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木生先生散文的印象，从济宁走出去的著名作家王开岭曾经写过一篇别样角度的评论《精神民间的书写》。在评论中，王开岭说：“作者发现了这样一个让人尊敬的民间，他承认它，更珍惜它。这是一个物质的民间，更是一个精神的民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本人，正属于这样一个民间。"我想，王开岭这段话是可以作为李木生新著《民间布衣志》的一个注脚的。读罢《民间布衣志》全书，仔细品品，作者对收录在书中的这些民间人物是怀着强烈的欣赏、热爱、崇敬、悲悯之情的。因为这些民间代表人物身上具有高尚的品格，呈现着真善美的精神风貌。他们被埋没在底层、受着困苦却又站立向上、抒写着自己精彩的人生。作者如此热爱这些民间人物，说明他属于他们中的一员。作为一名写作者，李木生自觉地担负起了民间人物代言者的角色。

在李木生的很多作品中，“民间”是一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据我的印象，此外还有自由、平等、平民、布衣、真诚、爱等)什么是民间?界定民间的概念，才有助于从宏观理解题材选取的范畴。山师大老教授吕家乡说：“民间，是与庙堂相对的。这些人物的根扎在民间，眼睛是向下的。”其实《民间布衣志》的作者李木生的写作之根就扎在民间的大地上。他作品的字里行间秉持的都是作家的民间立场。说到民间立场，让我想到身在庙堂的张养浩，还有他广为流传的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才是一个真正心系天下苍生的人。说的话稀缺而珍贵。他比“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范仲淹，似乎更本真、更有风骨。民间与庙堂，对所有的写作者，都是一个考验，也是一道选择题。人类文明进程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盯着庙堂，盯着高高在上的功名利禄，还是把一腔的热爱、钟情投入民间?

除《民间布衣志》中的人物，多年来，李木生还“写”到了大量的民间人物。我这里所谓的写，不是人物传记式的大书大写，而是一些零言片语式的涉及点画。对潜隐于民间的“人性之美，人间之善，人情之真”(《民间布衣志》序)，李木生总是情难自己，不吝笔墨，竭力书之赞之，写下自己的欣赏与钟情。《民间布衣志》一书，还有他对民间的书写，让我感到李木生身上拥有着浓浓的民间情怀。

《民间布衣志》的出版，还让我想到，古时，无论史学著作，还是文学著作，多为帝王将相树碑作传，而草根们是难以列入门墙的。这是人的价值取向问题。所幸，司马迁开了一个为民间人物写传的好头。想想一部书上除了帝王，就是将相，将是何等的单调，何等的乏味。(也不仅仅单调、乏味，还有深层的写作者对权力的膜拜与谄媚。从二月河的清帝系列，我们看到的是本应受到批判的君主专制，却受到粉饰与美化，与现代文明相悖的陈腐思想的渣滓，还在泛起，还有着广阔的市场。它的大行其道，不得不引起我们对现处文化环境的反思。)一个大自然只有参天大树，而无小花小草，还有多少滋味，多少情趣。但人们的思想观念，却长期居于一隅，重视了此，忽视了彼。长期以来，作为写作者，忽视的恰恰是最重要的如草芥的民众与家常以及卑微的花草。从庙堂转向民间，是写作者思想观念转变的一个表现。这一观念的转变，才使得历史更生动，才使得自然更美妙。

有民间、民间立场，自然就有民间写作。关于什么是真正的“民间写作”，很多人都探讨过，包括莫言。他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的演讲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为老百姓的写作’其实不能算作‘民间写作’，当作家站起来要用自己的作品为老百姓说话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莫言强调了写作者只有具有平等的精神，才能进入真正的民间写作。我认为，汪曾祺的小说是典型的民间写作，一个是作者在文字中不端架子，另一个是作者所选所写的，都是些普通人物。《民间布衣志》亦是鲜明的民间写作，不同的是，这本书是以散文的样式进行的书写。

关于“民间写作”的重要意义，李木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坚定一个信念，这就是民间书写。民间书写很重要，只有民间书写丰富起来，丰满起来，热闹起来，蓬勃起来，一个国家的血肉才会丰满，筋脉才是舒展的。越来越多的人动起笔来，写下自己的经历，写下身边的人和事，我们留给后人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才是全面的、立体的、厚重的。真正能够留下一些真实的东西，我们的国家才能称为伟大。”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写作者都有承担民间书写的责任。

作家是否能坚持民间写作，莫言认为：“有时候也不是他(作家)自己能够决定的。一般情况下，刚开始的写作都是比较民间的，但是成名之后，就很难再保持民间的特质。”这让我们有所警惕，有警惕就有可能较长时间地保持自己的个性、保持自己的民间心态。让自己心系民间，根扎民间，不偏离民间立场，还得像李木生一样，“我得常常地反省自己，是不是在与大地相依为命，所发的是不是草根的声音。”(李木生《金志文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