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荪的《浦阳镇》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化小说。作品以三代人的爱恨情仇阐释外来民族与湘西土著的交融过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小说的重点是文化融合，这种融合交杂着心理的阵痛，传统的扬弃和未来的憧憬。既有湘西浓郁的地域风情，也契合了民族融合的普遍性文化母题。李怀荪特别重视历史文化呈现过程中物质载体，对地方戏曲和巫傩文化的记录与描写细致入微，以此折射了湘西人对人生的价值判定和对生死的基本态度。小说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截然不同：叙述语言简明直接，与普通语言别无二致，人物语言的特色却很强，掺杂了湘西特色的方言俚语，神秘符咒语言、地方戏和人物对话，这些都给小说增添了别样的趣味，增加了小说的文化含量。

评论者刘起林认为：从某种民间性的文化视野和价值立场出发，重新建构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叙事。这类作品往往依托中国本土、民间的文化资源，重新设立审视现代中国历史 的意义框架，以一种“民族秘史”的叙事范式，来超越红色文化本位的“正史”叙事。《浦阳镇》在这方面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努力。某种意义上，“‘湘西’是一个地理、文化与历史的综合实体，是现代理性带走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诗意化想象之后，当代想象中所剩不多的神秘符号之一“李怀荪的《浦阳镇》正是以其传奇性、故事性、神秘性，唤醒人们诗意的想象和理性的思考。

《浦阳镇》以“长河小说“的构建形式，娴熟地以湘西民俗为背景，通过叙述张、龙、刘、麻、石等家族的兴衰成败，荣辱沉浮，展示了千年古镇浦阳的盛衰过程，并通过对各阶层、各个职业的描写，全面概括了湘西人的生存世界和精神世界，作品题材的新奇性和传奇性是显而易见的，对湘西民俗细致准确的描写更是吸引人的眼球，无愧于“史”的称号。然而，正如沈从文在《凤凰集》提到的，这些新奇和神秘“背后所隐藏的悲惨，正与表面所见的美丽成分相等”。在湘西民俗、风气和习惯的浸润下，湘西人有着无奈但必须吞咽的“苦酒”般的人生。

一、湘西女性：氏族遗风与封建宗法的承受者

凌宇曾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一书中，将“湘西”界定为一个原始氏族遗风与封建宗法关系并存的社会。前者意味着自然性、原始性、野性的遗存，后者则是规范性强制性的体现。二者看似矛盾，在湘西女性那里却奇异地融合在一起。

湘西女性在原始氏族遗风下的张扬和恣意。这主要体现在女性对爱的主动且大胆的追求。刘金莲不满未婚夫张复礼的恶行，转而喜欢上了又丑又矮但诚实可靠的麻大喜，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她不顾女儿家的顔面，半夜进入麻大喜的房间，声明她是麻大喜的人，甚而，她为了反抗婚姻并和麻大喜在一起，一个人冒着风雪去麻家寨，表明自己就是麻家的人了。除了刘金莲，张玉凤、兰花等人对爱大胆追求的勇敢亦让人佩服。张玉凤几乎是炮制了刘金莲的追爱过程，送手帕，扔戒指，再加语言上的大胆，玉凤由痴情衍生出的大胆让人难以招架；兰花则是直接以处子之身表明自己真正的心意。

湘西女性在封建宗法关系下的压抑。一曲哭嫁歌唱尽了女儿的心思。作者笔下的湘西女性，婚前与婚后有着鲜明的对比。婚前，她们能够自由地寻找爱情，发泄自己的情绪，可以向父母撒娇、耍泼；婚后，她们要想着怎样讨得丈夫的欢心，全家人的欢心，怎样稳固自己的地位，刘金莲讨好公婆，主动请缨收购桐籽，步行70里山路只为收购桐籽，少女时代的娇媚被生活的重担一一磨平。这，只是普遍现状。压抑到极致的女性莫过于寡妇了。湘西多寡妇，对她们却只有“好媳妇”的称呼，刘金莲守着活寡，人前光鲜，架子摆得十足，努力做着身为“好媳妇”应该做的事，但再多行为也弥补不了当年的一次报复，洗不掉流言碎语，“指背煞”跟随着她的一生甚至她的儿子、儿媳。邬月娥为冲喜嫁入杜家，没享受过一点新婚的喜悦便成为寡妇，唯一的寄托却只有过继来的儿子安放，安放享受着从未做过真正妇人的邬月娥的母爱。在一个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湘西的寡妇们一遍又一遍地寻找着“乾隆通宝”，发泄着自己无法实现的渴望。她们唯一能够发泄自己渴望、委屈的途径，只有“乾隆通宝”。与之相对应的是，身在湘西的寡妇们尚且可以如刘金莲、邬月娥一样相互熨贴，而身在汉口的小芸却只能在芳草第，默默以泪品尝荒草般的人生。在这里，作者因为对受难女子的书写已不仅仅局限于湘西这一地区，而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

封建宗法关系对自己的压抑，湘西女性是没有知觉的。但对苦难的感知却是敏锐的。湘西女子以其特有有宿命观对抗苦难。邬月娥成为寡妇，从来没有责怪过身为媒婆的刘金莲，认为这都是自己的命；小芸郁郁而终，从来没有责怪过丢下自己不管和张复礼，认为这是自己的命。她们以宿命观品尝自己的苦果，却不忍责怪任何人。正是对苦难的共同感知，湘西女人以一种宽容和体谅，体贴对方的不容易，试图消除对方的负罪感，阿春对刘金莲的体谅与刘金莲对阿春的体谅，这两个曾经肆意张扬过青春的女子都竭力曾经的错误怪到自己身上，竭力诉说对方的好与善，她们默默忍受苦果的姿态着实让人心酸，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消除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另外，露娜作为西方女子，且是女权主义者，与湘西女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许多人看来，湘西本来说是封闭的代名词，来了一个露娜，这本身就是一个异数。露娜可以和丈詹姆斯一起来中国做生意，刘金莲却成为丈夫眼中甚至心中的绊脚石被远远丢在一边，声称让媳妇代替自己孝敬父母。湘西男性可以出走，女性却不能出走。她们执着而痴情地固守着夫家的一切，任劳任怨。并且，由于露娜的身份及其文化背景，使得对这些湘西女性的观照有些特殊的视角。露娜赞美刘金莲忍辱负重、坚强不屈的品格，认为“西方女性所望尘莫及的”，赞美娄听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是中国的娜拉”，露娜的评价虽然不那么准确，但从侧面体现了女性生存的艰难及其令人敬佩的品格和精神。

二、湘西原始风俗的真实写照

湘西风俗浸润着湘西人情世俗、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湘西人生于斯，死于斯，既创造了极其地方特色的风俗，又依赖于这风俗。书中以浦阳为中心，描绘了浦阳一带的风土人情。对以浦阳为代表的湘西风俗的细致描写，成为《浦阳镇》的特色部分，同时，在小说结构，人物心理等方面也起着巨大的作用。

湘西风俗作为历史和时代的见证者，目睹人世沧桑，甚至因果轮回。全书以万寿宫“上会”始，也以万寿宫“上会”终。往日“西帮”三十六罗汉变为十八罗汉，转而变为十二罗汉，“西帮”日渐衰落，摇摇欲坠，乃至万寿宫“上会”因经费不足而被迫中止。护航神鸦护送着一批批船客，见证着同伴和死去和金替身的到来；当船把佬戳穿金神鸦只是镀金的之后，护航神鸦又见证着洪水包裹着张复礼和玉凤的生命扬长而去。生命正如水逝，神鸦作为保护航行平安的吉祥物，或谄媚，或正义，或贪婪，但毕竟是这些长期与险山恶水打交道的人们乞求生存的信仰。

湘西风俗是湘西山民心目中的救命神医。巫医一家，对湘西人来说，生老病死，医生救不了的，找老司，老司救不了的，找医生。老司和医生都救不了，那就只有认命了。当刘昌杰病情严重时，刘邬氏想起了“拜星辰”；火儿瘦得皮包骨，阿春和石老黑想起了“烧火胎”；当瘟疫袭来，“游船掳瘟”开始了，当据说携带着瘟疫的船离浦阳镇越来越远时，瘟疫似乎也离浦阳镇的百姓而去，果然，那次瘟疫没传到浦阳。老司是沟通阴阳的使者，为在阳界的人求得安康。但老司的法术不总是尽如人意，本借了18年阳寿的张恒泰只多活了5年，虔诚地“拜星辰”也没能挽回刘昌杰的命，三天即驾鹤西去，这些遗憾几乎都成了老人们的命数与缘法。作者通过印秀才和张复礼和对话戳穿了护航神鸦的说法。对于救那么多湘西人性命的老司却是不忍揭破的。

湘西风俗是人们情感的精神寄托。麻大喜将自己对刘金莲的爱意刻进了观音像上，刘金莲靠固执而执着地给酷似自己的观音像上香表达自己的一些“忘不了”，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全通过观音进行，观音已成为二人情感和信仰的寄托。湘西人们相信那些吉祥的预兆，只要老司掷出的卦是吉卦，他们就相信事情一定会获得顺利，比如邬月娥就因为老司掷出的吉卦相信杜英孝一定会好起来，才坚持要嫁给杜英孝。湘西人相信老天给出的预示，因此，几乎每个职业开始前都有一个祭天仪式，以示吉凶，船把佬，排古佬之类的职业尤信这个，蜈蚣旗被吹落，杀鸡掩煞却没有砍中公鸡的脖颈，这些对于排古佬来说都是不祥之兆。

湘西风俗具有叙事的推动功能，甚至本身就充当情节的一部分。书中人物一个念头想起要做某个法事，虽然没促进情节的发展，但使书中的情节便得到缓冲，调节紧张气氛，如当刘昌杰弥留之际，刘邬氏想起“拜星辰”。湘西风俗亦可充当有效情节，推动故事发展。龙法胜要给火儿“抛牌过印”，在哪儿做成为关键，在龙法胜家做，火儿便成为龙法胜的上门女婿，在火儿自己家做，旺儿就成为上门女婿，这是关系火儿与兰花幸福的大事。“抛牌过印”最后在火儿自己家举行，火儿、兰花和旺儿的感情纠葛便得到了交代，火儿多年不娶也有了原因可循。促进故事出现小高潮是修普光寺，麻大喜为雕刻观音再次回来，麻大喜与弟媳阿彩会有怎样的结局、麻大喜与刘金莲的感情又会有怎样的牵绊，这些疑问一下子使故事紧张了不少。请老司“踩桥”、做“翻解道场”，这些风俗将火儿抬到幕前，交代了火儿的所思所想。

另外，浦阳镇百姓的闲言碎语似乎也成了当地见怪不怪的风俗之一。浦阳镇百姓的嘴巴是厉害的，逼得张复礼、刘金莲几次离开浦阳镇避风头，最后竟把唯一有可能重振浦阳的张钰龙也逼走了；浦阳镇百姓的嘴巴是盲目的，别人说啥他们就信啥，长疤子等人轻而易举地利用浦阳镇百姓的嘴巴传着刘金莲的流言蜚语；浦阳镇的嘴巴是谄媚的，龙永久被“打瓜金”，龙永久摆摆架子便压下了这些人嘴巴；浦阳镇百姓的嘴巴是八卦的，爱打听私密的，关于刘金莲的流言从刘金莲做女儿到她成了奶奶，这些流言从未停歇。然而，浦阳镇百姓的嘴巴有时候又是最接近真相的，不然，刘金莲等人就不会如此害怕那些百姓的嘴巴了。作者笔下的浦阳镇百姓，活画出了浦阳镇的落后、封闭和保守，从这一层面来说，作者为浦阳镇的衰落分析出了一个可靠的理由。

作者叙事方式有些特点，可以视为真实再现历史与时代撞击下的地方志，其主要理由表现在：首先，人物写到哪，介绍哪儿的风俗习惯和景色，张复礼要筹备万寿宫“上会”，作者便开始写万寿宫的来由和“上会”的来由。其次，填充式叙述，为了详细全面地展示湘西各行各业的状况，作者总是让笔下人物、事件出现一些转折与空缺，相应的，湘西的历史文化便写进去了，如张复礼忍受不了家中的生活，想外出，正好张复万从汉口回来，想要浦阳这边补个东家过去；再如船缺船把佬，便出现了招人时一连串富有地方特色的问题和对答。再次，正述与复述共生，已经发生了的较重大的事，往往有人再复述一遍，例如复述打虎匠之死，之前正述部分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却还要再复述一次，这样的重复虽然显得有些累赘，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打虎匠的英雄色彩和悲剧气息。最后，英国人詹姆斯和露娜的加入，使得作品叙述有了一个新奇的角度，他们对事件的不同看法，都可以作为对湘西人看法的一个补充，达到了复调的效果，丰富了读者的视角，成为一部反映苗族人民精神历程有着深刻穿透力和现实镜照意义的书，是新世纪苗族文学的新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