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风格芜杂的中篇小说（见《天津文学》2010年第七期），它让我想到四个人，分别是废名、沈从文、韩少功和残雪，由此我断定作者李健有可能是湖南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湖南新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篇小说中所蕴含的复杂元素，比如废名的诗性氛围，沈从文的乡土情韵，韩少功的神秘主义以及残雪的另类思维等。

这部小说的氛围酷似废名的《桃园》，王老大和他的女儿阿毛，以经营一爿桃园为生，与“杀场”紧邻，山上有阿毛妈妈的坟；空旷、孤独、萧杀却仍不乏情趣，比如游人摘了王老大的桃子，女孩子兜了一捧花回去；爸爸挑水浇树，一棵棵桃树都是阿毛一手抱大的；酗酒的王老大，生病的阿毛，阿毛对王老大的腹诽与妈妈的内心对话，王老大为安慰阿毛用空瓶子换回的玻璃桃子最终让孩子们打碎，似有若无却紧紧牵系的亲情……这就是废名小说的“气场”。

在《约定坳蚂蚁》中，田名正与女儿香莲住在约定坳，他们种的是杨梅；本就三五户人家也都陆续搬走了，剩下他们单门独户；田名正一样喜欢酗酒，香莲受了委屈也有到娘的坟头去哭诉的习惯；田名正因为不愿出打春祭的份子钱而不让女儿去看法事，失手打了她之后又后悔不迭。这里营造的亲情的气氛依旧是若即若离，甚至不借助言辞，田名正的悔意只有一句：“爹没筹款，我们不占这便宜。”而香莲的解释也只是“想像娘一样替你向法师讨碗神水”。亲情以误解的方式纠结在一起，造成伤害，又在只言片语中烟消云散。从人物和结构上看，这部小说类似《边城》，同为一个简单的三角恋故事。

不同的是，《边城》里的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老船夫的外孙女——清纯烂漫的翠翠，他们是因为过于含蓄和彼此推让而造成了一场悲剧——天保遇难，傩送出走，独留翠翠在船上摆渡。而在《约定坳蚂蚁》中，椿宝因为兄长离世不愿嫂子“转房”而逃离到香莲家，田名正则想利用椿宝的憨实苦干圆自己多年来迁居新屋场的美梦，而香莲则是被率先尝到市场甜头又毫无操守的暴发户开发唤醒了生理欲望又稀里糊涂地陷入一场莫名其妙的情感中不可自拔，最终成了一个背负道德十字架的负罪女人。

同样的三角恋，可以是人性真善美的展示台，令人唏嘘感怀，也可以是世间假恶丑的显示器，叫人喟叹深思。较之《边城》中的诗意温婉和心照不宣，《约定坳蚂蚁》更多地反映了人性本真的欲望与懵懂的道德律令之间的模糊界限。椿宝似乎是个愚弱的角色，而在嫂子“转房”这件事上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理性，香莲本性善良单纯，开发看中的也正是这一点，谁料后来却做出了违背常理的疯狂之举，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铁了心要守住一个明知是玩弄女性的男人，令人匪夷所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的诗意仅仅体现在自然环境层面，而对人性的挖掘则显然是诗意的消解，也因此而获得了一定的深度，这种深度是以真善美的碎裂为代价的，其中包括着对人的潜意识中非理性成分的探究，甚至是无法用理论来解释的。这种人性的嬗变大概也暗示了时代变迁对人的影响，尽管时代性不是本部小说着力说明的重点，但依然可以窥见端倪。

李健，男，1969年生，湖南新化人，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从地域文化的环境和场景来看，《约定坳蚂蚁》处处显示出韩少功式的神秘主义倾向，如蚂蚁试图将醉倒在路边的田名正扛走，章桂芝对每年春天打春祭的虔诚，香莲娘活着的时候喜欢向法师替丈夫讨神水，田名正兴土木迁新居时的“退煞”仪式，椿宝在深夜吹葫芦呼鹌鹑的禁忌居然使得香莲很偶然地保全了自己，同时也使椿宝失去了一次难得的相互成全的机会。原因竟在于椿宝相信吹葫芦是不能走调的，“假若一不小心走了调，就会变成淫秽之声。这种淫秽之声极容易把一些阴狠之物吸引拢来，朝你张牙舞爪。”这种说法听来让人匪夷所思，甚至会因此认为椿宝有些愚昧，因为他对禁忌的迷信不但失去了香莲，而且事实上也真的引来了开发这个“阴狠之物”。但我们只能对椿宝的迷信表示遗憾却无法横加指责，概因楚地巫风盛行，“楚人好巫”之风由来已久，据考证，“楚人好巫”的传统始于炎黄时代，《新论·言体篇》中记载：“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鬼，躬执羽黼，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伤。”楚灵王祭祀如此全神贯注，以致兵临城下都不去理睬，结果自取其辱。这虽是传说，却也从侧面佐证了楚人对鬼神之事的虔敬。关于楚族“淫祀”的原因，有学者这样解释：“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出生的，楚人的精神生活仍然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1楚人认为：“天与地之间，神鬼与人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2]可见楚之巫风由来已久。多年的文化积淀极易以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根植于人们的头脑，进而演变为一种民俗文化或本土观念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湖湘地域文化的神巫色彩在湖南的地方志中有大量记载，同时也大大影响了这块土地上的作家。我们从沈从文、韩少功、残雪等湘籍作家的作品中足见其受神巫色彩影响至深。儒教大师孔子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反映了古代先民们的朴素信仰，更重要的是，神巫能在楚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诸如祈福、避邪、预测吉凶、医疗和解决纠纷的作用，可见人们对神巫的尊崇。因此，如果不理解楚地的巫文化便很难对此作公允深入的评价。

事实上，从整个世界范围乃至人类的起源来看，巫文化几乎无处不在并且一直与人类同生共存。在英国学者罗宾·布里吉斯的著作《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一书中，巫术是与不幸、事故、赤贫、恶意、怀疑、不满、嫉妒、恐惧、背叛、投射、幻想、报复、惩罚、迫害、死亡、精神疾病、药物治疗和拜鬼仪式等直接相关的，它贯穿心理仪式、宗教道德、婚姻秩序、民情风俗、社会规范、疾病战争、政治策略甚至宇宙的超自然力量。巫师则被认为是“背离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对社会的忠诚，转而做魔鬼的代理人。”3这些史实和论断无一例外地说明了巫术在人类生活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及它的魅惑性、争议性与不可知性。人们一方面在对这种方法以及这个群体的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质疑，或者试图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或揭穿他们骗人的把戏，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这种方法的诡异、神秘、实用和普适，它貌似无根无据，像灵魂催眠，却又祛病除灾，佑福庇运。这大概便是它生生不灭的秘笈所在，也是世界各地的学者作家不赀投入巨大热情描写探究的原因所在。

在短短四万余字的篇幅中，仅香莲对蚂蚁的迷恋就出现六次之多，并曾被椿宝的母亲章桂芝视为诡异且因此成为反对他们结合的理由。第一次是在香莲的母亲离世时，第二次是与椿宝的母亲章桂芝相遇时，第三次是与椿宝一起锄地时，第四次是在家里被开发骚扰时，第五次是在睡梦中，第六次是在椿宝与开发两个男人间犹疑不决时。其实香莲对蚂蚁的迷恋有深层的心理诱因，只是这种潜意识从来不曾被人察觉。香莲生活在一个闭塞、孤独的环境中，唯一可以对话的母亲已然离世，只剩与酗酒的父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生活赋予她的，一方面是精神上无法沟通的无尽隔膜，本就与人隔绝的环境因为父亲的贫穷倔强又死要面子，不愿筹份子钱而使香莲失去一次下山看法事的机会并因此挨打，而另一方面等待她的却是体力上的无尽劳作。

有时候，她真的想清闲地玩耍一天，不剁猪草煮潲，不清理猪栏卫生，看它还敢不敢翘尾巴。但她又担心真的亏待了猪饿死了猪，怕遭父亲的打骂，家里也损失不起，因此她只是想想，从不敢付诸行动。这就是香莲生活的全部。灰暗死寂、枯燥乏味、了无生趣。

这种生活与蚂蚁永无止息的劳作是何其相似？蚂蚁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弱小又生命力最强的生物之一，而有人则将人解释为“上帝眼中的蚂蚁，蚂蚁眼中的上帝”。人在上帝面前自然是弱小的，他们永远无法操控自己的命运，但相对于蚂蚁而言，人类无疑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香莲将自身的卑微弱小投射到更弱小的蚂蚁身上，因为只有在对蚂蚁的虐杀当中她才能感到自己是强大的，在这个游戏中，她只有乐趣与迷恋而从无愧疚和罪感。

作者通过椿宝的母亲章桂芝的观察详细地再现了香莲虐杀蚂蚁的场景。远远地，只见香莲身前一团细细光亮，比镜子的反射光小却还亮得多，像一个小火球。香莲把那火球放在一张雪白的纸上移动着，聚精会神，时而失意，时而高兴，情绪丰富，都流露在脸上。
走近，白纸上有几只蚂蚁像是被那团火炙晕了头，团团转圈子。看迹象它们是想逃匿，却总也脱不了那个火圈。一只蚂蚁侥幸爬到了纸的边缘，遑急地往地上钻。香莲恶狠狠捉了它，丢柴似的又把它扔在白纸的中央，将那团火球固定在它身上，罩着它。那蚂蚁知道香莲盯得紧，再也不跑了。不一会，腾起一股轻烟，还透着一股烧焦的气味。那味不是香也不是臭，介于两者之间。纸上只留下一个凝固的黑点和微微的黄晕。的确类似一种儿童游戏抑或残忍的巫术，却是与虐杀者的心理暗疾息息相关的，这便是章桂芝视之为“诡异”的理由，她自然无法解读香莲此举透露的隐秘心理和香莲发自内心的追问：蚂蚁生命的消失是否也为灶塘增添了一丁火星，一点火候呢？在这里，蚂蚁投火的意象事实上隐喻了一股暗藏的力量。蚂蚁无疑是微弱的，甚至是被忽略的，它毁灭不了这个世界，也带不来什么实质性的灾难，但它依然会以一己之力去与命运作最顽强的对抗。如果所有的蚂蚁都如此呢？我们不敢想象，也因此有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古训。从这个意义上说，蚂蚁其实是领受神谕的仆人，谦恭、高贵、博爱、悲悯，一生只懂埋头作业，关键时刻却不惜纵身一跃。这大概就是她最终选择逃亡的根源所在。尽管椿宝似乎是无可挑剔的，可终归是太乏味，他愣是用理性掐灭了香莲蓬勃燃起的生命之火，还有一个原因，即开发代表了另外一个世界，也许是不可知的茫然、深渊抑或罪恶，但它是新鲜而令人迷醉的，是不可知的，比起与老实巴交的椿宝一辈子老死在约定坳，香莲更愿意选择未知。这既是对未知世界的探求，也是对自我生命意识的高度承担和发掘，更是对以田名正为代表的父权制和家长作风制的一种挑战。
因此，当香莲在椿宝与开发两个男人之间犹疑不决时，作者再次写到了蚂蚁在水中不断挣扎沉浮的命运。看着那些慌乱的蚂蚁，香莲坐在溪畔发呆。远处传来溪水哗哗跳动的声音。丝瓜叶被水漾着，越漂越远，蚂蚁越漂越远。这船是一条贼船，迟早是要翻的。一想到翻，香莲晃过神来，赶紧用一根长长的树枝遥触在丝瓜叶上。蚂蚁将树枝当成救命稻草爬了上去。香莲成了蚂蚁眼里的巨人，她能控制蚂蚁的命运走势，收发自如。可是，香莲只看到两只蚂蚁爬上来了。还有一只呢？为什么没上来呢？难道它不想活了？也许它不堪忍受屈辱，宁愿选取放弃生路也未可知啊。从中可见香莲对自己与蚂蚁的命运有高度的认同感，并且不惜以一己之力与命运抗争。尽管一败涂地，这个结果简直是一定的，但毕竟在投火的一刻曾火光乍现，好过用一生去等死。其实人生何尝不就是关于一只蚂蚁的寓言？永无止歇的劳碌与烦恼中透射出一种冰冷、虚无的人生观，只有在纵身的一瞬才能看到一抹亮色。总之这是一个杂糅性拼凑性极强的文本，如果可能，希望作者在博采众长的同时更能化腐朽为神奇，塑造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作者简介】张佳惠，女，山西襄垣人，文学硕士，讲师，长治市作协理事，现任教于长治学院中文系，主讲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有诗集《暗处》。

1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2] 同上。3 [英]罗宾·布里吉斯：《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