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欠下的文债，之一。

日子从指间悄悄划过，不留痕迹。当年与魏留勤先生同步PK小说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不觉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因为工作的原因，离开了西北古城来到这华南边陲定居，我也逐渐远离了文学，但是却从未冷却那颗关注魏留勤先生文学创作的心。从《魏留勤中短篇小说选》到长篇小说《柳梢青》，再到他任副主编的微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期刊《微山湖》，我都曾细细品读，遗憾的是却鲜有评论文章。直到他第若干次自鲁西南快递书籍于我，便是案头这部历史小说《大边前纪》。我想，是时候偿还欠魏先生的文债了。　　

在行文思考中，我又一次走进了魏先生的《大边前纪》，眼前不由得浮现出了自咸丰六年（公元一八五六年）到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发生的这起震惊朝野，由曾国藩亲自处理的公案——“湖团案”。这是鲁人，是微山湖人不可忘却的记忆，虽然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我想应该有很多人像魏先生一样在探究这段历史，在搜集资料，在试图还原这段史书记录少之又少的大事件。但是，稍有政治敏感性的人也都知道，这是个难题，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甚至是要担风险的活儿。那场先人的大迁徙虽然已经过去了180年，历史的尘埃早已落定，但微山湖畔的生活还在继续。拨开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有可能会再次引起政治、社会、地域，甚至是家族问题。这大抵也是这段历史让太多文学创作者魂牵梦绕却又不得不搁笔的原因吧。但是，敢于“吃螃蟹”的魏先生却义无反顾地做这个事儿，而且乐此不疲，从未放弃。从趴在旧书堆里查阅微山湖西案的“稗官野史”，到不辞辛苦去问询村中长者。正如同他在《大边前纪》创作谈中所言：“还原先人的那场大迁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我想，这应该是文学赋予他这个微山湖“土著”的神圣使命，当然也是他敢说敢作，敢作敢当的性格使然吧。　　

魏先生无意中觅到的一本民国年间石印的旧县志，内有《湖团志》的记载，也正是此志真正点燃了他创作《大边前纪》的决心并给予了他创作的源泉和动力。　　

志载：“咸丰元年，河决于丰县，下游铜、沛等邑汇为大泽。居民均逃外地。咸丰五年，河决于兰仪，郓城、巨野诸县当其冲，灾民聚于徐州境。时，铜、沛两县水面，办已涸为淤地，山东灾民结棚其间，垦淤为田，选出团总，持械自卫。咸丰十年，沛外逃之民归，见其田地为外民所占，遂起争执。以致双方械斗击杀，斫伤人命……”

《大边前纪》便是魏留勤先生以长篇小说的形式书写的这段历史。唐守忠、葛敬玉、唐海央、皇甫河山、“玉面狐狸”皇甫章、皇甫林生（崔元功）、唐团、葛家庄、跑马划线等众多的人名、地名、事件构成了一副气势磅礴的动态画面，其中因土地争端引起的器械交恶描写更是令人读来不寒而栗，身临其境，这也与魏先生深厚的写作功底有很大的关系。然而，这部小说并不仅仅是在信马由缰式的描写因迁徙而导致的唐团与葛家庄的土地争端，它还有另外一条主线——复仇之路。清朝重犯、捻军将领、“玉面狐狸”皇甫章巧妙设计，成功洗白妻儿身份，使其子皇甫林生摇身一变成为大户人家崔员外的唯一曾孙，便是日后的举人崔元功。当得知其祖父被唐守忠所杀、其父被葛敬玉所杀，崔元功作为处理“湖团案”的知县，巧妙推波助澜，将唐团和葛家庄的矛盾冲突置于风口浪尖之上，呈不以武力无以征服的状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最终以县令的身份，依据大清律例，理所当然地斩杀仇人，用的却是父亲当年留下的长剑。这样的结构布局不仅给这部小说蒙上了一层浓郁的传奇色彩，更是增加了艺术性、可读性和舞台性，而且是不显山不露水地将其融入，这不得不说是魏先生的神来之笔。

结构上的双线并举同时也实现了小说的有的放矢，收放自如。如果说唐团与葛家庄的土地争端这条主线是放，那么崔元功复仇这条主线便是在放达到极限的时候开始收，最终以将斩杀仇人的长剑铸成笔筒而完美收官。　　

《史记》有云：“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小说创作的原理亦是如此。一部成功的小说，绝对不是任由矛盾冲突无节制的自由发展，甚至是发展到情节成为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无法收场的地步，这也是小说创作初学者往往难以突破的瓶颈。而一个优秀的作家，无疑要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能够全局把握整体发展事态，对矛盾冲突拿捏有度，环环相扣，形成闭环。魏先生在小说中巧妙的设计情节，精准把握矛盾冲突的度，最后在结尾处升华，这与他常年深耕于小说创作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基本功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说魏先生只是单纯地还原历史真相，我的确为他这个微山湖“土著”而捏了一把汗的。前文我已经说过，这个题材太难写了，不仅存在各种风险，而且极易留下诟病。直到文末，我为魏先生别具匠心的情节设计而拍案惊奇的同时也长长地舒缓了一口气。小说是围绕真实历史事件“湖团案”而写的，但是其中的人物、地点、事件等却不会是历史的真实再现。历史之实与小说之事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正如作家蒋九贞先生在评论文章中所言：“一部《三国演义》绝不等同于《三国志》，更不等同于历史真相。”这部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便是结构上的独特性，手法上的艺术性，从偶然到必然，呈水到渠成之势，巧妙地化解或者规避了种种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魏先生这部长篇小说无疑是成功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处于边缘地带的大环境下还是值得一读的。

世界很小，魏先生的文字却很大。与魏先生相识七八年来，很少看到他在QQ、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上的自我宣传，我知道看不到他的状态更新便是他在奋笔疾书。某日，一位不曾谋面的山东作家宋致国先生无意中在我QQ空间看到魏先生的文章，为魏先生是他和我共同的朋而感到惊奇，直言世界真小，魏先生是实力派作家，在微山湖，在济宁市，在山东省都是非常出名的。我随即补充：不，在我们陕西这个文化大省，他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本土纯文学《陕西文学》杂志就常见他的小说，还获得2016年首届《陕西文学》优秀小说奖。的确，他的文学创作硕果累累，自1998年在《雨花》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逼债》后，相继在《山东文学》《当代小说》《鲁北文学》《济宁文艺》《济宁日报》《都市晨报》《微山湖文艺》《今日微山》《时代文学》《青年文学》《陕西文学》《青海湖》《前卫文学》等文学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共计60余万字，并于2017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柳梢青》。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魏先生二十多年来如一日坚守着文学的神圣，耕耘在文学的伊甸园中，他怡然自得。与魏先生相比，我这个沦为文学道路上的“逃兵”，实属惭愧。四五年来几乎未曾写下只字片语，但是，读完他的长篇小说《大边前纪》我如鲠在喉，不得不言。

（写于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