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的曾彦修先生，在95岁高龄的时候写下了《平生六记》。该书的插页上除了陆定一为作者题写的明代于谦的《石灰吟》外，还有时年109岁的周有光老人题写的“良知未泯”四字，可谓对作者《平生六记》，特别是对作者从建国到文革时期人生履历的高度概括，至今看来依然熠熠生辉，令人感佩。

  阳明先生把心学高度概括为“致良知”，曾彦修先生就是革命时期践行良知良能的楷模，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在《前记》中开篇就说：“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少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他又说：“人的一生不是由文字写成，而是由一个人的终身行动写成的。一切要由实践检验。”这不正是良知的模范吗！

  他在《土改记异》中描述了1952年2月在广东肇庆云浮县土改时，并不墨守上级精神，而是根据当地实际“我们必须变守势为攻势，即从根本上变被动为主动，变被坏人监视改为我们监视他们，变秘密工作为公开工作”，迅速打开了土改局面。针对当地长期存在的贫农家中有小老婆、丫头的问题，群众性的抢劫问题，在请示肇庆地委后都自行解决了。

  他在《打虎记零》中记述了他后期参与南方日报社（曾时任社长）1952年4月底5月初“三反”中的“打虎运动”往事。作者表态说：“打老虎”的事情，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可靠证据。事实证明，他们单位的一群大中小“老虎”都是硬逼、硬打出来的，根本没有什么材料，或者找些事情附会上去罢了。

  他在《镇反记慎》中记述了1951年4月底，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发生在广州的一件大事。作者说：“采访组组长成幼殊（女，地下党员），忽然紧急拿来政法组记者刚从省公安厅紧急拿回的，明天要处决一百四十多人的名单，和每个人两三行的罪状。我说，坏了，坏了，我们事先没听说半个字呀，怎么能配合宣传呢！大家通通变色了。我们报社乱成一锅粥，都认为明天绝不能这样出报呀，怎么办呢？中央的方针明确的很，是强调大张旗鼓，即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要让群众家喻户晓这些人的罪恶。”最后不得不惊动了叶剑英。在叶帅放出重话：“我们要记住中央苏区的教训呢，这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党委手里，还是掌握在保卫部门手里，这是有很深的血的教训呀！”之后，才暂停执行。由叶帅指定林西、李凡夫同志，草拟内部开动员大会与组织宣传队伍，报社副社长杨奇带队到公安厅帮助他们整材料，把空洞的“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类词改为一些具体罪行。

  他在《肃反记无》中说：1954年全国内部开展了一场不加宣传的“肃反运动”。上面指定人民出版社组成以曾彦修、王子野、陈原、谭吐、周保昌为人社五人小组成员，曾为小组长（时曾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清查历史问题时，人社坚持实事求是不仅撤销了对怀疑对象的怀疑；没有增加一个怀疑对象；更难能可贵的是弄清了全部怀疑对象（即没有增加或加重对他们的怀疑）。提出了一个在外单位被开除党籍的人是处理错误的，应予恢复；更重要的是明确弄清了一个重要人物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更不要说什么“国特”之类的事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戴文葆。曾彦修划重点：再说一遍，我们这次“肃反”，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是给一批人解除了疑问。

  他在《四清记实》中说：1964-1965年，近一年或一年多时间我在上海一个大中型印刷厂--群众印刷厂，参加了全过程的“四清运动”。当时广泛风传出来的要点，是说我们农村的基层党政组织全部“烂了”，全部要上面组织工作队到农村去重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夺回基层党政大权才行。所谓的“四清”，是“清”每一个人的，次序可能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清组织”是最后的结果，即重新组织该单位或地区的各层领导机构及成员。

  作者当时已经被打成右派，是以戴罪之身被安排到装订车间工作组中，历时半年多，他把工厂人事科交予的三十多份人事档案全部予以了澄清，并亲自写出了书面结论：三十来个被怀疑有各种政治疑问的，全弄清楚了：一个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三十来份档案，有两三份只半厘米或一厘米厚，绝大多数都有两三厘米厚，有一个人有两厚本。我看了哭笑不得：我们在做些什么呀！

  作为自己人生的总结，曾彦修这样说：我认为，我一生真正谈得上是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这件事，即1965年在“四清”运动中，为被审的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这一类的怀疑或帽子,全部彻底以书面撤销了这些怀疑。我一生的其他工作，我认为也就是办公而已。

  作者一一列举的这些实例，比福尔摩斯探案还要简明有趣，比日本推理侦探小说想象还要丰富多姿，而且全部牵涉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以至身家性命。作者说：“我拼着性命来为几十个工人解脱种种政治怀疑的冒险行为，却永远在我的头脑里记忆如新。”

  古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曾彦修先生凭着一颗闪光的良心，在举国癫狂的环境里，拯救几十人于水火，这却是不朽的德业！

  他在《反右记幸》中说：“1957年7月13日，这一天我曾一度是全国都知道的人，这当然指的是臭名。就是从这一天起，我被正式定为‘右派’，这一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是很难复印于此的，因为那上面有十来个批判我的大会上发言者的人名。而中国的特点是：几乎一切政治运动的原告者，都不能再提他们的名字了。”

  这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看来是费了匠心的。此版底部有个通版的专栏长篇消息，这新闻的标题引题是“党内也有右派分子”；正题是“曾彦修蜕化变质了”；副标题是“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举行批判会”。全文开头说：“7月11日，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举行座谈会，揭露和驳斥身为共产党员的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曾彦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言论。”正文有一处引用“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周保昌和其他同志揭露，曾彦修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在出版工作上学习苏联经验，认为过去就是因为学习苏联经验把出版工作搞糟了”。周算是代表人社的最高层了，他的发言内容也就如此。这个内容，今天看来这个内容算什么？可以构成全国“大反革命”的理由吗？

        1957年落网的人，大致是三类。一是，对单位某一具体小事提了点意见的人；二是，对带全国性的事情提出过任何意见的人；三是，对苏联在中国工作的专家提出过任何意见的人。如果触及了上述三点，那就难免了。

  像1957年那样九级、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儿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作者最后总结道：我写此时已进入九十五岁了，不知怎么的，这个想法突然冒升起来：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必须检讨一辈子，受辱一辈子，这算什么生活？但那个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的梁漱溟不管有多少“唯心主义”，却令人永志不忘。记住：人不能永远生活在饥饿中，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屈辱中。此而不改，一个民族尊严何在？要记住：没有个人尊严，就不可能有民族尊严。

  吴江先生在评论曾彦修的《审干杂谈》时说过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对人的伤害与轻视，其害甚于一切，而我们有些自称社会主义者对此却茫然无知，反以有权能随意处置人为荣。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时候甚至弄到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凡与“人”有联系的概念和“人性”“人权”“人格”“人道主义”等都在忌讳之列。弄到这种地步实在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啊！

  曾彦修，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在年届九旬的耄耋之年能奋笔疾书，把建国后的经历提炼出《平生六记》，特别是在“四清运动”中“手托着千金重闸，在自身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将那些正在接受审查而其实并无什么大问题的人一个一个地放行，使他们轻装前进”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强大良知，来自于人性的觉醒与关怀，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浩然正气，让每一个读者凛然受教。

  这本外表并不起眼的薄薄的小册子却包含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内在力。它来自孟子、来自王阳明、来自鲁迅、来自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骨，来自人性深处的光芒。它照耀着我们，照耀着后代，在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大地上慢慢挺立起一个大写的不需下跪的“人”来。

  让我们向曾彦修先生致敬！

202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