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代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皇帝数以百计，艺术家灿若星辰，喜爱艺术并有一定成就的皇帝也是不可胜数，但顶尖的，称得上天才艺术家的毫无疑问非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莫属。他们充满传奇般悲喜剧色彩的人生际遇和诡异经历，像心灵上一道难以痊愈的伤口，隐隐作痛千年，着实让后世的人们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顶尖的艺术成就

先说李煜（937年-978年）。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国君，史称后主，961年-975年在位，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书法、绘画、音乐无所不精，尤其是以词的成就最高，可以说是独步当时，引领风骚，文名震古今，是我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一代词宗、“千古词帝”。他的词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从一国之君沦为阶下囚，从醉生梦死到生不如死的激宕变化，冰火两重天，使他前后期的词作风貌发生骤变。前期主要是反映的宫廷生活和男欢女爱，不外乎是红香绿玉、缠绵悱恻的格调。后期则有了质的飞跃，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忆，劫后余生的感伤，皆是因有切肤之痛而发，愤懑郁结，哀伤无伪，感怀深邃，铸成一家之言。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这是李煜人生最后的一首感怀故国的名作，震颤生命，激荡心灵，千年以来世代吟诵，是一首每个字都浸透着亡国之泪、之忿、之愁的绝望悲歌。多情自古伤离别。亡国之恨、失国之悲、去国之思，犹如出峡奔海的长江之水，写尽了一代词帝的兴衰荣辱，怎一个“愁”字了得。听也心碎，读也心碎，放笔悲号，肝肠寸断，把人生的愁苦写到了极致，真乃千古之绝唱。王国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可谓以血书者也。”

“文生于情，情生于身之所历”。李煜的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好词，应该是在公元975年，瑟瑟秋风之中，南唐国都金陵被大宋军队攻破，李煜小朝廷成为阶下囚，亡国北去，悲从中来，泣不可抑，在辞别庙堂的不堪时刻写下的血与泪的不朽华章《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昔日宫阙巍峨，花鲜草碧成为永诀，一旦国破家亡，只有凄凉悲苦。全词平白如话，虚实映衬，不假雕饰，文辞清朗明快，性格鲜明，而真挚的情感深曲郁结，含意深沉，扣人心弦。

归为臣虏的日子，冷暖自知，度日如年，无处话凄凉。没有自由，更没有富贵与尊严，国破身辱，哀情哽咽，终日以泪洗面，饱经沧桑之后，性情嬗变，今昔相比反差犹如天壤之别，深哀巨痛化作了一首首名篇佳作，令人不忍卒读。

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乌夜啼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这一首首千古绝句，单独看，每一个字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词家圣手李煜的笔下却是组合得那么妙不可言，生动传神。看似信手拈来，却恰到绝佳处，其独特神韵和魅力，历久弥新，每一次读起来都是怦然心动，荡气回肠，令人回味不已。五代十国中的这个南唐，仅存四十年，毫无疑问，就是因为这位多才多艺的后主李煜，才让这个本来平平常常、籍籍无名的小朝廷深深地嵌入历史，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想起。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如果少了这位叫李煜的小国皇帝，肯定是像流星闪过苍穹，波澜不惊，了无痕迹，但很难想象，假如没有了词人李煜，我们的词坛将会是怎样的黯然失色，孤独寥落。

再说赵佶（1082年-1135年）。庙号“徽宗”，1100年-1125年在位。也是一位历史上享负盛名的响当当的艺术大家，醉心翰墨，文艺天赋卓越，成就斐然耀目。古往今来不乏艺术水准高的帝王，但若论艺术造诣，无人能出其右，是我国古代帝王中最富艺术气质而才华横溢的皇帝，他涉猎广泛，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精，书画方面的造诣更是精妙绝伦，独树一帜。后世的艺术大家、文人墨客从不吝啬给予其作品以溢美之词。据说，徽宗出生前不久，其父神宗曾去观看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徽宗出生之日，神宗还梦见李煜前来拜谒。后世有人认为赵佶也许就是李煜投胎转世的，145年后出生的他果然有这位“千古词帝”的影子，“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

赵佶一生精于书画。书法上著名的“瘦金体”就是他所独创的，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其特点是瘦直挺拔，横划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这种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的书体，需要极高的书法功力和涵养以及神闲气定的心境来完成，意趣天成，自然洒脱，笔势奔放流畅，为后世书法收藏家所钟爱。现代美术字体中的“仿宋体”即模仿瘦金体神韵而创。1104年他创作的瘦金体《千字文》曾被清代乾隆皇帝收藏，现珍藏于上海博物馆，是镇馆之宝。他酷爱书画，擅长工笔花鸟，其画风强调细节，具有超强的观察力，以精工逼真著称，清丽婉转，栩栩如生，所画花卉能够画出不同季节下的特定情态。据记载，有一次，荔枝树结了果，徽宗特来观赏，恰好一只孔雀飞到树下，即召画家描绘，其中有几幅画的是孔雀正在登上藤墩，徽宗看后说：“画的不对。”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徽宗道：“孔雀抬步先举左腿！”可见徽宗观察生活之细腻。他的传世作品《芙蓉锦鸡图》、《瑞鹤图》等均被明清时多位帝王收藏，可谓稀世珍品。令人感慨的是在近九百年后的2009年，他的画作《写生珍禽图》以6171.2万元的天价掀起了当年的拍卖高潮。

徽宗赵佶不但自己勤于创作，还特别热心书画的收藏与搜集，亲自主持编纂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书籍，为后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美术史研究史籍。他对书画人才的培养也是特别的留心，利用皇权推动绘画艺术发展，成立了宣和画院，设置书学、画学等专门学校，将当时有名的画家都集中到画院，是我国古代唯一为美术成立专门学校的皇帝，并将绘画作为科举考试项目，增加书画院画师的俸禄，将画家地位提高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位置，成为我国绘画史上的里程碑。正是因为有了画院，才有了大画家张择端，也才有了名垂千古的《清明上河图》。他将个人对艺术的追求广泛而深入地融入了全社会的文化生活之中，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他是功德无量的，在书法和绘画史上都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错位的人生

李煜与赵佶都是具有艺术天才的亡国之君，这两个人，作为艺术家，没的说，都是“超一流”的大师级人物，成就都达到了巅峰。但是，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作为皇帝，却都是十足的窝囊庸才，治国不得要领，乏善可陈，典型的政治侏儒。

还是先说李煜。唐朝末年，皇权没落，军阀称王，武夫当国，天下分崩离析，王朝轮替，一个个小朝廷，走马灯似地变幻，中华大地上上演着一幕幕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这时候的南唐共经历了三代皇帝，李煜就是结束南唐的最后一位。李煜是南唐元宗李璟的第六子，本来无论如何也是轮不到他当皇帝的，醉心于文学艺术的他也无意问鼎皇位。可是造化弄人，人算不如天算，他前面的几个哥哥先后夭亡，仿佛冥冥之中的刻意安排，命运之神就偏偏把南唐的江山社稷硬硬地压到了李煜的头上。这个不爱江山爱诗词、爱美人的文艺青年，对于皇帝的位置没有半点的渴望，面对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大馅饼一脸茫然，不知所措，也没有丝毫治国理政的心理准备和能力基础。历史最终硬是赶鸭子上架，把这个一心想躲在热闹后面的人推向了风口浪尖，国家与他个人人生的悲剧由此开始上演。

命运实在是一件让人不好琢磨的事情。正所谓世事无常，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本来就是一个既缺文韬又乏武略的才子书生，对治国之道一窍不通，面对政务一片茫然，也无心治国兴邦。只知道舞文弄墨，风流潇洒，朝政成了他心不在焉的游戏。用幻觉面对政务，在幻觉中自我麻醉，常凭直觉处事。在列国林立的时代，他连开疆拓土、统一天下的梦恐怕都没有做过。歌舞曲乐、吟诗作词才是他的最爱。说李煜是昏君丝毫不冤枉，在位的十多年里，他整天陶醉于流连戏蝶夜夜笙歌，及时行乐，恨不得享尽人间富贵。几乎没有做过一件有益于江山社稷的大事、好事，每天只是想着如何送礼纳贡讨好大宋皇帝，以无限的妥协来保住自己在南唐小朝廷里继续放荡奢靡。

历史有时是很会开玩笑的。词坛奇才李煜继位当皇帝那一年正是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第二年，这两个人不期而遇地撞到一起，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可以毫无悬念地就知道了故事的最后结局。面对强邻大宋的崛起与压迫，懦弱无能的这位后主皇帝早就没了精气神，就知道愁啊愁啊，整天提心吊胆怕出事，“扫地恐伤蝼蚁命”，犹如惊弓之鸟，唯恐哪件事做的不周全冒犯了大宋。在逃避中拖一天算一天，得过且过，恐惧成了他这个时期人生的主题。稍有风吹草动，便草木皆兵、六神无主，惶惶不可终日。北宋使节到来，李煜吓得连龙袍都不敢穿。在历史的拐弯处无所适从，一味地忍辱偷安，逆来顺受，苟延残喘，破罐子破摔。他热衷佛教，在暮鼓晨钟顶礼膜拜之中，偷得浮生半日闲，不思卧薪尝胆，没有一丝敢于担当、力挽狂澜的男儿气概，最终落得个京城沦陷，一袭白衣白帽率全家百余口老幼投降，家国命运骤然斗转直下。三年后，在汴京开封被宋太宗赵光义一杯毒酒结束了42岁的生命。正所谓“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

再说徽宗赵佶。这位北宋第八位皇帝，是神宗的第十一子、宋哲宗的庶出弟弟。其命运也和李煜一样极具传奇色彩，既非嫡出，又非长子，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本来是无缘君临天下的，可他的哥哥宋哲宗身体孱弱，又因沉溺色欲，英年25岁驾崩。哲宗无子，在一片质疑声中，掌握军政大权的向太后力排众议，将赵佶推上了皇帝宝座，端王破茧成蝶变为徽宗。真是什么人有什么命，不服不行。

在其位，谋其政。可是做了皇帝的宋徽宗并没有实现角色转换，依然沉湎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之中，对于治国理政不感兴趣，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书法绘画上。他还爱屋及乌，对于有艺术才能的人委以官职，结果一些旁门左技之徒跻身于政坛高位，任由这些奸佞小人把持朝政，把好端端的北宋政坛搅得乌烟瘴气。位居“北宋六贼”之首的蔡京，擅长书法，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北宋书法四大家，因“字”得以高升，赵佶在位26年，蔡京先后四次任相达十七年之久。这个恬不知耻的马屁精无所不用其极，投其所好，使得徽宗对他言听计从，宠信有加，无比风光地陪伴着这位才子皇帝游戏人间。童贯也是“六贼”之一，有画名，据说他的画作“命思潇洒，落笔简易意足，得之自然”，因“画”让这个宦官坐拥兵权二十年，他所创造的宦官掌控军权时间最长、官位最高、爵位最显等几项中国历史之“最”，至今已成为无人能打破的记录。更令人费解的是他是我国历史上唯一被册封为王的宦官。前几年，震惊中外的那幅拍卖出天价的《瘦金千字文》就是1104年徽宗皇帝为了赐给童贯所作。还有一位就是因《水浒传》而臭名远扬的高俅，他本来是驸马都尉王诜家里的小厮，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就是因为踢得一脚好球受到徽宗的宠爱，从此飞黄腾达，从市井流氓小混混一步登天，官至掌管天下军马的国家最高军事长官太尉，从奴隶到将军一气呵成。看看《水浒传》，我们就知道水泊梁山之所以能聚集起这么一拨虎狼之徒，这位足球明星的太尉大人实在是功不可没。在这帮小人的操纵之下，硬生生把政坛变成了文坛、体坛，国家的管理行为扭曲离谱，社会矛盾激化，朝廷成为祸害苍生的“狼窝”。花团锦簇帷幕之下早已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这一切都为北宋王朝的终结埋下了伏笔也拉开了序幕，无尽的苦难正一步步向他们走来。800年后的文革时期也有过类似的状况，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球技高超，荣获世界冠军，从体坛健步走上政坛，因“球”升任中央委员、国家体委主任。因出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男一号李玉和一路走红的演员浩亮，受到江青垂青而扶摇直上，神采奕奕地从舞台一跃登上主席台，位居文化部副部长的高位。当然好在还是内行领导内行，毕竟没有担任国防部部长。

亲什么人，远什么人是衡量一个皇帝明智还是昏聩的重要尺度。看看徽宗身边聚拢的这些人，当时的朝政就不言自明了。主圣臣贤只能是时人梦里遥远的期盼。大宋到了徽宗这里，已经走过了140年，国势日渐衰微，可是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精彩，北方又一少数民族政权迅速崛起，大金国在宋朝君臣的昏昏然中悄然壮大。当这个北方强敌磨刀霍霍的时候，赵佶还在那里吟诗作画，莺歌燕舞，麻木不觉。这个人缺少担当，不虞外患，视责任为儿戏。平时没事时，群小包围中的他像个小愤青，热血沸腾，气焰万丈，狂妄至极不知天高地厚。颇为讽刺的是，真的到了大敌来临之时，他优柔寡断，举棋不定，既不研究御敌之策，又不激励官兵斗志，组织抵抗。面对大金铁骑，他胆小如鼠，杯弓蛇影，吓得心惊肉跳，早已没有风流洒脱的样子了，整日愁眉苦脸，涕泪交流。过往的雄心壮志，在这一刻早已灰飞烟灭，连做做抵御侵略样子的勇气都没有。在混乱之中匆匆逊位，硬是把自己的儿子钦宗拉上皇位来当替罪羊。这时候的整个大宋朝廷就像个没头的苍蝇，手足无措，乱象迭生。顷刻之间大宋王朝轰然倒塌，走向落幕，最终上演了徽钦二帝被掳到北国的靖康之耻，在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度过了他们的余生残年。一个带有腥膻气的野蛮民族灭掉了富强文明的华夏帝国。

五味杂陈的感叹

历史的眼睛是灼人的。令人惊羡的艺术天才，上苍眷顾的幸运儿，悲催的亡国之君。梳理一下李煜与赵佶颠覆性转折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不同时空走上历史舞台的这两个人，人生际遇的跌宕起伏有着惊人的相似，无怪乎后世有人说赵佶是李煜托生的。对这对“活宝”，后世一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纵观史籍，不难看出，凡昏君庸主的所有毛病，他们都具备；凡明君英主应有的优点，他们全没有。由此看来，他们不做亡国之君还真是说不过去。那么这首凄婉的君王悲歌是如何写就的呢？莫非真的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追问历史，或许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职责错位。帝制时代，皇帝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成败得失不只属于他自己，某种意义上讲，他的作为就是国家的作为，他的性格就是国家的性格。作为皇帝，主业就是治国理政，实现政通人和，天下太平。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事务繁杂，哪一方面都需要费尽心思，励精图治。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无一不是殚精竭虑，勤于政事。艺术家与皇帝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皇帝有闲情逸致喜欢艺术兼职做一把诗人画家倒也没有什么，要命的是，这两位是“真”艺术家。把艺术作为人生的主业，整日醉心于琴棋书画，品竹调丝，是艺术家兼职做皇帝，成了名副其实的文联主席。艺术上难以企及的造诣与政治上天真幼稚的昏庸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看起来，这两位艺术大师真的就不是当皇帝的材料。职业与爱好的错位，带给国家和他们本人的是无尽的悲凉和灾难。

爱好失度。凡事要有度。任何事情，一旦过度成瘾都将会是灾难。他们在艺术追求上都是毫不懈怠，废寝忘食，精益求精。当爱好变成嗜好，常态变成病态，这两位帝王艺术家的悲剧人生就不可避免了。徽宗嗜画如命，对艺术的爱好达到痴迷的程度。不难想象，徽宗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哪里。他几乎把整个北宋帝国当作了自己的“书房”和“画室”。人生的精力是有限的，业余的事情过了头，主业必然受冲击。农民的土地用来种粮食天经地义，如果草比庄稼多，我们只能说这是不务正业。

骄奢腐败。账总是要还的。有放荡的青春必有悔恨的晚年。这两个人都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玩家，崇尚及时行乐，追求档次，讲究品位，极尽奢华，整日沉湎于吟咏宴游，总是花样百出放荡不羁，只顾自己畅享感官舒服快乐。轻佻为政，任性享受，不问天下百姓死活。不论正史还是野史，记录他们荒淫骄奢，声色犬马的事数不胜数。史书上说李煜“性骄侈，好声色，喜浮屠，为高谈，不恤政事”。只知道美女相拥，醇酒相伴，无比快乐地享受生活。那位徽宗皇帝后宫佳丽三千，还微服流连青楼，与京师名妓李师师的风流韵事闹得满城风雨。他穷奢极欲，大肆搜刮江南奇花异石，运往京城，史称“花石纲”。骄恣而为，持续挑战社会神经底线。皇帝如此，大臣自然也不甘落后，上行下效，社会风气江河日下，日渐奢靡，人心尽失，也让国家走上了不归之路。

用人失据。关于用人，汉高祖刘邦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他之所以能夺取天下，就是因为他善于用人，萧何、张良、韩信三位人才相得益彰，齐心协力，打下了汉家天下。可是李煜和赵佶的所作所为就让人们大跌眼镜了。徽宗时期，奸臣当道，仿佛坏人在他的朝廷里是扎堆出现的。那个球星高俅只用了半年时间，从市井无赖平步青云一跃成了殿帅府太尉，就足以说明了当时的朝政有多黑暗。高俅的升官史就是北宋王朝的完蛋史。后主李煜更是昏暗无能，不敢有任何作为。更为可气的是他把对南唐忠心不二且英勇善战的大将林仁肇毒死，无异于自毁长城。最终自己酿成的苦酒自己喝，为南唐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应对无策。这两个奇葩皇帝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史书上用得最多的词就是“哭”。李煜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五代十国的末期了，一代雄主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大宋结束了五代统治，基本扫清了北方的割据势力，国力强盛，对南唐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捏这个软柿子。面对大宋的强势崛起，李煜只是眼睁睁地“无可奈何花落去”，毫无应对之策。亡国，这场无妄之灾也就自然而然地降临到他的头上了。徽宗在对待辽、金问题上投机取巧，火中取栗，自取其祸，毫无章法，昏招迭出，每一步都踩错了点，最后又烧香引出鬼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整个国家的形势可谓是漏船载酒泛中流。面对强金大兵压境，赵佶猝不及防，吓得慌忙传位于钦宗，让儿子来收拾残局。结果徽、钦二帝被虏，最后父子二人“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客死于五国城。赵佶当皇帝，宋朝的不幸，华夏民族的不幸。元朝史学家脱脱在《宋史•徽宗纪》中不禁长叹：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信哉斯言。

理想主义色彩浓郁。命运即性格的叠加。李煜和赵佶都是充满矛盾很不幸的人，两人的骨子里是好名恶实的。在崇高而圣洁的艺术天国里，他们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纵横驰骋，是熠熠发光的明星，闪耀天际。他们的身上都充满了散漫的理想主义色彩，洋溢着风花雪月的浪漫情怀，具有幻想型天资，超凡脱尘，不谙俗务。他们对艺术驾轻就熟，对虚无缥缈的东西情有独钟。文人天生就是幻想家，虚荣心强，爱做梦，对自己、对周围一切充满梦幻。骨子里流淌的浓厚文艺气息和赤子童心的性格演绎成心灵上无所羁绊的舒畅与洒脱，导致好大喜功，率性而为，信马由缰，追求尽善尽美“高大上”，喜欢做掩耳盗铃的表面文章。可是作为政治家的皇帝，他们面对的是治国理政，政事繁冗，恰恰却又性情很天真，极其缺乏洞察力，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严重错位，导致在用人和决策上犯了许多致命错误。理想天空里的美轮美奂与现实生活中的杂乱纷繁反差强烈，艺术的天才与执政的弱智如此奇妙地集于一身。男怕入错行，在他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人生的悲哀，家国的屈辱，莫过于身不由己地走上了自己不愿做而必须要做的行当。往事成风，荣辱俱作烟云逝去。亡国之君是不幸的，不幸是有代价的。在艺术领域里要想取得成就，同样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刻骨铭心的悲伤苦难。苦难是他们自己的，但绽放出的艺术之花却是人类历史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时间用国破家亡的代价证明了李煜、赵佶作为文化人的不朽。在艺术天堂里享有毋庸置疑的崇高地位的两位天才艺术家，为我们灿烂的历史长河里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永恒印记和声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