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早于文天祥 1600多年出生的孟子，纵然自信其“舍生取义”、“仁者无敌”的思想能赢得天下士子的尊崇，激励他们去作“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践行者，也想不到他一抒胸臆的“吾善养吾浩然正气”——天地间“至大致刚”、“配义与道”的“正气”，在“时穷节乃见”的文天祥身上，迸发出无上力量，谱写成慷慨赴死的传世绝唱——《正气歌》。“是气势磅礴，凛冽万古存”，这撼天动地、鞭雷掣电的正气，与文天祥遗书里的告白——“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价值认同，相互参照，彼此注解，被今日中国人赞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座精神丰碑。

文天祥被浩然正气滋养孕育的义尽仁至、视死如归，得以竖立为精神丰碑，在于这精神有沛然而出的源头，那就是“修身俟命”、“舍我其谁”、“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孟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最早对孟子作了如下记述：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不能用”、“不果所言”、“迂远而阔於事情”，既直指齐宣王、梁惠王对孟子的态度：嘴上赞同你的说辞但不去落实；又点出了不用孟子的原因：你的主张大而无当，脱离实际，太理想主义。细品司马迁这段文字，再对照齐宣王挽留孟子的客套话，“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不禁感慨万千。换作汲汲于富贵名利之徒，听罢齐宣王貌似真心的说辞，哪还能拔动腿，挪开步？何况接着又托人传来“养贤之意”：“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我想在国都的中心建一座房子给孟子，送给他万钟粮粟养弟子，使朝廷内外的官民都有所取法）……”对齐宣王的这番骚操作，孟子却格外冷静。此前，他曾因为齐王不用自己的学说，拒绝齐国俸禄。前后居齐十多年，他已攒够失望，看清齐国根本不会弃霸道行王道。他渴望的，是天下归仁百姓安居，怎会为万钟之食放弃尊严、理想与原则，成全“齐王养贤”的脸面与虚伪？“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这就是孟子斩钉截铁的回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孟子俯仰无愧的追求。

孟子怀着“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之，则必反予”的彷徨、不甘与遗憾，离开齐国，回到故里。“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同时呈现给世人的，还有他“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他向学生传授的“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的谆谆教导。更有他提醒当时、警醒后世的至理箴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在帮助君王积累增长私人财富、扩张疆界领土为治世能臣的时代，相较于管仲、晏婴、淳于髡、谈天衍，乃至商鞅、吴起等，推崇仁义、仁政、王道，反对战争、兼并、暴政的孟子，注定被视为“迂阔”，经不起兵戈铁马、刀光剑影的强力冲击。注定因不能经世致用于当时而寂寞，且寂寞千年，直到时间的荒野蔓延到唐宋，始遇知音。“渔阳鼙鼓动地来”，杨妃死、鼙鼓歇，“安史之乱”一结束，随着贤相杨绾上疏要求皇帝批准《孟子》与《论语》、《孝敬》同列一经，孟子和他的思想学说才进入唐代宗和唐朝高层文官的视野。杨绾是儒者，他“常在於道，亦周於仁，文以君子之言，生知圣人之意”，深谙“安史之乱”带给唐王朝的巨大动荡，造成的社会秩序瓦解和道德体系的崩溃。这时局与孟子所处时代的连年征伐、礼崩乐坏、苍生生死未卜，出奇地相似。何为仁，何为义，何为孝，何为君臣，民与君的关系，怎样做才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处理国家治理危机、重建社会秩序需要从人的层面解决的问题，孟子早就开出对症疗愈的药方：行仁政，去苛政，反对兼并战争和暴政；行王道，去霸道，通过仁政和道德治理国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重视百姓的利益；通过教育，扩大充实人人具备的“仁、义、礼、智”，打通反求诸己、反身而诚的修身路径，促使人人发展出完美的道德……这药方的救世、普世价值，杨绾看到、读懂了，五十年后的韩愈理解得更加清楚透彻。从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入手，把孟子“变今之俗”的主张落到实处——通过仁政来教化人民，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纯正人心和道德修养，成为中唐以后儒者们的共识。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可谓“孟子升格运动”的旗手，是列孟子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韩昌黎尊孟子岂有他故哉？盖求仁心同，向礼心同，向道心同，忧患天下苍生心同。“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时世混浊，韩愈选择了自保美德，不去同流合污，不做丧道之事，颇有孟子敢于直谏国君的刚正不屈，敢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侠肝义胆。贞元十九年，关中地区大旱，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亲眼目睹灾情造成的惨状，监察御史韩愈痛了，怒了，愤而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疏，“上恩虽宏，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韩愈对百姓苦的实情陈述，令唐德宗看罢起了恻隐之心，准备按照建议去施行。只顾搜刮敛财、谄媚朝廷、耀武扬威的唐宗室人物李实，听到艺人写歌讽刺他都会用杖刑草菅人命、绝人之口，面对上疏弹劾，李实岂肯善罢甘休，加之上疏论及宫市之弊，韩愈反遭李实谗害，于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知音总是惺惺相惜，胆识和行为具有相似性。孟子自然先于韩愈愤怒过。他的愤怒，是“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导致“孔子之道不著”，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以至于“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放任野兽去吃人），人将相食。”他的愤怒，是所谓良臣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于是，他以言辞为利剑，以思想为武器，像法官敲响惊堂木，大声宣判：“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为推广王道和仁政，孟子成了公认的“雄辩之士”。孟子的雄辩，是摄人心魄的气象恢宏，大有横扫千军之势：“士诚小人也”，这是尹士的心悦诚服；“寡人愿安承教”，这是梁惠王一霎那的礼贤下士；“王顾左右而言他”，“此则寡人之罪也”，“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这是齐宣王的尴尬、羞愧与片刻的谦恭……幸好，孟子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可以凭借清晰的思维、敏锐的洞察力，发现阐明道德真理；幸好，孟子时代的君王虽然逐利好战争霸，却以养士养贤作为绵延国运的根基；幸好，孟子十余年光阴的滞留地是齐国，遇到了把稷下学宫推向鼎盛的齐宣王，遇到了同为思想家的淳于髡、告子等重量级辩手。思想碰撞思想激发新的火花，观点碰撞观点抵达新的高度：“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不逃避辩论，不苟且时俗，孟子愈辩愈明愈振聋发聩，而人生哲理、世间真理，得以在辩论中升华。

孟子用他的好辩与善辩，为“士”作出“尚志”、“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价值取向。更挺起“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贤才可拜不可召的脊梁。一句“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说尽孟子对真理的探索、捍卫与坚守。如果，士与士大夫都为了谋取财富放弃仁义，都对霸道杀人者保持沉默，都匍匐于权势的脚下言利逐利，都无视率兽食人、人吃人的同类相残，都热衷于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么，谁能看到母亲的眼泪，妻子的悲伤，孤茕的凄苦无依？谁能看到人若兽性泛滥，只能自取灭亡？孟子不独看到这些，还看到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异，不是能生产会劳动创造更多物质财富，而是能否体察天道、践行“仁义”之道。并从人性的角度看到人人具有的良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四心如同人有四体，对应着人性向善的“四端”：仁、义、礼、智。这是人能自发自求、纠错改错、渡人渡己的根本哪，也是人类没有彻底沦为权势物欲的奴隶、成为自觉的伦理的道德的人、推动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根本哪。

孟子心如明镜，洞若观火，眼睛雪亮，他认定“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第一个大一统时代的“秦朝”，二世而亡；第二个大一统时代的“隋朝”，二世而亡；同样短命的王莽新朝、南齐、西魏、后梁、玄汉、后赵……无不应了孟子的预言：“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

孟子推崇孔子，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自述“乃所愿，则学孔子”。他和孔子的思想学说，没有用于当时，却启发着未来，塑造了后世。还是韩愈，不独按照孟子“士”的标准淬炼独立人格，纯正兼济操守，还接过孟子敢怒敢言的雄辩衣钵。为饥民代言，他怒怼李实；向曾经的尸位素餐者开刀，他撰写《争臣论》，怒批五年不进谏一言的谏议大夫阳城：君子怎能只求自保沐猴而冠？应当“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啊。阳子闻此汗颜，终于在“贞刚律己”的陆贽被裴延龄谗言诬告频临死境时，力谏皇帝，为明相陆贽分辨，使其免死降为忠州别驾。

韩愈的顶格辩论对象，是信仙好佛、欲求长生不老的皇帝——唐宪宗李纯。李纯下诏征求方士，配制长生药；遣宦官使至凤翔迎接佛骨。一时间，长安掀起信佛、崇道狂潮，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追随者众多，导致政出多门，教出多源，需要供奉资养的佛道宗教人数日益倍增，民众贫困，盗贼丛生。看着“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尊孟子、树道统、排佛老，将孟子附骥在“尧、舜、禹、汤至文、武、周公又至孔子”的儒家传道谱系之后，发愿接续孟子，延续中断千年的正统儒家血脉，为圣明除鄙事，复先王之仁政。元和十四年，儒佛矛盾因唐宪宗要迎佛骨入宫内供养三日，激烈爆发。韩愈不顾生死，写下《论佛骨表》。他以人主梁武帝奉佛就位“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为铁证，认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痛斥佛之不可信，“佛不足事”。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祸”。宪宗得表震怒，欲对韩愈处以极刑，宰相裴度与大臣极力说情，才免一死，贬为潮州刑使。

韩愈“发言率真，无所畏避”，他敢讲真话的“鲠言无所忌”，表明在道德层面、行事准则上，皆获得孟子真传。“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之”；“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这是孟子之勇。群臣不言唐宪宗之非，御史不举唐宪宗之失，独韩愈奏疏敢于揭发事实，“忠犯人主之怒”，且在淮西平叛中勇夺三军之帅，这是韩愈之勇。跌宕浮沉算什么，勇于破局，踔厉风发，才是韩愈从孟子处习得的大丈夫本色。

“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对于孔子，孟子亦步亦趋；对于孟子，韩愈如影随形。“古人虽已死，书上有其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书里的孟子，因神交韩愈，从此再不寂寞，地位逐渐升高，“升格”进程延续到二程、朱熹那里，《孟子》由子书升为经，排在《大学》、《中庸》、《论语》之后，成为朱熹勘定的《四书》之一。乾隆九年，清朝皇帝正式下令封孟轲为“亚圣”，孔孟之道名实统一。而韩文公，也在宋神宗时，被追封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