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提到他，人们马上想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千古名言，这是《岳阳楼记》中的点睛之笔，他为中华民族立起了一个精神标杆。这篇雄文诞生于北宋庆历六年，即公元1046年，全文只有368个字，但他的影响是不朽的，是千年以来政治美文中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无怪乎宋代大儒朱熹称赞范仲淹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其实，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还是一位在经济领域很有建树的实干家。

公元1050年，即北宋皇祐二年，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杭州，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民不聊生，饥荒遍野。据《梦溪笔谈》记载：“吴中大饥，殍殣枕路。”缺粮成为杭州的头等大事。危急关头，粮食商贩们不仅不出售粮食，还大量囤积，价格也由原来的每斗米60文钱翻了一番，大涨到120文钱，且有价无市。

此时的杭州知府正是范仲淹。按照救灾的一般套路，必定是官府开仓放粮，调集赈灾物资，动员大户捐款捐物，舍米舍粥，以度灾荒。同时，官府要带头过紧日子，不得奢侈浪费，不得大兴土木，防止奸商囤积居奇，平抑物价，打击投机行为，把赈灾作为第一要务。

可是我们的这位范知府大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别出心裁地做了三件看似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一是高价收粮。正是粮价居高不下的时候，范仲淹到处张贴告示，官府以每斗180文收购粮食，比粮商的每斗120文，价格又提高了50%。

二是动员寺庙和富户大兴土木。当时佛教盛行，寺庙富足，范知府召集僧人和当地富户，动员他们修缮寺庙，盖房垒屋，说正值灾荒年月，建筑材料和人工都很便宜，正是搞基建工程的好时候。官府也投资建设了一些公共设施。

三是组织娱乐活动。杭州多水，有划船的传统习惯。范仲淹组织发动了各种形式的划船比赛，举行盛大仪式，他本人也天天在船上观看赛事，带着同僚们和商家一起吃喝玩乐，自春至夏，“纵民竞渡”，到处热火朝天，西湖周边更是热热闹闹。

大灾之年，民不聊生。一生心系苍生的范仲淹这个时候却没有天天表情严肃、神色凝重地到灾民中间安抚慰问，擦眼抹泪，悲天悯人。是不是一贯体恤百姓的范仲淹变的忘本了呢？

事实证明，范仲淹的做法才是真正为百姓谋利的好办法，长效办法，是治本之策。

首先，在杭州粮价快速升高时，各地粮商纷纷把粮食运往杭州，“引四方商贾争相进米”。一时之间，杭州粮食富余，市场饱和，供求关系发生重大逆转，就在这时，范知府组织人员开仓放粮，粮商们囤积的高价粮一时间无人问津。同时，官府又低价销售粮食，粮商们这才明白过来，赶忙低价抛售减少损失，灾区的粮食价格很快自然回落，恢复了正常价位，这场粮荒危机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

其次，各个寺院都行动起来，斥巨资大搞工程，重修、装修、改建、扩建庙宇，一些富户也新修了房屋、粮仓，官府也兴修了衙门、仓库、房舍。一时间，杭州城内到处都是工地，大量的工匠民夫都有了活干。灾荒年月，众多老百姓有了事做，也赚到了一份糊口钱。客观上也化解了民怨，避免了遍地流民无事生非，聚众闹事。

第三，娱乐业的拉动效果也非常明显，划船比赛要用船，商家自然要修船、造船，这就需要用工和材料。在划船比赛过程中也需要人工，持续的赛事活动还带来了大量的游客，聚拢了人气，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为游客服务的商贩们也有了生计。与之相关联的餐饮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在灾荒之年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三项措施的实施，不长时间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经济很快复苏，百业开始景气兴旺，百姓安居，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这样记载：“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生之美泽也。”

我们读西方经济学，对于凯恩斯主义推崇有加，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为应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而提出的对策，这个经济学理论在当时取得了巨大成效。事情发生于1929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全球经济陷入到了持续多年的巨大萧条之中。凯恩斯在研究中发现，政府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通常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从而起到一种“乘数效应”。正是凯恩斯主义这一理论成果的实行，使得当时的美国很快从危机中复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最早走出低谷的国家。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便是主张国家干预，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职能。刺激投资，增加投资；刺激消费，扩大消费。现在我们看范仲淹在杭州灾荒之年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可以说，凯恩斯主义就是范仲淹经济学实践在800年后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宋范仲淹所采取的反弹琵琶振兴经济的措施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源头、鼻祖。

范仲淹经济措施的核心是让财富如何流向那些缺钱的人那里。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就是“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这三项措施是治本措施，不是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低粮价，保证粮食供应，创造灾民就业机会，多渠道增加收入，官府托底救急。这一系列多管齐下的措施，以民生为本，让社会和经济有效运转起来，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了救灾问题，且使行政成本大大降低。

灾荒问题没有走进完全依靠政府救济的这条死胡同，饥寒起盗心所蕴藏的巨大社会危机也得以化解，“民不流徙”，社会平稳。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最终可以说是大灾未酿成大祸，真的是“省老鼻子事了”，更“省老鼻子钱了”。一手烂牌让范大人打成了王炸。

范仲淹杭州救灾已过去近千年，他的经济思想和实践放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也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用历史的眼光看，他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手段化解了九百多年前的“经济危机”。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他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主张实行新政，改革吏治，劝课农桑，减少劳役，强化军备，在多个领域引领时代风气，成就斐然，主政杭州救灾度荒只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抹亮色。苏东坡称赞他：“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他是历史上少有的英雄加圣贤，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大开大合，有思路，有想法，敢想敢干，在困境之中，不拘泥于陈条旧框，善于在泥潭夹缝中寻找出路，独辟蹊径解决棘手问题。“前不愧古人，后可师于来者”。这是同时代著名政治家、词人韩琦对他的称赞与推崇，可谓恰如其分。

范仲淹，奇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