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萃取天地万物之精华，化腐朽为神奇，千锤百炼，涅槃重生为人类最古老的食物之一，经历了从自然生成到人为加工的过程。

原始先民主要以野生果实为食，新鲜的果实不易保存，腐烂发酵后形成了带有果味的液体。一些勇敢的先民品尝后发现这种液体不但于身体无害，而且味道不错，食用后还能令机体产生一些无可名状的感觉，从而被大家推广开来，逐渐成为原始时期人们喜爱的食物。此后人类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与进步中，逐渐认识到酒产生的原理，并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便产生了酿酒工艺。

原始社会时期的酒呈糊状和半流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酒，并不适于饮用。到了夏朝时期，酿酒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夏朝中兴明君杜康（又名少康）始作秫酒，推动了酿酒业的发展，酒的形态正式成为液态，杜康也被冠以中国“酿酒始祖”的称号。由此可见，杜康不仅是中兴夏朝的一代明君，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发明家。　　杜康作为夏王朝的第六位国君，亲自造酒，可见当时人们对酒的重视程度。《诗经·七月（豳风）》中有诗云：“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友斯飨，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生动描绘了在夏代乡人于十月在地方学堂行饮酒礼的盛况。在开镰收割、清理禾场、农事既毕以后，辛苦了一年的人们屠宰羔羊，来到乡间学堂，每人设酒两樽，请朋友共饮，并把牛角杯高高举起，互相庆祝今年的好收成，也预祝来年丰收大吉，生活富裕，充分展示了夏朝酒文化的繁盛与丰富多彩。　　

酿酒业的发展紧紧依附于农业，是农业经济繁盛与否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决定着酿酒业的兴衰。原始社会时期，受生产力水平与劳动工具所限，粮食的产量极低，酒的产量极其有限，因此酒便成为稀罕物，被视为神圣的物质，仅仅用在祀天地、祭宗庙、奉佳宾等一些较为正式和庄严的场合。　　到了商代，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劳动工具及生产技术的显著提高,粮食的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促进了酿酒业的进一步发展。做酒有了成套的经验，特别是曲蘖的使用，使酿酒业空前发展，出现了一些专门以酿酒为生的氏族。商朝社会经济的繁盛更是促成了商朝酒文化的兴起，商朝贵族饮酒奢靡之风盛行。商纣王帝辛造酒为池，悬肉为林，整日沉溺于酒色中不可自拔，以致亡国身死的故事更是成为后世帝王引以为戒的典型。商朝也为后世留下了著名的“酒色文化”。抛开沉溺于酒色“不思进取”，商朝贵族们能日日有酒喝，商纣王能以酒为池行船，足以说明商朝的酒足够多，可用作酿酒的粮食也足够多，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商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

也许是吸取了商朝亡国的教训，周代对饮酒十分节制，大力倡导“酒礼”与“酒德”，把酒的主要用途限制在祭祀上，于是出现了“酒祭文化”，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视礼教的朝代，酒礼也渐成为一种严格的礼节，其尊老敬老的民风在以酒为主体的民俗活动中有着生动体现。一直到现在，酒礼，酒德仍然是一个人，一个家庭，教养与否的表现。　　

中国作为酒的故乡，既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酒文化的发源地。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酒与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酒渗透于从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养生保健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现在独具特色的酒文化业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也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国道家文化的至高境界。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摆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第一“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与官人、商人、匠人、农人相比，文人似乎和酒更有缘分。一是文人多嗜酒，酒能激发灵感，活跃形象思维，酒后吟诗作文，多有佳句华章。饮酒本身也往往成为创作素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页页都散发着酒香。中国古代文人的杰出代表，李白和杜甫都终生嗜酒。李白自称“酒仙”，其诗中所表现的自由不羁、犷达豪放既是诗人本性的释放，也是艺术的自由状态在其身上的外化。这既是人最本真的状态，也是艺术的至高境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在《短歌行》中的豪迈与感慨。......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俯拾皆是。我们不由感叹假设没有酒，李杜的诗歌一定会少了许多韵味，假设没有酒，中国的文学史一定会少了许多精彩。

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不仅仅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作为一种精神文化，酒文化体现在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的酒文化已渐渐演变成中国特有的集政治文化、人情文化、以及公关饭局文化为一体的社会文化。　　

与中国人打交道，无论在怎样的场合，真正的饮酒，即便是形态层面的饮酒，需要表达的也多是精神层面的内容：有朋自远方来，无酒不足以表达深情厚意;良辰佳节，无酒不足以显示欢快惬意;丧葬忌日，无酒不足以致其哀伤肠断;蹉跎困顿，无酒不足以消除寂寥忧伤;春风得意，无酒不足以抒发豪情壮志......总之，对于中国人来说，任何场合都少不了酒。小醉怡情，大醉交心，不管怎么喝，都要喝出个畅快淋漓，情真意切来。而且同一种酒，不同人喝出不同的心情；同一种酒，不同的场合喝出不同的结果。

酒品如人品，喝酒识人品，从酒中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有的人喝起酒来很豪爽，来者不拒，喝得很畅快。这种人通常性格直爽，没有什么心眼，对朋友也很耿直；有的人喝酒开始时推辞，话也很少，给人很怂的感觉，一旦喝得兴起，就会主动抢酒瓶，反客为主劝别人喝，话也开始多起来。这种人通常性格内向，情感细腻丰富；有的人喝酒很会劝酒而且从来没喝醉过，一直是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这种人天生情商高，懂得人情世故，善于掌控全局，通常都能走到领导岗位；有的人一喝就醉，而且喝醉酒就乖乖地睡，不吵不闹。这样的人通常内心豁达，心胸宽广，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你会觉得很舒服；有的人一喝酒就爱哭，其实也没什么特别难过的事，往往是生活中的一些琐碎小事。这种人心思缜密，沉默寡言，喜怒哀乐都藏在心里......

酒是社会交往的媒介。在公关饭局中，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中互相认识，关系得到拉进，俗世的需求与目的得以达成；酒是情感的催化剂，知已好友微醺小酌，几杯酒下肚，便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几千年来，酒神精神已与中华文化紧紧相融，成为我们民族魂的一部分。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酒是英雄的象征，是血性男儿的标志。它能激发雄性荷尔蒙的大量释放。酒壮英雄胆，景阳冈上，三碗酒下肚，武松赤手空拳独斗恶虎。酒能直抵男人性格的黑洞，激发出无穷的勇气与活力。在古代出征打仗前，皇帝都要为将士们喝酒壮行，既为他们鼓劲，也祈祷他们早日凯旋归来。喝下去的这一碗碗酒，既奔涌着英雄的满腔热血，也诉说着战场的雄浑与悲壮。“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唐朝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的这句话，就生动再现了大军饮酒出征前的场景，反映出战士乐观豪迈、视死如归的家国情怀。

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中黑林沟老兵“献酒壮行”的情节，悲壮诠释了壮士出征前的豪迈与酸辛以及为家为国英勇出征的大无畏精神。汉武帝赐酒霍去病，大将军分甘酿“酒泉”……这一个个或惊险或悲壮的故事，既强化着酒壮英雄胆的标签，也幻化成一曲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或喜或悲或百感交集，人酒合一，铸成一座座口耳相传的中华英雄丰碑。与这些悲壮画面相辅相成的，是那一坛坛、一罐罐、一碗碗快意豪迈的酒。行军打仗前与凯旋归来时的庆功宴都少不了酒，既壮军威也长精神。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和打仗都离不开酒，窥视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背后，就是一部酒的历史。每段历史的背后也都流传着一段段洋溢着家国情怀的故事和传奇，就是这些故事与传奇诠释着我们民族的血性基因，昂扬起我们的民族精神。

几千年前杜康始造秫酒，中国的酿酒工艺正式成形。几千年来，酿酒工艺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得到了长足进步与提高。酒神精神逐步融入我们的民族魂，既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为我们的民族魂注入了血性。自由坚忍、英勇无畏的民族基因由此得以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