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桃红柳绿时，我奉调到长沙市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殊料三四个月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很快延伸到党政机关。

当年的工会机关，清一色工人阶级干部，我的父亲曾经在国民党基层政府任职，大家族中有清代县令、民国将军、商贾巨户、地主富农、保甲里正等等，阶级出身自然成了众矢之的的严重问题。于是，先是去农场劳动，翌年初即被调隨“市委工作组”下到伍家岭建湘瓷厂，安排在劳动最繁重的材料组缎练。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硝烟四起，我从工厂调回工会，机关自然已无容身之地，隨即下放到工会宣传部管辖的、湘春路工人文化宫。

“嘿嘿嘿，正愁游泳池没有行家管理。”文化宫主任黄加丰笑吟吟捉着我的手晃了两下，说：“你是省游泳队职业运动员，分你到文艺组，兼游泳池管理员，如何？”

故事就是从这里展开的。

工人文化宫在湘春路和北正街夹角之间，齐胸高的铁栏栅围着一池碧水，紧傍文化宫电影院。那年月，闹市中人工游泳池很是稀罕，盛夏时节总是人满为患，想买上一张两角钱的入场卷，得排队耐心等候。可别小瞧那两角钱，那年月，工人工资普遍在30元钱上下，两角钱在食堂能买一碟红辣椒炒肉。于是乎，扒在铁栏栅上看游泳的人，常常比游泳池里的人还要多。

那天傍晚，有个矮矮礅礅的男青年趴在栏栅上朝我招手，说是粮食一仓库的搬运工人，姓杨，央求我吸收他作个义务救生员。

“师傅，我好喜欢游泳，就那点工资，没法子常常来。”

他苦皱着眉头，说：“你可以考考我，我来作个义务救生员，一定好好做事，放心，不会帮你倒忙的。”

我自然明白，游泳池散场后，是“池空任你游”的20分钟空场时间，当义务救生员，是奔这个来的。其他时间，只要不开场，游泳池更是救生员的天下。见他身体很棒，满脸堆着诚实，一试，水性果然不错，同意了。小杨舒开眉头，乐哈哈的立即跑进泳场，马上“上班”。

殊料不久，“造反派”与“保皇派”打派仗的火药味愈来愈浓，我是“保皇派”，文化宫里的“造反派”视我为眼中钉，有人劝我躲一躲，我便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半偷偷跑回了醴陵。一两个月后，文化宫一名同事写信给我，说我并非“铁杆保皇派”，不会对我怎么样，要我快回去。殊不知，此人是哄我上圏套的，文化宫“造反派”正严阵以待等着我。一脚踏进文化宫大门，就被四五个身強力壮的同事拦住，说“焕记”（文化宫“造反派”头头）要见我。

一见这阵势，我感觉不妙，转身要走。见我要走，他们扑将上来。当年我刚从省体委专业游泳队退役，体格強壮，一身蛮力。那四五个人摁的摁头，捉的捉胳臂，抱的抱腰，好一阵方才将我制服，架着走进一间屋子。屋里站着七八个人，“焕记”架着二郎腿坐在桌上，旁边是文化宫的同事，亦有几张陌生面孔，人人手里一杆枪，横眉竖眼。我靠墙站着，脑子里飞快盘算着脱身的办法。不料身旁一人不待我有所动作，脱下上衣往我头上一罩，立时便有拳头、枪托雨点般落到身上，不一会便蹲在地上动弹不得……时间凝固了，不知过了多久，有人说话了。

“你看看这个死保皇派，喊都不喊一声！”听声音，那人是我文化宫的同事“恺夫子”，他说：“唤记，把他交给他们‘六号门’吧，看他硬不硬得过他们。”

“六号门”是当年长沙的造反派组织，主要由市区搬运工人造反派组成。

“焕记”说声“要得”，于是我被捆绑住双手，几个人将我拖了出去，他们必是“六号门”的人了。大约四五分钟的路程，我被丢进另一间屋子。凭记忆，知道是文化宫大剧院办公室。

横遭一顿毒打，头上缠着衣服，手上捆着麻绳，秋高气燥，汗水早已湿透了全身。靠墙坐在地上，筯骨酸痛，口渴难耐。估摸已经是午夜时分，身旁人来人往，夹杂着枪械碰撞的声音。回长沙前，我曾在湖北黄陂的空降兵部队当兵缎练过三个月，对枪械碰撞声音很敏感。

忽然，有人踢了我一脚，说：“这样的铁杆保皇派，拖到假山后打了（湖南话，即枪毙）算了，替上午被他们打死的战友报仇。”

立即有好几个人附和，隨后便有人一左一右架着我的双臂，将我从地上拖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天武斗，两派各有死伤。在醴陵时，我己听说长沙派斗早就从棍棒相加发展成真枪实弹，如果不是听了同事的诱劝，我是不会这个时候回文化宫的。

说来也怪，知道自己就要死在“造反派”枪口之下，我竟然只觉得眼前一片空茫，脑海中充塞着无助的无奈，并没有害怕的感觉，任他们拖了我走，听天由命。

虽然蒙着双眼，文化宫的路径我还是熟悉的，知道是出了剧院，下了台阶，往右前方朝假山方向走去。

忽然，听到路旁有人经过的杂乱脚步声，隨即有人站住，问架着我的人：“喂，这是那个?拖到哪里去?”

我们一行停下，架着我的人回答：“游泳池那个姓廖的，铁杆保皇，拖到假山后去打了算了！”

“游泳池那个姓廖的？打不得，打不得，我知道，他又冒去打仗。”说话的人声音很熟悉，接着又说：“他可是个好人。”

紧接着，有人替我解开蒙在头上的衣服，皎洁的月光下，站在面前的，正是义务救生员小杨，他手上倒提着一杆步枪，身后跟着三四名荷枪实弹的年轻人。

“你是连长，你说了算，那就交给你，我们走。”拖押我的人说声走，丟下我扬长而去。

小杨回头对那几个年轻人说：“他走路都走不稳了，打得不轻。你们几个送他回宿舍，同大家说一声，打仗是打仗，不要乱枪毙人，就说我说的。”

小杨这才转头对我说：“你放心，有我哩。”然后领着那几个人消失在夜幕之中。

原来“六号门”粮一库青年连的驻地，正是文化宫，领头的恰恰是小杨。从此，我被“造反派”软禁在当年的文化楼三楼，吃喝有人送。巧的是，隔着一扇篾织墙便是临时书库，堆放着“破四旧”抄收来的几万册书籍。关在楼上无所事事，东敲敲西敲敲，偶然发现的，于是在篾墙上撕个洞，天天钻过去看书。但凡送“牢饭”的脚步声响起，立即钻出洞来。

三四个月重获自由，获准仍旧住在楼上，又静养了几个月，自然又全神贯注咀嚼了几个月书。我日后之所以能踏上文学之旅，凭我一个初中二年级都未结业的穷小子，在才子如云的杂志社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又经省作协副主席肖育轩亲荐加入省作协，吃“牢饭”的日子功不可没。这是题外话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记不得是哪年哪月了。忽地有一天，两个着警服的公安干警来寻我，那时日，我因为会写点“豆腐干”见诸报刊，已调入工农兵文艺工作室。来人问我是不是认识粮食一仓库一个姓杨的搬运工人，说是“六号门”造反兵团的一名小头目。

“他领着一批人参加武斗，打死了人。”干警说：“但是他说他不但没有开枪杀过人，反而救过你一命，你能回忆回忆当时的情形吗？”

“他杀没杀人我不知道，他救过我一命，倒是真的。”我如实将那天晚上的经历述说了一遍，又将我与他相识的过程作了介绍。

来人将我说的话作了笔录，末了要我签名，走了。两个多月后，文化宫的院墙上张贴了一张布告，被宣判的人中，有粮食一仓库杨某某，大意是说，他带领派性组织积极参加武斗，双方各有死伤，但他从枪口下抢救过无辜群众，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冬去春来，有一天中午，小杨忽然来看我。我又惊又喜，捉着他的手坐下，笑谈他在游泳池作义务救生员时浪里白条的欢愉，回忆那个生死决于一线的晚上死里趒生的奇遇，说起法院找我作证签字的短暂一刻，两人都不胜唏嘘。他说：“我是造反的，你是保皇的，公安找你，我还真怕你不说实话。”笶一阵，他又说：“你签个名，我少吃了几年牢饭。”

我说：“你一句话救我一命，我还得谢谢你哩。我只是实话实说，又不累。”说完，两人开怀大笑。10多年后，我调省总工会《主人翁》杂志任编辑部主任，工人文化宫近在咫尺。有一回路遇文化宫的一位女同事，免不得便张三李四的谈起其它同事来。“唤记死了，知道吗？”

在文化宫工作时日，她是我的隔邻，叫任爱珍。她说：“听说，他那天晚上肯定是喝了点酒，回家路上跌倒，脸朝下扑进二医院旁边的小水沟，被人发现时，已经抢救不了啦。”

二医院就在文化宫斜对面200米处，距“唤记”家近在咫尺，那条小水沟我记得，宽不过一尺，深不足三十厘米，怎么会淹死人呢，我大惑不解。

作者简介

廖文伟，湖南醴陵人，1942年生，曾为职业游泳运动员，历任长沙市总工会宣传部干事、长沙市文化馆干事、长沙一中语文教师、省总工会《主人翁》编辑主任、省《发明与创新》副主编。为湖南省作协会员，以创作长、短篇纪实文学著称。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收藏》《收藏》《收藏界》《东方收藏》《文物天地》《收藏快报》以及《现代书法》等多家全国性报刊发表古玩鉴赏文稿即在100篇以上。编著长篇报告文学《东方奇人侯希贵》和《湖南旅游十万个为什么》（编纂之一）《打捞岁月——廖文伟古玩丛谈》（二册）《收藏之旅》《古玩》《清玩追绝响》等。为湖南省收藏协会首届常务理事，先后被聘为湖南电视台“艺术玩家”古玩顾问、古玩收藏沙龙“玩家雅集”经理、专家鉴定团常务副团长以及湖南“五千年文化公司”艺术总监。2003年5月，在“玩家雅集”首开挂牌有偿鉴定先河，被江浙《东方收藏》《收藏快报》特聘为省外鉴定专家。曾受邀为上海美术出版社《中国篆刻》、湖南美术出版社《文房用具》《笔筒》、武汉美术出版社《古玉》作序。自号“独羊居100古董闲章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