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爱的家乡，运河之都济宁，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行走中外，提起曲阜城孔子、梁山泊好汉、古九州兖州、微山湖铁道游击队，那个个是名声显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圣地、文化、水乡”是济宁的三张名片，而济宁能统辖市中区、任城区、曲阜市、邹城市、兖州市、微山县、梁山县、嘉祥县、金乡县、鱼台县、泗水县、汶上县等12个县市区则得益于大运河，是无数个偶然因素铸成的历史必然。济宁因水而立、因水而名、因水而兴。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中贯济宁，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更是一部流淌的千年史书，一条熠熠生辉的文化长廊。

浏览漫长的时空隧道，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济宁兴衰与水路交通有关。更确切的说，是与大运河码头有关，在农耕大河文明时代，通过经济内循环走向了巅峰。如今在人力的推动下，按照自己固有的社会、经济逻辑规律，在新时代中续写着自己的天命。

从历史的纬度来俯视济宁，其过去、现在、未来所发生的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而不是随机事件。某个地方、某个人、某件事都是时代产物。一个地区的衰落、另一个地区的崛起，一个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大时代背景，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济宁兴于大运河，衰于大运河。如今将再兴盛于大运河。

地球人都知道，水道运输经济而省力，但是，中国西高东低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主要河流绝大多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没有天然形成的南北水道。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始于隋唐，发展完善于宋元明清 ，人工建成的横穿中国南北，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大运河，起到了“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巨大作用。不仅在经济上保障了南粮北运，以济京师，形成了“南引吴楚闽粤之饶，北壮畿辅咽喉之势。”而且因为这一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政治上有利于封建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文化上促进了南北大交流和各民族文化心理的认同，形成了明清以来社会的长期稳定。避免了历史上三国鼎立、南北分治、五胡乱华等分裂混乱局面的出现，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也给沿河城镇经济带来了振兴。因为，在旧中国落后的农耕文明自然经济状态下，城市多是因时因地而自然形成的。特别在大运河流经的多行政区划的狭长的带状地域里，都市的形成靠的更是自然的力量，或者说是因通水、通航的需要而自然形成。于是乎大运河就有了点石成金的神奇法术，大河上下谁能在大运河河段中占一席之地，就可脱颖而出，乌鸡变凤凰。

时也！运也！命也！就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眷顾了济宁。

济宁原为不起眼的济州，治于巨野。1150年巨野水灾，遂移济州于现址。元朝灭金金后，巨野水患频繁，元世祖八年（1271年）升济州为府治，因济水南会泗河、北会汶水，它居其中而获济水之宁，故名“济宁府”。此时的济宁，虽为府治，但名声平平，一个普通城镇而已。济宁真正的崛起，还是得益于元代济州河、会通河的相继开通。可以说，有了运河，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济宁城，或者说济宁是与元明清大运河同步成长起来的城市。

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始于隋唐时期，而它与济宁的结缘，则是在之后的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移到北京，华北地区需要更便捷的方式直通经济发达的江南，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南北之间的水运距离。济宁河段在运河全线水路交通的位置与作用至关重要！当年京杭大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极高，可与四川都江堰媲美的“南旺分水岭枢纽工程”就建在济宁。“运河之脊分水工程”的建成和利用，开创了大运河航运史上的新纪元，使引汶济运之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为实现南粮北运，它担负着每年数百万石漕粮运输任务，是历代王朝的一条名副其实的生命线。史籍称济宁为“南控江淮，北接京 ”；“处漕渠之中，襟带四方”；“闭则为锁钥，启则为通关”;也就是通常所说“济宁通则全河通，济宁不通全河停”。正是因为济宁独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才使得济宁有了发展成为运河之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元明清三代的济宁，朝廷关注，正一品、从一品封疆大员重臣驻节，运河总督衙门下属机构众多，当时的济宁就有“七十二衙门”之称，百官聚集，千军防守，万马奔腾，当然地成为运河全线的政治中心；一水关南北，百里万夫吼，千帆竞发，万民汇聚，人口和城市日益扩张，使济宁成为具有关键性的沿运重镇。如此之下，商贾云集，百业俱兴，成为了江北最大的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运河为济宁流来了信息、财富、技艺、人才。竹器业、药材业、铜器业、皮革业、酱菜业、烟草业、点心业等百业并举，当铺、钱庄、粮行、茶楼、饭店、戏院、会馆、教堂等遍布大街小巷。

当时运河上的船只，帆樯如林，纤夫的号子声，此起彼伏，经夜不息。河两岸，五彩百货，堆积如山，北口的皮毛，江南的竹木瓷器，各州、县的农产品，多在这里集散。白天市场上的贸易者车水马龙，夜晚更是灯火辉煌。任城闸（小闸口）和飞虹桥（南门桥）之间，是市内繁华的中心。车铺面坊，栉比鳞次，商会衙行，竞相争市。戏楼酒馆，灯红酒绿。一时济宁成了万商往来，四海绵历，“舟船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经济、交通中心和文人墨客荟萃之地。。总之，正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作用下，济宁才得以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   

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漕运的败落、清朝中央集权的式微和东部沿海以西方因素为导引的工商业的崛起和扩张，济宁同整个北方内陆运河地区一起急剧衰退，并在山东乃至全国经济的层级体系中迅速向边缘位置滑落。

在中国由晚期帝制时代向早期现代转化过程中，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分水岭。1901年这年7月2日，清廷颁布一道重要诏令，停止征收和转运山东、江苏、浙江等濒海且有运河通过省份的漕粮，改征实物为征银。清政府发布停漕令、撤销大运河统一管理机构后，京杭大运河正式断航。

其实早在近半个世纪前，清朝的财政运输体系就因太平天国战争瘫痪了，这种税赋折银的方式已经在长江中游各省试行，后来逐渐推广到中部和东部各地。 

1902年，清廷又诏令宣布裁撤设在济宁的管理北部运河和黄河事务的东河衙门。至此，作为明清帝国的生命线的漕运正式谢幕。

漕运的终结首先在沿运河地区产生了严峻的后果。自15世纪初明朝重修运河以来，运河沿岸地区，特别是北部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城乡生产的商品化促发了城市化。然而，对运河沿岸的北方工商城市济宁来说，其崛起与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几无关联；政府主导的漕运和私人的长途运输贸易直接启动了其商品化和城市化，并支撑其持续性繁荣。

为了保障帝国的供给和安全，明清政府对运河倾注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严格周密的管理和监督。自19世纪中叶以来，漕运体制和运河基础设施迅速衰败，大运河逐渐丧失交通运输的枢纽地位，运河地区已不再是朝廷的中枢策略考量的对象，运河的凋敝严重影响了济宁的生存和发展。至此济宁进入了经济败落、城镇凋零。    如今的济宁，在从东部袭来的大浪潮下，发生了结构与取向的变迁。

山东省明清时期以济宁、临清、西部运河带为中枢的中心—腹地的层级结构发生着根本性的逆转。济宁不可避免地被排列到一个边缘腹地位置。济宁原来在全国作为一个经济枢纽的地位荡然殆失，其对山东西南部的经济辐射力也大不如前。已失去了大哥大的地位，沦为了三线城市，它的荣耀已被后起之秀省府济南、沿海城市青岛和烟台遮掩了。失去了明清时期，中国最重要的“运河之都”“江北小苏州”的光环。古桥纵横、河埠林立、古屋比邻、巷弄交错、百家经商的运河风光都成为了历史记忆。其黄金时代早已驾鹤西去。  

不过相对而言，济宁的境遇要好于大多数北方沿运地区。尽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中断，济宁段的运河水资源还是十分丰富，足以支持局部性船运。事实上，济宁南抵江苏北部的运道一直畅通。因此，虽然济宁的地方经济失去了广阔延展的契机，但尚可以在相当的区域范围内往来循环。在1912年南北铁路大动脉及现代公路出现前，济宁段的运河仍是货运最主要的通道。

现在，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21世纪的和平崛起，京杭大运河复航又一次重新提上了日程，在目前济宁已具有较为优越的现代铁路和公路系统，加上可以局部使用的运河等水路，不久的将来，发挥黄河悬河优势，用现代最科学的方法开通京杭大运河穿黄隧道，待京杭大运河全线复航后，航道将由德州市出山东境，尔后还将连通雄安新区。同时这也意味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的白洋淀水系，或将通过京杭大运河与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的微山湖贯通，再一路向南直达钱塘江入东海。

京杭大运河今年全线通水，济宁梁山之南（黄河南）已经全线通航，大货轮可以通达五湖四海，下一步穿黄复航也不远了，目前济宁运河新城正在抢抓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战略发展机遇，深入挖掘历史悠久的隋唐运河古道和明清漕运盛世文化优势，不断壮大智能制造、商贸物流、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产业优势，积极承接主城区疏朗城市空间、拉动都市区西跨的城市功能，按照“三年成型、五年成势、十年成城”的规划目标，打造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副城区。届时济宁这个古老城市就会走出通江达海之路、改变地方经济取向、完成经济转型，全面开启济宁大运河新时代！向二线城市进军！运河之都就会再现鼎盛时期的辉煌，从而进一步激活大运河文化基因密码，为中华文化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简介

陶成桥，男，大学文化，山东省嘉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休干部，高级经济师，原县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先后在《中国文艺》《中国作家网》《散文世界》《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山东劳动》《济宁文艺》《吉祥文化》《麟乡春秋》《麟乡风采》等多家报刊、杂志、图书、网络发表论文、诗词、散文、对联上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