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兖州区民间文史研究会在多方调查、采访资料、筹备出版《兖州春秋》丛书第五期期间，陆续采访了几位年近百岁的世纪老人，笔者用摄像机记录下了他们以亲身经历控诉日寇占据兖州期间的累累罪行。听后禁不住怒从心生，义愤填膺。为警示后人，使中华民族不再遭受那旷世的劫难，特整理如下，永远铭记，以激励人民勿忘国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月4日，日军侵占兖州，并以重兵驻守，在兖州城驻有第三十二师团木村兵太朗的高桥旅团部、洼田旅团部两大兵营，另有特务机关及宪兵队大小军事部门十几处，监视和镇压竞州人民及周边地区的抗日活动。2015年4月8日，现年97岁的龙桥办事处范庄村村民徐景和老人向笔者诉说：民国年间，他曾在省立第四乡村师范（今兴达酒业院内）上学，日军占据兖州前，四乡师生大部分南下，日军有一支骑兵部队住在该学校，曾经抓了许多中国人给他们当苦力，其中就有范庄村的徐宪红。日军不拿中国人当人看待，给他们干着脏活、累活，还经常挨他们的打。徐景和先生的一位邻居嫁到后道义村的一名年轻妇女惨遭日军强奸。

2015年春节前，笔者与苏国成先生到新兖镇姜高村采访时，88岁的王守贞老人对我们说：他亲眼见过日本军人在原四乡师大门外，架起大火堆，将日军活着的伤兵送往火堆里扔的时候，那个伤兵还嗷嗷地叫着求饶。日军不仅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人，他们认为不好医治的伤兵，已经不能再为天皇效力了，成了他们侵华战争的累赘，不如烧死把骨灰带回去省事，由此可见日本法西斯是毫无人性的。

2013年1月，笔者采访了原济宁市第三建筑公司离休干部王守仁先生，他说：“我叫王守仁，今年88岁，1926年生于兖州府西南金家村。小时候家里很穷，过着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的苦难生活，更没上过学。由于长期缺乏营养，面黄肌瘦，皮包骨头，蓬乱着头发，家里没饭吃，就外出以要饭为生，正天价饿得头昏脑胀，和傻子一样，连自己几岁和属相都不知道。大约15岁那年的一天，我和哥哥去城里讨饭时失散了。遇见一个人说跟他能管饭吃还能给钱花，我糊里糊涂地跟着他走了，走进东关火车站旁的一个大门里边，就不准再出来了。同时被领进去的还有一个沧州要饭的同伴。原来我是被人贩子从街上骗来，卖给日本人去东北当劳工。日本人如凶神恶煞一般，问我多大啦，属什么的，我说不知道，被日本人当胸打了一拳。

等收的劳工多了，我们这些劳工就被装在闷罐车里运往东北，也不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才停在一个车站，后来才听说已经到了离哈尔滨以北很远的地方中苏边境孙吴县霍尔莫津。这里的冬天特别冷，达到零下四十多度，日本人把我们赶到山上的地下秘密工事里，开山炸石修坑道。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吃得是高梁米和盐粒，连点咸菜也没有，还吃不饱，身上破棉衣露着棉花，挡不住那东北的严寒，很多劳工都是因为冻、饿劳累致死，或者被监工的日本人打死、打残。

那些满嘴里喊着“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日本强盗，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待，劳工们在他们眼中连个牲畜都不如。由于长期的饥饿再加上繁重的劳动，山洞里尘灰飞扬，空气也很差，许多人都得了病也不给看，病轻了还得干活，病重了只有等死。

与劳工们混熟了，一个年长的劳工对我说，早晚我们都得死在这里，因为日本人叫我们在这里修的是准备进攻苏联的地下秘密工事，等修好以后，为防止泄露军事秘密，不能叫一个中国劳工活着出去。我听见此话，心中暗想，决不能在这里等死，要想尽一切办法逃出去。半夜里我与一个要好的伙伴，他比我大几岁叫王风章的一说，他也有意不想死在这里。我们二人商量好以后，一天趁傍黑天收工的路上，路过一大片高梁地时，看日本监工的不注意，我俩猛然钻进高粱地里，借着青纱帐的掩护，没命似地往里跑，日本人追了一会就往高粱地里打枪，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打断了不少高粱杆。因为漫无目标地乱跑，我与王风章失散了，也没办法到那里去找到他，也不知他是死是活。半夜里，我摸进一个屯子里，等到了天明要了点吃的，恰好遇见几个逃亡的学生，我们几个人给屯子里一个大户人家上山去放马、放猪混口饭吃。

第二年也就是1942年，在这个屯子附近遇上了东北抗日联军黑龙江省漠北县县大队，我们几个人都参加了县大队，成为一名抗联战士。从参加抗联之后，在部队里的共产党员和战友们的影响下，才明白了许多道理，才知道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罪恶的侵略才造成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命运如此地多灾多难，才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国家才能有光明的未来。

我在抗联漠北县县大队与战友们转战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进行游击战，虽然条件极其艰难困苦，但是部队里官兵平等，战友们互相关心、照顾，亲如一家兄弟，这一切使我这个从小受苦挨饿的穷孩子，尝到了春天般的温暖。战斗的空间里，战友们帮我识字、读书学文化，我非常好奇，认真地学习，通过学习，明白了许多道理，增加了许多知识，认清了前进的方向，决心跟着共产党、毛主席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1945年8月，被日寇占领，蹂躏了十四年的东北人民，终于迎来了日本鬼子投降，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天。但在广表的东北大地上，依然有残留着少数日本散兵和一些边远地区的据点，经过我们县大队一年多的围剿才肃清残敌。后来我又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建国后，部队把我送到解放军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深造，成为一名大学生。以团级干部级别转业，分配到山东省建筑三处工作。”

2013年，笔者在编撰《金村村志》过程中，金村村民戚庆祥（84岁）、陈以元（79岁）讲述了日军在金村的暴行。1938年1月14日侵华日军五千余人占领了毫无防守的兖州古城。这些可恶的强盗们在兖州城乡疯狂地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连续几日就制造了“红庙惨案”、“王因惨案”、“翟村惨案”、“颜店惨案”、“故县惨案”等几个灭绝人性的惨案，兖州人民顿时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一时间人心惶惶，提心吊胆由于日军兵力有限，不可能同时进入多个村庄，百姓们就互相报信，一听说日本兵要来那个村庄，那个村的年青妇女就赶紧换上破衣服脸上抹上锅灰，躲到附近村里投亲奔友，如果日本兵突然进村来不及出村躲避，年青妇女们就藏在柴禾垛里面，如同躲避瘟疫一样躲着日本兵。

为了粉饰太平，安抚人心，日军到金家村的时候作恶的行为已经稍微有点收敛。由于靠近竞济公路，来往济宁、兖州的日军有时也会窜到村里来抢掠。他们来的时候，汽车上架着三挺机枪，骑兵们在汽车前面耀武扬威地驱使着洋狗追老百姓的鸡、鸭、猪、羊，吓得村中猪羊乱跑，鸡飞狗跳，小孩子哇哇大哭。日本兵进村之后，挨家乱找乱翻，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拿走，几乎家家户户都被糟蹋得一片狼藉，杀了猪羊吃完后走的时候刺刀上还挑着抓来的鸡、鸭，扬长而去。

当年日本兵把鲍家林墓林区和金家村蓼沟河堤一带，作为士兵的训练场地。每次来的时候约有数百个日本兵，其中有一部分在金家村南头路南戚家场院里，搭上大帆布帐蓬住上几天就叫村里的人无偿地出夫，为他们修筑大型的练兵工事，当时王庆平、陈盐先后任金家村村长，日本人强迫他俩派村民出夫，摊到谁谁就得去，不管是你有病还是农忙时节，地里活再多也得撂下出夫去，百姓们忍气吞声地将出夫比作“服劳役”。日军在场园里挖地锅做饭，无偿地叫百姓送劈柴，到百姓们家里拿盆盛饭菜，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拿起来就用，洗脚盆、洗衣盆他们用来盛饭菜也不嫌脏，百姓们在一旁看着偷着笑。

日军占领期间，村里每年都得向他们缴纳各种苛捐杂税，而且税赋很重，他们不要粮食，要“联合券”钱币和牲畜吃的干草，做饭用的劈柴。那年月，村长几乎每天都敲着铜锣催交各种捐税。

日本兵吃不惯兖州产的高梁，他们见金家村以南蓼沟河黄金沟南（今农高园内），是常年涝洼地适合水稻生长。为了达到长期占领中国，稳定军心的目的，霸占了百姓二十多亩地，妄图种植水稻，让日军改善生活吃上兖州产的大米饭。为了平整稻田地里的土地，日本人叫村长在金家村、寨子、倪家村三个村庄中强派了许多民夫无偿地去出夫。日本监工背着枪手里拿着皮鞭，看到谁偷懒，不顺眼就用枪打砸、皮鞭抽，不管是头上、身上往死里打，毒打之后再给戴上锅拍枷（兖州方言：枷索的意思）当做犯罪的“囚犯”，游街示众。金家村村民陈以安的哥哥陈留安因患有很严重的癫痫病，他在打水的时候，日本人向他要水为汽车加水，陈留安听不懂日本人的话，没理睬他们，立即招来一顿毒打，被打得顺嘴流血，躺在床上几乎病死。百姓们见日本兵惨无人道地向一个病人施暴，一个个气得满腔义愤。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因当时局势所限不能与日军硬拼，当时的兖州人只能以消极怠工、软磨硬靠的方法，老牛舔破石槽的韧力来对付日本强盗的残酷压迫。“磨洋工”、“糊弄日本鬼子”是那个年代的口头禅并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百姓们想方设法使稻田里蓄不住水，日本监工在的时候就干活，等他们一走谁也不干。大家团结一心，绝不能让侵略者吃上兖州生产的大米。监工头也不懂怎样种水稻。地里的稻苗不如荒草多，连续种了三、四年水稻，也没有任何收成。

就这样日本侵略者企图吃上金家村生产的大米饭的美梦，被彻底粉碎了。

徐景和老人与今年88岁的离休老教师姚树声、85岁的息马地居民杜心善先后向笔者控诉：日军占据充州期间，为了进一步毒害中国人民，使其丧失斗志和抵抗力，并且为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大肆搜刮中国人的钱财这两个罪恶目的，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竞然开放鸦片市场，允许农民种植罂粟，允许城中大街小巷里开设大烟馆、膏店（鸦片即是用罂粟果实中的乳状汁液制成的毒品，世称烟土，统称为大烟、大烟膏），允许自由买卖大烟当年许多街巷里都挂有滋阳县某某街膏店的木招牌，日军有专人管理，负责收大烟税，税率很高。由于人一旦吸食鸦片，就很快成瘾，很难再戒掉，一时滋阳县城乡大烟泛滥成灾。

当年一些所谓士绅、富户甚至以吸毒为荣。后来又发展到不法毒贩从香港等地进口海洛因（俗称白面）供吸毒者吸食。整个兖州城的富裕人家几乎家家都有人吸毒。吸毒人员多了，毒品价格暴涨，但是已经染上毒瘾的吸毒者不惜大量地卖地、卖房也要吸毒。更有甚者，甚至卖老婆、儿女去吸毒。

在这时期，日军又允许开了许多赌场、妓院，利用黄、赌、毒毒害麻醉中国人。日军利用征收的巨额大烟税、赌场税、花捐税作为侵华战争的军费，致使当年出现一种怪现象，一部分世代靠打工、抗活为生的农户，用省吃俭用的钱买了不少吸毒者、赌徒贱卖的土地。

在广泛开放毒品市场、毒害中国人的同时，为了保持日军的战斗力，日军曾严下军令，严格禁止日军吸毒，一旦发现必被严惩，由此可见日军利用毒品作为灭亡中国的战略之一，其用心何其毒也！当年，兖州城里比较大的大烟膏店是府胡同南头日本翻译官秀山丁吉开设的大烟馆，和苇园街北头、东关水桥子街、东关外的几家大烟馆。小点的大烟馆一般只设通铺供吸毒者躺着吸毒。规模大的大烟馆里设高等房间、单间。大烟馆等级不同，收费也不同。一般的吸毒者一旦毒瘾发作，如同掉了魂一般浑身难受，毒瘾难忍，想尽千方百计也得吸上几口才能熬过一天。

2010年，86岁的原济宁市政协委员汤国贤曾对笔者说：日军占据时期，毒品泛滥给兖州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一些富裕户的吸毒者由于脱离不了毒瘾，竟然形成了一个极为荒唐的择偶标准:“宁娶大户人家的小丫环，不要小户人家的大姑娘。”因为几乎所有大户人家的小丫环都会伺候主人吸鸦片、点烟泡。

当年不仅城里有大烟馆，乡村集市上也有人公开地买卖鸦片，供许多不去大烟馆的人买回家去吸。有不少富户甚至夫妇、父子一人一杆烟枪，共同吸食，个别阔的大富户家中有一整套檀木雕刻的吸大烟的高级用具。日军占据兖州期间，不知有多少人被毒品害的骨瘦如柴，如同行尸走肉，不知有多少富裕户因吸毒破产，甚至流落街头沦为乞丐，被人们称之为“大烟鬼”，更不知有多少人因吸毒而家破人亡。我们要牢记国耻、国恨、家仇，绝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选自《兖州春秋》年刊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