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原稿来自于杜心广先生收藏的《颜子研究》一书，侯明仙口述，颜廷潮执笔。文中的达生先生即孔子第77代嫡孙，最后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先生。

我丈夫颜世镛先生、字冠生，复圣颜子七十七代孙、颜氏最后一代“复圣颜子奉祀官”。先生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旧历六月二十八曰，卒于1975年12月20曰，享年73岁。作为儒学发祥地—曲阜的一代儒学者，先生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我仅就记忆所及，回顾一下先生旧时的经历，以为历史的见证。

一

先生的父亲景堉老先生，字养斋（1865—1918）。光绪十三年（1887平）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职，民国四年（1915）改称“复圣颜子奉祀官”。我家老先生是一位极有操守的宿儒，一生恪守祖训，克己修身，能诗文、善书画、好金石，著有《养斋诗文杂著》三卷。时人曾送“恪守祖训”的横匾一帧与老先生，以为褒崇。

老先生中年得子，长即冠生，下有二弟：世铎、世锦。先生长于二弟数岁，老先生对之甚为宠爱，取乳名为“三妮”，然而，也更加严格地施以训导。先生方四岁，老先生便亲为启蒙。

那时，府中自设有家学，课读子弟。学中延骋的塾师，都是饱学书儒；所授之书，全是儒学经典。颜府学府，不知自何时起，慢慢形成了一种传统，学内以研究学问为主，不重制艺，即不重视应试科举的“八股文”教学。老先生也是满腹经论，却从未应试。先生六岁入学就读。时以能口诵诸多诗文，书法也有了一定基础。学中已有先生的两位长姐在随师就读。先生入学后，两位长姐便一边照顾这位幼弟，一边读书。学习中，先生没有咎误，塾师总是对两位长姐假作严训，以为先生之擏戒。老先生则不然，定要让先生自己知道错了，应当怎样做才对，特别严戒下次重犯。

据姐姐们后来讲，她们在学中读的功课，和男孩们一样，女孩子们的传统教材《女儿经》、《烈女传》之类的书，学中是不教的；不同的是，女孩子们每曰的功课比男孩子轻一些，要求也不象对男孩子们那么严格。

先生到十二、三岁时，学业己优于两位长姐，塾师和家中人对先生的刻苦锐进而欢欣。老先生喜不形于色，却给先生增加了新的学习内容。以完成书房学业为主，暇时，老先生便要先生随侍左右，以自己平生所习诸艺渐次传授；遇宾客至，如论及学问，则叫先生出来，在一边旁听，以使其增广见闻，开阔眼界。先生的母亲和姐姐们看到先生整曰如此辛苦，甚为心疼。老先生却认为，不如此不足以成器。

先生姊妹六人的学业均是在家学中修习的。面对新学的兴起，先生姊妹们都跃跃欲试，老先生却严戒他们外出就读，并一再讲：“凡治学，必先精通一经，方有立足之本；本不立而浮泛滥收，势必莫衷一是，乱己心性，终难成大器。学者应从修身齐家学起、做起，有机遇方可治国保民。自身不修，一家难齐，用之治国，必定误国害民，遗患后世。徳不立而图建大业者，非夫子之徒也。儒学博大深奥，乃东方汉学之精魂，事于中华而绝斥儒学者，实不通儒学也。曰人维新，可有强国；中华积弱，维新不成，国是日非，其儒学之过？实人之罪也。日人之盛，唯在其善学也。吾颜氏苗裔，尤应以儒学立本，以光大儒学优秀精神为己任。西学乃西人之学，自有其精奧之处，择其精华而学之，当可有益于国，若然照搬于我中华，无异南辕北辙。故必先通彻汉学，以之去兼融西学，本固而叶茂，方为善学者矣。”

民国七年（1918年），先生时方十六岁，老先生不幸病故。衍圣公孔令贻先生和各氏奉祀官共具公呈，证明先生学业优秀，人品端方，堪为复圣七十七代传人。报当时北京政府内务部核准后，由令贻先生和颜氏族长颜怀英主持，有地方官员、各氏奉祀官和各界人士参加，在颜氏家庙中举行了祭祖就职仪式，先生便正式承袭了“复圣颜子奉祀官”的世职。

从此以后，在那动荡的年代里，在纷乱的世事中，庞大的颜氏家族的族权，封建大家庭内繁琐的家事，一齐落在了这双稚嫩的肩膀上。虽然如此，先生并未中辍学业，仍早晚攻读不己。同时，还教导几位弟妹刻苦读书。

二

颜家和孔家，祖上具有双重关系。颜家是孔子的外祖母家，颜子父子又是孔子的学生。这种老亲关系和师生关系，在两家的后世之间，仍代代保存着，关系都是很密切的。

1919年11月，令贻先生在北京病逝。令贻先生生前无嗣，王氏夫人方怀孕在身。噩耗传来，曲阜孔氏门中人心震荡，大家都为圣府续嗣的诞生而祈祷。1920年2月下旬，农历正月初，王氏夫人临娩。北京政府为确保安全，组织人在孔府内日夜监护。先生也在其列。23日（农历正月初四日），达生先生诞生。众监护人验明男身、签字公证，上报内务府核准，确立了达生先生的承袭资格。

达生先生和我家先生交谊甚厚。达生虽年少，但英气勃勃，行止端方，好学上进，先生很恭谨地以师礼事之。达生先生也敬爱先生的博学和人品，除双方平时过从外，每遇公事不决，总是请先生去共同商议。先生以自身少年莅事之艰难，深体达生先生之苦衷，凡遇事总尽力拱辅。达生先生的少年伴读刘长厚先生也讲到，那时孔府中如有事，辄传听差“快去请颜翰博”，这以成了惯常之事。

1935年1月，南京政府因“衍圣公”是封建时代的爵位，不合“共和”体制，乃明令改称“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请达生先生赴南京举行就职仪式。6月间达生先生便邀先生陪同，一齐去南京举行“至圣奉祀官”的宣誓就职仪式。

1947年夏秋间，达生先生自南京返里祭祖扫墓。一天，他携同孙夫人来看望我们，抗日战争一场浩劫，故人生死两度，国家終得再造，两位先生相聚在故里。一时间，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二人紧握着手，久久地互相审视。幸有陪同人员提醒，先生才赶忙让坐，彼此的心情稍稍平静，才慢慢谈起别后的景况，满座嘘唏，感慨万端。达生先生这次回家，时间很短，即匆匆离去。想不到我们两家这竟是最后一次在故里相聚，不久，我们一家也到了南京。

庚午仲秋，廷潮与新加坡宗人荣源君同游尼山，登观川亭，缅怀先圣业迹，不胜感慨。该亭临崖屹立，游人接锺，不失一处名胜，光柱六根而无联语，实为缺典。廷潮归试拟之，勉成数联，择选一二，藉表对达生先生的怀念：

其一：

一代圣师成千古，

百世帝王名几人。

其二：

传论语以再造华夏，

成颜渊而规范人心。

其三：

临川闻警示，克嘻勤勉；

登亭怀先圣，立志奋发。

三

先生所学甚多，唯以经史为主。先生读书时，累年积下一些疏、注、解、论之类的札记手稿，“文革”中皆被毁掉。与诗词之道，先生不太热衷，偏颇地认为是消闲寄情之小技，只于至友间，往往实在推却不过，才偶有唱和，总是连底稿也不留下。

1935年4月，日本汤岛孔庙重建落成，日本斯文会举行落成典礼仪式，邀请中国派遣有圣裔参加的代表团赴日参加典礼。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侵华野心毕露，舆论认为，此会非善，恐为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所操纵，圣裔去了，可能被羁留难归。国民党中央及南京政府决议应邀派团参加，但不许达生先生冒险前往，而另委人代替。先生便被选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去日赴会。中国代表团在日本，除参加汤岛孔庙落成典礼议式，日本斯文会还借两国儒学界人士聚会之机，举行了儒学研讨会，先生以其学识，嬴得了与会学人的好评。中国代表团终于成功完成了出使任务，安然回国了。

从六十年代初，先生被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叫去参与整理孔府档案，直到“文革”爆发后，工作被迫中断。

我以妇道人家的短见，曾多次劝先生辞掉文管会的事。辛辛苦苦干一个月只给10块钱，干一天合3毛3分，这就是先生干一天的价值？倒不如尽义务，白干，还不落拿人钱的名。每逢此时，先生总是很生气地训斥我无知、短浅、庸俗，接着就是他那一套君子义利观，文物珍贵的说教，受的训斥、听的说教多了，我把先生看得更透了。

先生对印章、字画、古玩等文物的鉴赏有很深的功力，而尤精于书法。先生无论在家或在外，求字的、带着各种文物找先生请教的人，都经常不断。无论忙不忙、累不累，也不论交谊深浅，包括请友人带来的或自己找上门来的素不相识的人，先生总是尽量不使其失望。我有时嫌烦不过，先生总是说：“人对社会有益，才有生的价值。人各有所长，也有所不能，谁都得用人和被人用。摆架子的人最臭，架子越大，人格越低。我不事生产，所长只不过区区小技，能与人有点用处，也不算一个多余的人了。”对此，先生只有人格价值的概念，而没有经济价值的概念。先生不知为人写过多少字，却从未卖过一个字，他认为，这种雅事，和铜臭绝不能沾边。在家庭经济状况最拮据的时候，亲友们劝先生说，他的字可以卖很高的价钱。从不摆架子的先生，这时却架子摆得十足，丝毫不肯通融。对他的“顽强不化”，人家只有摇头叹气，无可奈何。

先生曾研习过中医，医道还不浅，更擅长看妇科杂证和小儿病。他在行医实践中发现，很多病直接与病者的生活环境、性格心理、气质修养有关，这些病因不和病者密切接触是得不到的，医者若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势拒病者千里之外，只见病不见人，只看其表而不察其内，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医者只有将病人平等看侍，尊重他们，理解他们的痛苦，才能取得病者的信任和配合，医者在施以药物治疗的同时，还是兼施心理治疗，对其精神情绪给予疏导和调理，效果要比单纯靠药物治疗好得多。一个行医的人，不仅要能治机体的病，还是能制精神心理的病。这是先生在几十年前对中医“治本”的宗旨理论的探讨体会。先生在行医的实践中积累下很多资料，准备将来编写成书，可惜这个宏愿没有实现。

先生习医，是在抗战期间。那时，先生托病隐居家中，看到时局如此不可收拾，为今后计，决意习医于世稍进补益的实用之术。俗话说“秀才习医，事半功倍”，于是便选择了中医。先生要习医，怕风声张扬出去，不便拜师学艺，只好让人悄悄搜寻医书，或买或借，弄来很多。几年发奋苦读，终于习成。亲友间了解内情的，有人生病，便悄悄来找先生医治，包括府中的上下人，竟都成了先生初试手段的实习对象。

后来，先生经常被人请走，在曲阜乡下、泗水、宁阳、汶上、嘉祥、巨野、郓城、曹县、兖州、邹县、滕县等地的乡村中游走行医。先生为人治病，从不取报酬，村里人总是待先生离去后，大家自发地凑些粮食或其他农特土产派人送到家中来。还有不少的病人登门求医，先生总是不嫌麻烦，不嫌脏，也不许家中人稍露不悦之色，他说：“病人最怕麻烦人，讨人厌恶，心理很敏感，他人言行稍有不慎，就会给病人造成心理伤害，形成精神压力，这是很不利于治疗和病人的康复的。”

医家常说“对症下药”，先生不仅治病时对症下药，处方时，还看人下药。找先生看病的人，绝大多数是进不起医院的人。为这些病人开处方，先生总是选用既有疗效，价又低的普通药，尽量自己用草药配方，而不图省事开中成药，先生曾说：“自古凡讲医德的人都是这样，富人有钱治得起病，穷人的命也是命，而且要凭力气吃饭，即使没有钱，也得想法给他们治病。”因此，先生对各地民间流传的一些偏方、验方很注意进行收集整理，并加以研究改进，再把这些简单易行的方子通过病家传播出去。

生存的价值在于有益于人，哪怕个人的力量多么微小。先生坚守这一信条，并努力实践了。

现在，孩子们中，有学文史的、有学医的、有学园艺的、有爱书法的、有习雕塑的，但集他们姊妹几人所学，尚不如先生当年一身所学之精、之广。这也难怪他们，因为“文革”把他们都耽误了。所幸他们今天能发扬陋巷遗风，不肯自甘庸碌、奋发补救，不懈努力，尚可告慰先生于九泉之下。

四

先生莅事的30余年间，国家正逢多事之秋，战火频仍，地方不宁，民不聊生。先生牢记祖训，克己修身，以德自律。先生处世为人，一贯胸怀博大，宽和平等，这是尽人皆知的。抗战时期，先生不受日本人的威胁诱迫，坚持不给日本人捧场，不为日本人做事，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民族气节。

日本人进曲阜时，“请”曲阜的名流士坤出面欢迎，先生便托病没有去。日本人占领曲阜时，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因为日本人也尊儒崇圣，而且要以此征服人心，日军便不敢对孔、颜诸府进行侵扰。因此，近城和城内的很多人家便逃入孔府颜府中避难。先生命门房上差人开门延纳，不必禀示。一时间，府中门厅廊檐下便都挤满了人，而外面还在不断涌来。先生命家中人尽量集中，为老病妇孺腾让房间。有好几天，先生里外照应，不得休息，实在困乏不支了，就坐在椅子上打个盹。直到局势渐趋稳定，难民方陆续离去。

在曲阜地面上，日本人很希望得到圣裔的支持协作，为其出面组织维持会，安抚人心。在当形势下，倘若圣裔中有人出面为日本人做事，不仅在曲阜一会有助于日本人建设日伪秩序，而且，他们还会借机大肆宣传，在国内、国际上制造舆论，为其野蛮的侵略行为张目。当时，达生先生远在重庆，日本人便多次来纠缠先生，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企图迫使先生出面，为其驱使。先生顾及颜府几十口人及近支族人的安危，只好釆取回避的办法，对外称病，深居简出，尽量不和日本人接触。日本人对先生的不合作虽然恼火，又不敢加害于他，也便少来纠缠了。

府中常年所有之人，由主管到仆妇奶妈，有20多人，他们中，不论谁偶有过处，先生总是良言劝教，使其知错自改，下不再犯，从未对谁施以重罚。有个叫小六的人在外经常赌博，还常偷府中或他人家的东西，且屡教不改。为整肃家风，有人提出将其送官究治，先生不同意，认为送官并非善策，无异将其推入火坑。最后，先生决定将其革除职籍，驱逐出府，永不录用。小六不愿走，央求先生留下他以观后效。但大势所趋，其人不可再留，先生最后忠告于他，劝他悔过自新，好自为之，还让人支给他一点安家费。这算是先生处罚最重的一例了。

颜府是穷大家，架子在外，内里空。佣人们能得到的外快油水很少，不能按时开工钱，也是常有的事。但大家都能体谅先生的难处，很少有人辞职另就，阖府上下，相处的关系都很融洽。佣人们图的就是主人家心性好，可以不受气，不受欺。

宁阳县有我们一个远房姪子，日本投降后，因为和县长沾点亲，便借机巴结，弄了个乡长的差事。小人得志，于是就不知天高地厚起来，其跋扈乡里之风时可闻之，先生甚为生气。派人将其叫来，连训斥带说服，他却刁蛮狡辨，先生扬言要请家法治他，才迫使他扔掉乡长的差事，外出经商去了。

1947年初，世锦弟在省里某处找了个小职务，这是他初次离家外出工作。先生写信谆谆告诫他：“欲，人之性也，人无欲，即心死，至哀也。人有欲求，乃能促人奋进，社会亦得有所创新与发展。然，贪欲无限，若不加遏抑，发展为邪恶，必危世害民。因之，须以道德纲纪为度，内修克己好善之功，方可践之以仁，利国而泽民也。唯近世以来，外患内乱，战火连年，法度尽废，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至有寡廉鲜耻之徒，吸食民血，贪得无厌，上下勾结，肆无忌惮。若乃所获愈厚，人格愈卑，甚乎丧失殆尽，不耻于人。我等乃先圣裔孙，遭此末世，犹须洁身自持，纵无力济世，也不得戕世贼民，自损私徳，玷污先祖圣名，堕为不屑子孙，为世人所指。又，我等虽为圣裔，实本愚庸。做事交人，若以圣裔自炫自骄，了无自知之明，实自轻自贱也，亦将为世人所不耻。唯正直、勤勉、谦恭当先，涉世方有立足之本。”身处浊世而欲自洁谈何容易。不久，世锦弟便被辞退了。

五

外人都说 颜府的人是书呆子，不善于管家理财，以致家境日益败落。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多少辈子以来，颜府就没有自己的一亩私田，经济收入全靠祭田。祭田的多少，历代不一，古时靠皇帝赏赐，交民国以来，大概是沿袭清制。祭田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属国家所有的土地，拨给颜府就地取食——收取地租，以供日常生活之，叫做“吃良田”。这种地大约有两顷多，颜府没有所有权，不得自行买卖。这些地每亩每年收取的地租数量不一，要视土地的肥脊等级而定，一般是几十斤。种这种田的佃户，颜府可自行确定，多数是世代租种，极少的特殊情况才有变动；按国家规定，佃户享有免除一切赋役的待遇。另一种是别人的私有土地，所有权是田主的。国家从某些丰饶的县份，划出一定数量的土地，交给颜府在这土地上代国家征收土地税，国家再从该县的年财政收入的上徼国库的数额中，扣除这一部分，这种收入专供庙中祭祀之用。土地数量据说有几十顷，但自先生莅事以来，一直没有弄清楚过。往往有些土地，在颜府的地亩登记册上有户主，有地点，有数量，而到现场，却找不到户主，就没法按地亩册去征收了。因为这些土地是他人的私田，在一代代人的继承、分家，或多少次买卖易主，或多少次转手出租后，往往就弄不清头绪而迷失了。这种情况，自古有之，须经常加以整顿，重新登记造册。清理整顿，在太平年代，可请地方官府协助，进行清查，因为国家规定地方官府有给予协作的责任。若逢乱世，官府就来不及管了；遇上贪官，还要索取点劳务费，名之曰“鞋子费”。凡迷失了的土地，户主就可以既不向国家缴纳土地税，也不向颜府缴纳 ，越是长时间不进行清查，迷失的土地就越多，颜府所收就越少。

象我们这世族门第，所谓理财，不过是向田庄佃户加紧或加重收取租赋。先生执事以来，以一个儒学者的忧民之心，看到战祸、灾荒连年，大家日子都难过，不忍再去强取农民手中的那点粮食。庄子上送多少，就收多少，报灾、报荒就减。人家干脆不送，也就算了。缴的看到或听说不缴也没事，以后便也学着不缴了。府中的曰子没法过了，先生只好派管家下去，和佃户们说明府中日子的艰难，大家协商一下，人家就在缴些送来，无论收地租或地税，先生从未因此派人去找过地方官府，请求协助。关于地税的征收，再补充一句，据说民国早年间定的毎亩每年大约一、两吊钱，那时还有实际价值；后来通行纸币，其面值一贬再贬，直至形同废纸。别说人家不缴，即使收上来，也是废纸一堆。

按府中之例，每年征收上来的钱粮，除用于祭祀外，属于生活消费的部分，要在府中按支份进行分配，有好多近支人家都有参与分配的资格。大概是按照“五世别宗”的法则，五世之后，方不再参与分配。钱粮征收不上来，该领份粮的领不到手，便有不通事理的因日子难过发几句牢骚，先生无钱粮可分，也只能开导劝慰其共度难关。先生还有简任官的待遇，可从政府领一份薪奉。属于先生个人的收入，只有这一点。活人吃饭都成问题，庙中祭祀便被迫停了。整个四十年代，只祭过一次，那是日本人投降后，记不清是什么大员来参加祭孔，说要到颜庙祭坛上香，才勉力筹办的。

六

1948年春，我们全家被迁到南京，住在中山路二条巷。生活所需，全凭政府供给。当时，形势纷乱，有财有势的人都为忙出走海外而挤破头。在去留问题上，先生两头作难，犹豫不决。面临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先生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不果断，这在当时来说，对于先生确实是个不易做出决定的难题。因为时局不稳，先生在南京期间，对外界的接触交往都很慎重，浮泛应酬一概谢绝，只和达生先生等几位至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入冬后，时局更紧张了。已有不少的熟人朋友陆续离开了大陆。一天，先生问我，他是否做过坑害别人的事，我说从来没有。先生便说：“既然我没做过坏事，就不用过多担心，往后，就看时局的发展吧。”挨到年底，有一天，先生从外面回来，告诉我说，达生先生一家已由上海飞到台湾去了。还说：“我们在这地方住不起了，也不安全，得換个偏陋的小些的房子住。”好似先生已经找好地方，第二天早起，先生即催我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先生到外面喊来两辆车，又去告别房东，说我们要搬到朋友家去住，立即就催促起车，匆忙地走了。

新住处离原来住的地方很远，周围全是穷人住户，我们住进了三间小房子，别人说是北屋，我一直觉得是南屋。住在那又脏又乱的地方，看眼前光景狼狈不堪，我心里难过极了，住在那地方，我一直在掉向，连地名也记不住。

搬家后，先生连房门也很少出，没要紧事，连我们也不让随便上街，和所有熟人朋友的往来都断绝了。后来，听说和谈破裂，仗还得打，先生虽然表面不动声色，认定了不走，其实，并掩不住他内心的不安。

1949年4月底，南京解放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被作为逃亡地主收容起来，到冬天，政府便遣送我们返回了曲阜故乡。从此，先生和我们全家告别了我们家族延续了两千余年的旧的生活方式，开始了我们未曾经历过的新生活。

（侯广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