘祥彬写的。

上述金甲一的一些崇文重道事例，都不过是他沽名钓誉的花招，绝对掩盖不了他流氓恶棍的真面目。据传他以青红帮、安清道义会等名目广收徒儿、徒媳，认干女儿，借以污辱女性，至有喝人乳以强身的丑行。看表面他身躯高大，留着仁丹胡子，凶神恶煞般象似很有派头，其实他的言行却与之极不相称，非常庸俗和下流。他平时坐人力车上街，跟班一人手拿一条黑色马棒，明显表示是“打手”。有时下乡，招集民众训话，开口合口大讲其“怕老婆”的好处。他说他怕老婆倒确乎有事实可证。他在滋阳县过了五个年头，而从来没带过“夫人”。原来他的老婆是一只凶恶的母老虎，吸鸦片而生活浮华，与金本系姘居结合，在老家(一说在天津)另有姘夫，故亦不管金甲一在外的鬼混。但她的挥霍开支却须全靠金甲一供给。金偶寄钱不及时，她来到县署，批颊臭骂，金甲一唯有低头认罪。金甲一大刮滋阳县地皮不留余力，与他供养这只母老虎切有关。

在金甲一任县长期间，滋阳县城来过两次汉奸巨首。一个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一个是“督办”殷同。王揖唐来时跟来四个省长，其中当然有山东省长唐仰杜。金甲一在数日前就做好了迎接的充分准备，从车站下到县公署大门扎了好几个过街牌坊，大摆宴席侍候。但金甲一却因官小职微不能陪宴，连边也偎不上。他于是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通往宴会厅的走道上，等服役人把王揖唐他们吃剩下的菜一盘盘撤下，他拦着，每盘端起喂一口汁，或吃一点残渣，作为荣幸。

金甲一在兖州一直折腾到1943年。至于他因何故滚走，下场如何，现在还没找到第一手资料作为可靠根据。据传说是，因为他作恶过多，有人秘密陈词于山东省长唐仰杜的在中御桥口路北开万祥酱园的叔父唐籍周(人称唐八爷)，激起他的义愤，促请他去了一趟济南，向唐仰杜将金甲一恶迹说个清楚。然后由县商会、农会会长、各区区长等公拟了一纸“金甲一十大罪状”，到省府告发。省政府把他拘禁在济南并未立即判刑受处，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人民要求惩办汉奸的呼声高涨，国民党当局为了表白自己“抗日”，也大喊要惩办汉奸，稳住人心，采用了“贼喊捉贼”的方法，把日伪县知事金甲一，在济南就地枪决，才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日本侵略者在兖州的部分罪行

徐振兴 一民

日本帝国自从明治维新中兴之后，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形成，对外侵略的野心澎胀起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日本侵略者不断向我国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大肆侵略中国。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宁亡于日，不亡于赤”的不抵抗主义，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们当时全县二十多万人民于1938年1月4日(农历1937年12月3日)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侵占兖州的日本侵略者是第12军32师团，司令是井村。设立了领事馆(现邮电局、汽车二队院内)，建了军人俱乐部(原老党校)。下设六个联队:英井联队1500多人，驻飞机场南兵营(现在的九一医院)。大山联队(即宪兵队)200多人，驻新东门里。广江、八木炮兵联队700多人驻城里。骑兵联队驻老东门外。还有日伪汉奸队(即警备队)，分大队、中队、小队五、六百人。县警备队大队长是冯葆元，副大队长是张永和。全县划为六个区，每区有武装人员20-30人。从日本侵略者1938年初占据兖州到1945年9月投降八年的时间里,日伪顽紧密勾结,对兖州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

日本侵略者占据兖州后，象禽兽一样强奸妇女。只要他们上街进村，就寻机奸污妇女。老百姓一听说日本人来啦，特别是妇女吓得到处躲藏。城内东桥北街有一位五十多岁姓戚的妇女，被十几名日本人轮奸后几乎死去。老东门外有一个姓孙的老人，一天日本兵手拿指挥刀，逼着他找花姑娘，孙老头欲要表示拒绝，即被敌人用战刀砍死。邻居姓严的前去救护，结果也被敌人砍成重伤。居民贾氏和王氏，被敌人轮奸后，用刺刀穿死，尸体扔到茅子坑里，又拥倒墙头压在尸体上。有一老人呼救，当即被敌人一刺刀穿死。韦园北街有一个姓陈的四十岁妇女，被敌人发现，即要奸污，陈氏一看无路可逃，便一头栽在张永思家菜园地的井里，敌人无法，气得往井里扔了几个砖头，扫兴而去。后来陈氏被邻人救上来，才免于一死。敌人不但在城里无恶不作，入城不久也经常到城外附近村庄奸污妇女。一天夜里，几个日本兵闯到豆腐店村姓白的一家，白xx开门一看是日本兵，招呼他三弟快跑，敌人当即把白氏两兄弟用刺刀穿死，白的妻子急忙藏在床底下，幸免于祸。

日本侵略者是杀人的魔王，在兖州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故县惨案”和“马棚失火案”。“故县惨案”发生在日本侵略者侵占兖州后的1939年古历4月9日。这天有四、五百日本兵，路过故县村，他们的头头发现缺少了两名日本兵，误认为被故县村的老百姓杀害。凶恶的敌人把故县村包围起来，对故县村的老百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烧毁房子200多间，杀死群众22人，受重伤者17人。王玉珠被他们活活砸死，扔在萝卜坑里。李贵臣被砍下头来，把人头扔在粪池里。一个老头被日本兵架到火里活活烧死。王凤山、马兆瑞、孙业春被枪杀后，扔在村东边的大井旁。窦玉海、田士宾、贾二孩子(乳名)被日本兵用刺刀穿得全身是血窟窿，后惨死。顿村的王元会来故县村走亲戚，和一个来故县村做小生意的朱星任皆被他们杀害。敌人除抢劫财产，烧毁房子外，还奸污妇女。藏在柴禾堆里的少女李xx,李XX之妻被敌人轮奸后,投到井里淹死。少女王xx、康xx之妻、代xx之妻皆遭敌人轮奸。“马棚失火案”，发生在1942年秋，驻城隍庙街的日本马草料仓库着了火。敌人怀疑是城隍庙街周围群众放的火，这样附近的老百姓遭了殃。敌人出动宪兵特务，沿邻近街巷寻查。据查在着火时，居民程登科曾扒在墙头上观看火势。住乌龙街做小生意的张德明来回经常走过这里，怀疑是他二人放的火，首先把他二人抓进宪兵队。后来又把城隍庙里的道士张明亮、居民车其敏、梁广文、高玉生之妻和张德明之妻抓捕，关进宪兵队。敌人对他们施行残无人道的刑罚。灌汽油、凉水、辣椒水、狼狗咬。把张德明夫妻二人绑在树上，被狼狗咬得血肉淋漓。后来程登科杳无音信，活还见人死不见尸。梁广文受刑不过，冤死狱中。张德明觉得酷刑难忍，出狱无望，自杀身死。这几家被害得家破人亡。

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镇压人民的反抗,于1938年1月建立了宪兵队。在宪兵队里设特高系、经济系、警务系、庶务系、及拘留所、刑讯室，拥有日伪特务500多人。后来他们还嫌力量不足，又于1944年6月建立了“一四八○”部队，又称“关谷中队”，有日本特务200多人，汉奸特务170多人。这些特务组织以兖州为中心，刺探我地下党组织活动情报，武装袭击抗日武装。1940年5月27日午夜，驻兖州的日本分队长小田春和特务系长班航，率领日伪特务多人，抓捕了曲阜师范学校校长、教师、学生35人。后来有六人被杀害，六人冤死狱中，五人被判刑，其余的遭酷刑后释放。据查，这些特务组织，先后袭击我曲阜、泗水、邹县等解放区十多次。如1944年7日31日、8月14日、12月24日，三次到我泗水解放区戈山厂等村，尼山独立营等部队驻地进行偷袭。残杀我抗日军民90多人，其中有17户全家被害，轻重伤者240多人，烧毁房屋二千四百多间。凡是被敌人抓进来的群众，一概受种种酷刑。群众一提起宪兵队，就称为“阎王殿”，只要被抓进去，死不了也得扒几层皮。

日本侵略者占据兖州后，在城内外强抓民夫，为他们修造炮楼岗楼几十个。同时，在琉璃厂村南、泗河以西，强占良田300多亩修建飞机场。琉璃厂村的群众受害最重，每天至少要去30多名民夫修飞机场，稍有怠慢,就被拳打脚踢枪托砸、狼狗咬。琉璃厂村的张伯成被打成精神病，不久而死。勾凤昌、高福成被打得血肉和衣裳粘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高福成因伤势过重，回家不久便死去了。

日本侵略者来兖州后，日伪汉奸王绍武最得敌人的重用。王绍武开始任日伪团长，因他残杀人民有功，于1939年提升为宁阳县县长，1942年又升为兖济道道尹。日伪汉奸大队长冯葆元升为邹县县长。日伪顽互相勾结，屠杀百姓，鱼肉人民，搜刮民财，侵占兖州近八年，我县人民深受其害，何止这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