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缺门扇、无窗棱的教室里时常响起熟悉的童声。岁月远去了，但那熟悉的声音却时常在耳边回荡。

六十年代初我开始了曲折而又漫长的读书生涯：我背着母亲用粗布缝制的书包，沿着弯曲的小路，听着田野里蛐蛐儿的合唱，走向离家一里多路的王庄去上学。我们的教室是一门双窗的三间北屋，也不算黑暗，门口只有一扇半截门框在门洞上可怜的悬吊着，象母亲用来捶布的棒槌，两个窗户只剩下窗框，象邻居老奶奶张着的掉了牙的大嘴，五排低矮的用土坯垒成的泥墩儿就是我们的课桌。小板凳儿是从家里带来的，家里没有的小板凳儿的就用半头砖代替。我家倒有个小板凳儿，那是个板凳面儿中间有个圆洞，圆洞下有个横条的那种。可是它不是我的专属，因为母亲常用它插风撑拐线子，因此我有时也会变成“半头砖”党。有一次，我的半头砖被邻居占去了，我只能跪着听老师讲课写作业。我想这也没什么不好，这才是真正的尊师呢！

张老师很年轻，因为他还没娶媳妇。你怎么知道？你听我说，当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刚过了年儿开学，我看见办公室门口放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屋里有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女青年与他说说笑笑，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小声说这是张老师的新媳妇。放学的时候我看见老师在村东的场里教她媳妇骑自行车。不知为什么我有些担心和失落，心想老师娶了新媳妇，还会象以前那样喜欢我们吗？张老师是巨野城里人，离这里有二十五里路呢！我们班有二十多个学生，是有一、二、四年级三个程度的复式班。况且我们还经常惹老师生气：不是迟到了就是作业没完成，还有互相打闹的，谁的褂子撕破啦，谁的鼻子流血啦，等等，让老师不胜其烦！老师总是把教鞭高高地扬起，轻轻地落下，敲在学生的棉袄上，冒起一股尘土。那时的学生也皮实，挨了两教鞭，还朝同伴做鬼脸儿，但从不敢向家长告状，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那样简直就是自找倒霉！自从来了新媳妇，办公室里除了多个人，别的也没啥变化。老师照样教我们练齐步走，教我们唱“千山万水连着天安门”，一遍又一遍地在斑驳陆离、坑洼不平的石灰泥成的黑板上写下工整的粉笔字，于是，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回肚子里了。

转眼我们四年级就上完了，老师推着他那辆自行车领着我们到离学校五里路的高海完小去参加五年级的入学考试。路两边的大豆苗有四指多高了，一垅一垅绿盈盈的，太阳的光在嫩绿的叶子上一闪一闪的。我们七个人前呼后拥地跟着老师，一开始谁也不说话。走了一段儿路，老师清了清嗓子，对了，我忘了告诉你，老师虽然年轻，但是好像嗓子不太好，你想，每节课都要给三个年级的学生讲，又不能拿个玻璃杯泡个胖大海什么的，再好的嗓子也受不了啊！凭我们这些小脑袋瓜感觉到今天老师与往常不同，搁以前他会不厌其烦地交代我们这样交代我们那样，可是今天他似乎不想多说话。可能是老师为了打破沉默故意没话找话，问我们将来长大了想干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感到有些突兀，其实也不突兀，在我的印象里，老师平时谈的都是大问题，至于生活中的问题在他那里都不是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以前不是没想过，首先是当解放军，穿一身绿军装，多威武啊！当科学家也行，再不行就当工人，能吃公家粮。但是这个时候，就连最心直口快的同学也沉默了。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老师还能知道吗？

我突然觉得对不起老师，那是刚上四年级的时候，由于从我家到学校要经过又窄又滑的坑沿、趟过又宽又深的水沟，在济宁工作的父亲觉察到我上学的危险，决定带我去他单位附近的韩庄小学上学，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只在那里上了半个学期就回来了。由于学校环境、学习进度和教学方法的不同，回来后我学习上有些吃力，一度产生了厌学情绪，渐渐地我开始逃学，一连三天我背着书包东躲西藏，有时蹲在草垛下，有时趴在壕沟里。老师见我没到校，就到我家里询问，就这样我的劣行暴露了！看着母亲难过的样子，想着怎样挨老师的训斥，我知道老师是及其严厉的！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进的学校，也不敢抬头看老师一眼，但老师却什么也没说，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连一句认错的话也没勇气跟老师说。每当想起这些实在羞愧难当！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我在学习上更加勤奋、在家里更加勤快，这也许是我在弥补我的过失吧！

从今天开始，我要离开教我四年的老师，告别熟悉的学校，到陌生的新学校去，那种心情即有激动与憧憬，又有失落与踌躇。的确，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我们的张老师。当年的小学生现在已经年逾花甲，当年风华正茂的老师，现在也该是耄耋老人了吧？在后来的岁月里，每当那时的同学相见，总是不由自主地提起张老师来，有的说回老家了，有的说赶巨野会的时候见他了，老了，认不清了，再往后就打听不到任何消息了。  

“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大雁会飞回来，我的童年还会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