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的厅堂上挂着一幅醒目的中堂字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上面遒劲的大字什么意思，但是，我能感知到，周围邻居对父亲和母亲的尊敬。在鲁西南乡下，我的父母算是80年代的高知。他们对知识的珍视，对诗书礼仪的守护，对生活中希望的追寻，让年幼的我在鲁西南贫瘠的乡村生活中得到光芒的环绕。

这种光芒护佑着我们姐弟四人的成长。在灯下，做乡村教师的父亲为他的学生们批改着作业；我们凑着那昏黄的光阅读书籍，屋子里一片温暖祥和的气氛。这样的温和伴着我们成长，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中坚定的力量。父亲是教书先生，对孩子们的学业自然格外关注，他每天下班回到家，最希望看到的事莫过于我们姐弟一起读书或听评书。那时候，单田芳老师的评书《三国演义》《七侠五义》十分盛行。有段时间，我们中午放学回家，总是脚步匆匆，不愿和小伙伴打闹，到了家直接打开收音机，四个脑袋围在一起听起评书来。那时候，父亲是我们村中心小学的校长，也兼着五年级的语文课，每次回家总是比我们晚上10多分钟。父亲到家后，母亲就忙着支使我打开饭桌，喊弟弟妹妹端碗，上菜上饭。我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在嘈杂的屋子里也听得清清楚楚。

评书的声音和饭菜的香味吸引了村里两位特殊人物。“还没叫四爷爷和崔喜，一起来吃饭吧？”父亲一边哼着小曲，一边问母亲。“不用叫，这就来了。”母亲回答说。果然，几分钟后，四爷爷趿拉着布鞋走到院门口，而崔喜呢？已经围上了餐桌。多年后，我对这一幕依然历历在目，那么温暖的冬日午餐呀！四爷爷和崔喜并不是我家的亲戚，四爷爷是位孤苦伶仃的老人，一辈子没有儿女，老了无所依靠，靠着村里东家一顿、西家一顿的接济生活。1989年年关，父亲把四爷爷接到我家过年，吃了一顿红烧肉——老人就不愿走了。父亲便和母亲商量，家里能不能再添双筷子？厚道朴实的母亲说：“你拿工资家里你说了算。这老人也真是可怜，一辈子没享过福呀。”接四爷爷到家里吃住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父亲、母亲对我们四个人说：“都要拿四爷爷当亲爷爷。”

至于崔喜，他是村里的一位孤儿，父母都有些智障，到了十五、六的年纪，爷爷奶奶都去世了，就成了没人管的“疯孩子”，整天在村里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很让村里人头疼。父亲是教育工作者，他坚信“没有教育是万万不能的”，就主动找到村支书清石伯，说：“这孩子送到学校来吧，我来教育他。”清石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吐一口气，激动地握住父亲的手：“老弟，全村的责任都压到你一人身上了。啥叫厚道，啥叫诗书继世，说的就是你和弟妹一家人呀。”结果，一年半载过去了，崔喜长成了和父亲一样高的小伙子，坏毛病全都改掉了——但在我家吃午饭的习惯也养成了。“校长家里真热闹，和弟弟妹妹一起读书、吃饭，我就感到生活有希望！”崔喜的话让父亲眼泪滑落，他对母亲说：“孩他妈，不就是再添半只碗吗？救了一个孩子，咱也值了。”母亲跟着深深点头。

90年代，鲁西南乡下还不富裕，虽然父亲领着国家的工资，但是家里人多嘴多，也到了几乎撑不下去的地步。但是，厚道的父亲和敦厚质朴的母亲从没想过丢弃四爷爷和崔喜。昏黄的油灯下，我们一起学习、读书、练习毛笔字，我们尊敬四爷爷，友爱帮助着崔喜，我们咽下简陋的饭菜，在平凡寡淡的生活中默默努力着，不停追逐着生活的希望。2005年，四爷爷在父亲和母亲的照顾下，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两年后，崔喜遇到心爱的女孩，结婚到北京打工去了。现在，他已经成为当地小有家业的私营店主。接着，我们姐弟四人先后离开了最熟悉的家乡，相继到外地求学、工作。

父亲和母亲宛如两棵枝干虬硕的老树，将孝悌仁爱的种子播种到我们的心灵深处。种子在我们心中生下了根须，长出了枝干，开出了花朵。我明白：“有一种力量，关乎精神，关乎品格。人生如萍，而孝悌仁爱已成为我们行走人间最重要的心灵萍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