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见：当这位74岁的老人在灯下提笔写下一部四十余万字著作的前言的时候，当这位83岁老人的人生余晖即将吞噬他脚下大地的时候，他最后改定的这部书一定价值深沉意义非凡，这就是著名诗人邵燕祥先生人生的最后一声长叹--《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这部书不是哲人的预言而是圣者的血泪，不是年轻欢快的歌吟而是遭遇加身生命悲怆的告诫，不是时代的黄钟大吕而是直指人心的幽深长调。这部书是历史的刻度，是人性的试纸，是良心的指针，它告诉我们：历史往往是周而复始的年轮，忘记历史就意味着对祖先苦难与生命的背叛。

中国当代史上写反右和文革的文章很多，但从思想史上勾勒一个紧跟时代，才华横溢，要求进步的青年何以会在不经意间被打成右派，从1957年下放到1978年重出江湖，从25岁到45岁，人生最美好的岁月被压制，人性最闪光的真善美被打击，并且是同时涉及全国几百万文化人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以及一地鸡毛美梦破碎后再也无从收拾的幻灭，其背后都是社会大背景的变幻不定与斗争定式作祟。

一、黑暗里种下光明的种子。作者从1945年13岁的自己开始写起：“我如饥似渴地要读课外书，读原先不曾见的新书，参加自由读书会。”读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被“建设一个和平的民主的自由的统一的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所吸引，被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展现的壮美诗意所俘获。国民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百万知识分子包括年轻学生推向了共产党一边。特别是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和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让“我和我的同伴，随时准备着为把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而献出自己”。因为闻一多是作者的偶像，是诗人更是战士。闻一多推许艾青、田间，我便也跟着推崇艾青和田间，并因此发出“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的豪言。

二、真诚的向往和虚构的歌颂。作者写道：1947年，我对延安的印象完全是从第二手的书面材料得来的。柳青的小说，鲁藜的诗，李季的拟民歌，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艾青的纪实长诗《吴满有》，韩启祥的纪实唱词《刘巧团圆》；他们加入到我向往的知识分子何其芳、丁玲、吴伯箫们的队伍，一起形成一幅延河边熙熙攘攘融融泄泄团结起来建设新生活的画卷。这年的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孟启予以有力的女声发问：“我伟大的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的同胞哪一天能过上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有一支《青春进行曲》是我最爱唱的：我们的青春像烈火样的鲜红/燃烧在战斗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的英勇/飞翔在暴风雨的天空/我们要在荆棘中烧出一条大道/我们要在黑暗中想着黎明猛冲！

作者写道：我是唱着歌走向“五*二〇”运动的。我在1947年的那个“红五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毛泽东对此作过“第二条战线”的评价，当时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的形式广播。1947年的秋天我14岁，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这是我的成人礼。偶从鲁迅那里读到的警句：名列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祝》）“真是掷地作金石声。我把鲁迅者两句散文，用诗的形式分行排列，写成我私心遵循的座右铭。”

三、短兵相接与接花移木。1948年中共中央公布的“五一”口号中最中心最显豁最响亮的一句：“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作者在1948年8月10日参加中法大学入学考试，8月17日从《平明日报》上看到发榜消息，被录取为法文系一年级新生。8月19日国民党大肆逮捕学运骨干，被捕的同学们在庭上高唱《跌倒算什么》：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些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同日，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每300万元法币折兑1元金圆券，并限期收兑人民手中的黄金白银及外币，逾期不允许任何人持有。到处是一片叮叮当当兑换金圆券的末世景象，蒋家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于是，作者不能抑制亦步亦趋的激情，在笔记本里写下模仿的诗句：“最好的歌，唱给毛泽东”。是的，毛泽东不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吗？这已是后觉者的诘问！

四、列队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1949年初，全中国都在躁动不安中。解放大军在南下的路上，作者有诗云：天上挂着金黄的号角/吹动霜风比天高/沿着津浦路夜行军/大军汹涌像海潮/踩倒路旁枯败的衰草/霜皮冰碴结上靴腰/我们望着黑暗的远方/如一串熊熊野火向前烧。毛泽东在淮海战役决战的时刻，发表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谁也不会想到，二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的专政队伍里，包括作者在内的这些人都被勒令反复学习甚至背诵这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他们几无例外地成了杜聿明的后继者，而毛泽东依然运筹帷幄之中。回忆昔日的情景：1949年1月30日下午，部分解放军从西直门进城，我在东四牌楼人行道上，借了商家的板凳站上，宣讲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约法八章”。2月3日，在东交民巷夹道欢迎了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归来急就了《骑兵》一诗，最后的两句是：好啊，你来自民间的骑兵！/好啊，你来自民间的战马！因为大军即将南下解放全中国，将有大片新解放区，需要大量的干部，尤其需要知识分子干部。3月3日，作者报考华北大学，开始了准军事化的生活。此时有歌词一首表达了当时激动和期待的心情：到达 到达 我们要/到达 到达 到达/光明的儿女向太阳/年轻的水手望灯塔/出发 出发/天下最难走的路/都在我们脚下/迈开吧脚  背上吧枪/打到江南去/我们朝着胜利出发/今天出发 明天到达/进军的号角：抵达--抵达！在这首词的前一页，是3月2日的小诗《黄昏》：黄昏像眼泪/从你的眼睛/淌......进我的眼睛/像羽毛  轻轻/落进你的手心/你手心扣住我的心/黄昏/像烧烬的灰尘/风中飘起又落下/不再飞 沉沉。这也是真实的感觉，但是纤细的，与那刚性的声音判若两人，却同时存在作者的身上。

通过在华大的学习，作者全盘接受了“立场先行”的“理论”，实行这种理论最不费力。八年之后在反右派斗争中，突然泰山压顶，倾盆大雨的批判，所有想不通的难题，拿“立场”一扣，迎刃而解。1949年6月1日，作者到位于西长安街3号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上班，成为资料编辑科的一名见习编辑。他感叹道：我成了新政权的既得利益者。我在诗里悬想过、歌颂过的新中国，真的出现在眼前了。并在10月4日这一天，写下了一百多行说唱节律的《歌唱北京城》，结尾处归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万岁，我们有了领袖毛泽东”！

作者反省到：我在20世纪50年代一度得以冒出头来点缀文坛，甚至由此浪得虚名，是以许多文学前辈退出创作为代价的。不仅在文学方面，而且在机关工作里，我都应说是这一革命大变动的受惠者以至既得利益者。由于自以为找到了思想的归宿，我放弃了怀疑，从而也放弃了思考。仅仅几年前，我还是一个自由、平等的追求者。1949年，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这样做，基于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新中国是我们的，我们要维护党和人民政权。只要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巩固我们打破旧秩序后建立的新秩序，不管程序上怎么样。何况现在是革命时期，革命是不受任何清规戒律束缚的！

冷静地回顾一下：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就其广大的作为基干的成分来说，局限于宗法社会小生产的政治经济眼光，局限于“三国”“水浒”为参照的文化层次。尽管领导层强调今之革命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农民暴动、农民革命的区别，在于有无产阶级即共产党的领导，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却无法真正消除历史的胎记。

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群众运动。1950年，那时的作者在同事中是年纪最小的，待人接物还有几分腼腆，更重要的是还没赶上让他锋芒毕露地“杀”上第一线的机会。此时，作者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诗歌偶像：马雅可夫斯基。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的一句话，说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于是，在形式上，作者在1955年秋的青年积极分子会上写了《青春进行曲》，1956年3月写了《三门峡放歌》，都用的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所谓“楼梯式”。1951年，既是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的一年，又是展开“三大运动”的一年。三大运动指的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1951年8月，作者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此，作者感叹道：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的出版，对我来说，主要意义在于表明，我的写作通过了政审，证明我写的“对路”了。几乎从1949年10月4日写《歌唱北京城》起，我就自发地选定歌颂是我的主调，因为我所期盼的新中国、新社会已经取代了我所株诅咒的旧中国、旧社会。

1951年秋天，轮到我参加新解放区的土改了。1952年2月6日土改工作团从兰州回到北京。喘息未定，2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布了三反五反运动的动员令。所谓三反，是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所谓五反，是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1953年起，是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不少党史教科书里都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不论是从1952年末，还是从1953年末开始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实都比过去宣布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然后才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了。这可绝不是小事。

1952年下半年，有一种信息悄悄走进我的视野，在医治战后遍地疮痍的同时，大地上开始迈出了建设的脚步。作者写出了《到远方去》《桥》《在夜晚的公路上》《她们来到新城》和1953年“五一”写出的《五月的夜》。

1953年7月1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申请书有如下的话：父亲母亲都不如党亲，亲爱的党抚养我成年。三声呼唤我的党，请审查这样一个共青团员：从他开始懂得人生，他就走上你指出的正路：你使他懂得了痛爱和痛恨，他身上有了忠实和勇敢，除了阶级利益他不再要求什么，工作在、歌唱在炽热的火线......

1954年，作为中央台派出东北记者组的记者，作者抓住这个向往已久的机遇，走向基层，走向工人群众，走向热火朝天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现场。写出了著名的《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十二个姑娘》《我们爱我们的土地》。一些片段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我们爱这颗农业合作社生产的麦穗/它衔着六十五颗麦粒/滋养它的是一冬的雪水/还有雪白雪白的肥田粉/中国的土壤是温暖的土壤/有什么美好的种籽不能萌芽？

1954年秋，作者编定了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9月15日，作为记者，在怀仁堂听毛泽东对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们致大会开幕词，他在最后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作者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我的掌声顿时汇入了全体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的波浪。这斩钉截铁的结束语，简直是极富鼓动性的自由诗。我一下子觉得我所有的诗都是毛泽东如诗的话语的注脚，我的心和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我以我的自由诗能引毛泽东为同调而感到欣慰和光荣。

其实，在当代文学史上，1954年，更是不能不重墨记下：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发展到--甚至可以说跳跃到对胡风的批判。

六、大张旗鼓地违反刚刚制定的第一部宪法。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对一代起步学写新诗的人影响甚大。这诗丛的第一辑收入了艾青的《北方》和《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冀汸的《跃动的夜》，绿原的《童话》，鲁藜的《醒来的时候》，邹荻帆的《意志的赌徒》，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孙钿的《旗》，胡风的《为祖国而歌》和他编的《我是初来的》。作者感叹：如果他们不集合在“七月诗丛”的旗下，我怎么能一下子读到这么多好诗呢？

在80年代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是胡风坚持的鲁迅主张的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触犯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因此被认为故意挑战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权威。胡风所犯的大忌是他不懂得党所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要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党要批评谁就批评谁，党要谁作自我批评，就该谁做自我批评，才是正理，不是任何人想要批评谁就能批评得了的。平心而论，真正“书生气十足”的恰是胡风等人。因为周恩来在重庆时期就明确地告诉胡风，“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并要他“改变对党的态度”，但胡风却没有真正明白周的意思。而那时包括作者在内的绝大部分人，是相信党胜于相信自己，甚至可以说，忠于党的意志，而不再忠于常识，不再忠于自己一手的感觉和原有的信念。认为以党的思想为思想，以党的领袖的头脑为头脑，是“比较地最省心、最省力”。

1955年，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索，由于江青的插手，毛泽东的批示，一件学术上的研究讨论，骤然上升为“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对“资产阶级权威”的讨伐，进一步树为标兵，推为典范，就使思想文化界一下子弥漫着火药味。据此，毛泽东从胡风们身上不仅看到大规模“镇反”后仍有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危险性，认为印证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严重性。

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典型代表，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头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成为大陆舆论隔空对打的最大标靶。1955年的思路就是1966年思路的雏形。为防止“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批“二胡”“二梁”运动就此展开。从文学到政治，从胡风到胡适，从梁漱溟到梁思成，倾盆大雨般的文字狱从此开局。新中国刚刚通过的《宪法》，没有套住中国革命的这头野马。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像一句谶语，记下亦步亦趋的中国老是比苏联晚一步。1955年，苏联平反了过去几十年的冤假错案，而我们却造成“潘（汉年）扬（帆）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和由之引起的肃反运动中的扩大化；1954年，苏联已经开始正视农业集体化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力求纠正和弥补，而我们却从1955年下半年起，以掀起“冒进”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加速对农民的剥夺。

七、事情正在起变化。1956年1月15日，在万头攒动的天安门，毛泽东登上城楼，宣布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在一个当时拥有六亿人口的落后大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步飞跃到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应该是一个奇迹；而在这片土地上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营工商业者，以至小业主们，全都表示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财产，兵不血刃而竟社会主义革命之功，更加是个奇迹。

作者在急就章《新的歌》中高度评价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这是攻打冬宫的/大炮的回声。”又在1月16日急就了《一个农民向毛主席说》：“这锣鼓高敲/这红旗飘飘/好像是提前闹元宵！//我们全体社员大会决议：正月新春请您来瞧瞧----”1956年春节，作者是在三门峡工地度过的，并全然沉浸在对于三门峡工程的浪漫主义预期，和征服地球、命令自然的谵妄幻想中。继1955年写的《黄河》《致黄河》之后，又写了《三门峡放歌》《走敦煌》，1959年又写了《故乡》。

作者沉痛地忏悔到：我这是以帮闲的姿态参加了“三面红旗”浮夸欺人的大合唱。而我长期以来还颇为这些诗中的警句自得，扪心自问，何以面对那些背乡离井、备受煎熬，甚至在“三面红旗”下饿死病死的老少乡人！良知何在？人性何在？能够仅仅推说不知情来原谅自己吗？单是面对自费印刷《黄万里文集》，其中表现的兼具中国传统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优秀品格的黄万里先生那份执着，那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更是高下立见，忏愧无地。

作者中年以后才意识到：只有真正的文学大师、卓越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才能超越时空，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共赏。而年轻时的我也曾是雄心勃勃的，以为我们这一代人生逢一个几近于开天辟地的大时代，真正的历史是从我们手里开启的。

1956年中旬的某一天，中央台传达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作者写道：我听着，每一句话说出来的事实和判断，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如雷轰顶，我的头以下大了，陷入麻木，呈现空白，有片刻甚至听而不闻。斯大林会犯错误，且是严重的错误？能够眼也不眨地杀了那么多人？我歌颂过斯大林，那感情是真的，难道我被欺骗了吗？文艺作品？教科书？党的文件？......什么是真的？我怎么没有一点预感？如果我生活在苏联，我会有所察觉吗？我会成为告密的对象，成为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吗？如果不幸如此，我也只能像那些“忠诚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的苏联公民”一样，至死还把一线希望寄托在斯大林的身上，以至在枪口前，最后一次喊出“斯大林万岁”吗？真是太可怕了。所有人走出灰楼大会议室的时候，都低着头，沉着脸，这一记真实历史的重锤把我们都打蒙了。

包括作者在内的那一代人，很缺乏现代人权和法治观念。同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主管政法工作的董必武呼吁健全法制，也是空谷足音，响过去就完了。“党是领导一切的”。转过年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理直气壮地把所有主张“司法独立”“公正执法”以至“无罪推定”的法律工作者，甚至只是要求切实立法、健全法制的人，通通打成坚持资产阶级法律观点，在法律界争夺领导权的右派分子。几十年以后人们最常引以为例的，就是刘少奇这个曾任国家主席、委员长、党的副主席的人，却不能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任何庇护，最终竟不能免于被非法逮捕、关押并迫害致死。

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的铁幕，让人们看到了北方那一片曾经让人无限向往的土地上，积年凝结的血污。为解决斯大林问题面世后引发国内问题的对策，毛泽东在1956年四五月间先后提出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论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1956年中国的文艺领域，趁着“百花齐放”的气候“放”出来的第一朵鲜花或第一株毒草，就是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之后，《人民文学》又发表了特写式小说《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都是写的逼近身边的现实生活。秦兆阳化名何直针对当时僵化的文艺理论写出纲领性的长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份，提名萧乾参加《文艺报》编委会，并任《人民日报》副刊的顾问。在胡乔木主持下对《人民日报》改版，第八版增加副刊，在每天副刊的头条位置，固定的花边框框里发表一篇八百来字的杂文，可谓创举。这个八版杂文拥有大量读者，并推动了杂文这一体裁在中国大陆的“复活”，虽然只有近一年的生命，以它为代表的50年代中国杂文，却以短暂的“黄金时代”载入现代文学史。尽管后来包括严秀（曾彦修）、回春（徐懋庸）这样的老党员在内的作者几乎被一网打尽，打成右派。

1956年是多事之秋。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说：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国内的基本矛盾已经表现为如何提高落后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生活需要。在不久以后的党内会议上，毛泽东却说：他根本不同意这一重大提法的改变。党内裂痕显性化。这一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波兰、匈牙利“出事”了，华沙和布达佩斯的风云变幻，让人想到苏共二十大掀起的一股强大气流，使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震颤起来，开动了思想和言论的机器。波兰冒出一个哥穆尔卡，匈牙利爆发了针对苏联驻军的街头运动。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尖锐的指出斯大林问题和官僚主义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从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毛泽东那里形成的最突出的印象和联想，一为这场事件是“裴多菲俱乐部”的一批记者、作家煽动起来的，二为必须把“群众闹事”消灭在萌芽阶段。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主义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作者总结说：像我这样的人，在苏共二十大时悚然而惊，没有想到斯大林会犯错误；波匈事件后又一惊，没想到共产党领导的国度，也会有群众起来抗议只到造反。但我并没有如有些批判我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发生动摇。

八、“毛选”第五卷是了解1957年的钥匙。1957年元旦，作者和舒小兵、沈仁康合作的组诗：《1957：好》在《中国青年报》用一个整版刊出。作者写道：这些配以小幅题图的抒情或兼叙事的短诗，都是明快、乐观的，既是对祖国的祝福，对青春一代的祝福，也是我们的自我祝福。作者对将要发生的事变，对毛泽东亲自领导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右派斗争，没有一点预感。

1957年4月底，中共中央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整的是党员干部身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号召全国各界的人帮助党整风。5月，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通过党组织和报纸宣传动员，逐步形成一个给各地各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意见、提批评的热潮。借用双百方针，叫“鸣、放”。在大学里，大字报、讲坛一时风起云涌，北大物理系的谭天荣，人大法律系的林希翎都在这时发表了他们比较系统的政见；以北京大学在5月19日发表的一首政治诗《是时候了》为先导，出现了一个“大鸣大放”的高潮。人们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在5月15日已经写好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5月8日起，所有党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个其间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6月8日这一天是一个转折点，《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从此开始。6月19日，毛泽东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加上了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7月1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六七月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其热火朝天让许多与会者浑身冷汗。这时宣布原先的党内整风扩大为全民整风，“头面人物”们首当其冲，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大量非党员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大学生和普通干部，在他们当中大体按照5%的“控制数字”选定右派。《毛选》第五卷恰恰记录了毛泽东一步步犯下被称为“左”的错误的足迹。

1957年3月，作者在山西阳泉写下：我登上太行山，朔风怒号，/太行山一夜雪，鬓发斑斑，/太行山，太行山，英雄的母亲啊，/每一条皱纹里都是眼泪和血汗。另一首《北京湾》结尾说：祝福我吧，北京湾--/我又要扬帆远航，/等破万里浪归来，/带回一帆风，一帆歌唱。5月份从俄罗斯访问归来，写下《磨光的五戈比》：我刚从远方归来，礼物虽轻情意重：一枚磨光的五戈比，送给你，请你赐存--/遥想当年，五戈比/乍来到人海沉浮，就已经自命不凡，到处都锵锵作声。/把一股逼人的盛气/充做了满腹经纶，瞧不起所有的戈比，卢布也不在眼中。/如今光芒暗淡，面目模糊不清；仍然爱打转转，但是头重脚轻。/口袋里的地位不满意，手心上捧着才称心，一旦被放到地面，满怀不平乱跳蹦。/碰到别的戈比，咬牙切齿响叮叮，跟这个比大比小，跟那个较量轻重。/唉，磨光的五戈比，自以为价值连城......早应该回炉再造，被我扣留作纪念品。5月25日，又写下《橡皮之歌》。只到6月1日，听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向到会的听众“打招呼”的报告，才知道那些大鸣大放以来“大人先生”们发表的诸多言论，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我们一个时期不发言，是要做好准备，加以反击。

1957年9月18、19日两天，周扬在首都剧场作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报告，是对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总结。周扬宣布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作者说：我感到了泰山压顶式的压力！后来才知道，周扬这篇讲话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这一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帽子，不仅打掉了文艺界一些党内干部，其锋芒所向，也及于现代文学中的“五四传统”、“五四精神”。

1957年9月下旬，作者如是说：林希翎成了打我的一个缺口。从这年的10月4日到11月8日，经过十次审查会，作者最后写道：在1956年春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后政治上动摇的过程，把自己纳入国内反苏反共思潮，并用来解释我在此后乃至在此之前所写的一些“毒草”的政治根源。这样，我就在制造一起关于自己的莫须有案件中成了主动地合作者。最终做实了我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回首往事，这个对我的所谓审查，就是一个有罪推定的过程，一旦“开你的会”，你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于是，我处于一个被“孤立”的境地，大家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从那时起，人们，首先是知识界的男女老少，都懂得了寡言语、慎往来。从此，一个25岁，刚刚结婚一周年才华横溢的青年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被监视、被改造、被侮辱的右派生活。

2024.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