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敬洲的《诗说<史记>》，以诗的形式重说司马迁的《史记》，真可谓“探《史记》之幽微，发时代之新声”，是一部从民间的野草间长出的一棵乔木，干挺枝秀。

那天敬洲同志来找我为书写序，我诚恳地说：“卜一兄为这部书写下的序，是近些年来我看到的最好的序，对于司马迁与《史记》，对于诗歌的精当认知，尤其对于您这部书的意义，都有独到、深刻、新颖的论说，我再写就有点画蛇添足了。”敬洲不允，坚持己意。我又劝：“即使没有卜一兄的这篇长序，你将自已写的《后记》提到前面，就是一篇精妙的序言呀。”敬洲还是不允。并且告诉我他有一天晚上梦到了我，梦中还在感慨我的《民间布衣志》一书出版的艰难。其后，他又为这本书写下一篇扎实的书评《低眉冷眼在人间》，为书中的人物痛惜落泪，还将这些人物与《史记》中的《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进行对比。我读罢他的书评，曾这样回复他：“您的书评，读得我眼热心跳，两颗心刹那交融在一起。”他浏览着我的藏书，不时地停下来翻翻感兴趣的书籍。我知道，他是一个会读书的人，家中也藏有近万册各种书籍。望着他梁山好汉般的样貌，并体察他细腻诚朴的心思，也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为他的这部书稿再添一篇短序。

敬洲同志的这篇《后记》，虽然缀在厚厚的一部诗稿之后，却又是这些翻腾着历史波涛、岩岩着独立意志、光芒着人文情怀的诗章的总结与延续。四十年间，他是如此地挚爱着司马迁与他的《史记》，一点点地走进历史风云的深处，咀嚼辨析;也一步步攀援至司马迁精神的峰峦间，流连忘返。不懈不怠，精神抖擞，一有感悟，便落笔成诗;长此以往，积少成多，便有了这洋洋大观的模样。

读敬洲的这些关于《史记》的诗，或撮要，或深探，或新掘，或感慨，总会引发我诸多的碰撞与共鸣。他的诗心犹如一片葳蕤的山林，有森茂的树，有烂漫的花，有峭峻的崖，有蜿蜒的溪。最让我刮目相看的，还是他有着当代思想先锋者的见识，能够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之中，犀利地择出本质性的东西，给人以沉思与启迪。《周颂》是书中最长的诗章之一，“尧为农师，百姓得利。公刘复业，务在耕种。百姓怀之，多从之徙……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四十余年，刑错不用”，将世道好坏的标准定在百姓得利之处。“千年封建从此始，专制乃是一言堂。忽觉醒来失方向，阶级斗争不可忘”(《秦始皇》)，秦始皇是专制的始皇，专制的特点就是“一言堂”，这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敬洲真是有胆有识。“楚汉争相战，汹汹天下秧”(《西楚霸王》)，这不仅是对孟子“春秋无义战”的回应，更是对于内战的新解。“二十三年为君王，常常反躬省自身”(《孝文帝》)，敬洲直接提出了驭民者亟需反省思过的历史大题目。对于不可一世的汉武帝，敬洲又与司马迁取同一的蔑视态度，“一代雄主诚可笑，求神弄鬼空费脑”(《汉武帝》)。还是这个让司马迁冤受腐刑的汉武帝，敬洲直斥其“平准”策就是收刮民脂民膏，“可怜天下百姓苦，人人相食两千里”(《平准》)。而对于史上改革之举，敬洲亦能基于现实给予积极地赞颂，“只有贤者与变俱，循法之功不足高”(《改革》)。

对于敬洲的“诗说”，个别处我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他的《孔子》有这样的论说，“于是诛杀少正卯，言论划一乱臣少”，仍然是延续着视少正卯为“乱臣”的传统认知。孔子曾为少正卯罗列了五种鸣放的罪名，并说：“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于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荀子·宥坐》)由此，掌管鲁国司法大权才七天便诛杀持不同意见的大夫少正卯的孔子，从此开了两千年“封建”中国一个以言治罪的先例。其实，敬洲同志是非常赞赏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如他在《稷下与百家》里，就有这样的诗句：“战国百家如繁星，稷下学宫有大名。”此外，还有对于商鞅的评价，敬洲同志这样写道：“商君开出变法路，引领中国数千年，改革变法为圣贤。”(《商鞅》)商鞅的变法的核心内容为“商鞅驭民六术”——弱民、愚民、疲民、辱民、贫民、虐民。这种强皇帝而害庶民的驭民术，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更与现代人类文明背道而驰，我们应当保持清醒，坚决突破“定论”的樊篱。

因为司马迁与他的《史记》，让我与商敬洲同志有了灵魂的亲近。共同的诗心，还有回溯司马迁悲怆的命运与读他的《报任安书》时共同的“血脉偾张”与眼含泪水，都让我不仅喜读、还能读出敬洲诗之外的种种思考与情感。敬洲在《后记》中，称著述《史记》是司马迁高于天的“革命理想”：“是理想打败了死亡，是理想战胜了恐惧，是理想推翻了强权，是理想照亮了未来。”多么痛快淋漓!讲到司马迁与他的《史记》对自已的影响，敬洲更是直言：四十余年间，“它陪伴我，塑造我，激励我，使我在漫长的生命之路上走大道、持独立、知通变。”他说司马迁与《史记》“给后世无数的文人志士添加了精神强健之钙”，“是大汉民族初生的蓬勃样态”。十五年前，我曾写下过一万五千字的长文《人之歌：重读司马迁<史记>》，文章的开始处是这样的文字：“讷言的龙门，就在眼前吞吐着黄河。只是不知道，峭拔的龙门上，哪块崖壁是他的身躯?呜咽的黄河里，哪轮波涛是他的言说?他是怎样把默然的黄土高原，凿成风敲雨擂的醒鼓?他又是怎样，在匍匐跪拜已久的大地上，树立起充满着人味与自信的人，并为中国人留下站起来独立行走的希望?”十五年后，当两个济宁人因为司马迁与他的《史记》而相遇相知的时候，我这个七十有三的老汉，当然会悦然忭然地为《诗说<史记>》写下以上的序说，并向商敬洲同志表达我的敬意。

甲辰初夏写于济宁方圆垦荒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