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县城西北，离黄河和老运河不远的地方，有个很不显眼的王芝茂村，该村一百五十来户人家，安安静静地卧在这片鲁西南平原上。

       我想去亲眼看看，此时，麦子马上就要收割了。风过处，绿浪层层地推向天边。倘若不是读过县党史，那能想到，这里竟曾是鲁西南大地上最坚固的红色堡垒。

       村中的老会计引着我看那些老房子。寿张县政府、抗大鲁西分校的旧址，还有鲁西银行的遗址，都静默在窄巷里。七拐八弯，走到一处低矮的土坯房前，老人说，这便是万里当年的婚房。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那时年轻的万里就在这里，和边涛同志举行了婚礼。没有唢呐，没有花轿，甚至没有一身像样的衣裳，革命的爱情就是这样，在硝烟里生根，在艰难中抽芽。我站在院子里，恍惚间似乎看见门框上贴着的大红喜字，听见战友们的祝福声。婚礼完毕后，他们又各自奔赴各自的战场了。

       不远处，便是开国上将杨勇的故事发生地。那年他在王芝茂村遇见了林彬——一个常常女扮男装的女干部，干练泼辣，做着妇女工作。两颗年轻的心，在烽火中渐渐靠近。婚后的林彬仍常住村里，杨勇战斗的间隙便回来团聚。那时候，杨勇把王芝茂村当作自己的家，他曾亲自来村里，委托县委为战士们赶制一千三百双军鞋。一千三百双啊！在那样物资匮乏的年月，全村的女人们怕是连着熬了多少个通宵罢。针针线线，缝进去的哪里只是布和麻，分明是整个村庄对子弟兵的心意。

       然而，讲到军民鱼水情，更要说一说贾大娘。

       贾大娘叫贾桂存，她嫁到王芝茂时才十八岁，二十六岁就守了寡，拉扯着年幼的儿女。这样的身世，放在那个年代，并不算特别，但特别的是她作为一名妇女，在国难当头时挺起的脊梁。一九三八年春天，八路军进了村，贾大娘看见那些年轻的战士，衣衫单薄，面有菜色，却依然挺得笔直，她的眼泪就落下来了。从那天起，她把战士们当成自己的亲人。她入了党，当了地下联络站的站长，领着妇女们做军衣、做军鞋。

       最动人的，是她传递情报时的那份机警。每次要送信了，她便扮成一个疯婆子，嘴里胡言乱语，脚下踉踉跄跄。敌人见了，只觉得是个可怜的精神病人，哪里会想到，她掏空的高粱秆里正藏着十万火急的情报？她还自己头上撒一小把高粱花，俨然一个捡庄稼的老太婆。就这样，一份份关乎生死的消息，在她看似疯癫的表演中，安全地送达了。

       有一回奇险，日伪军来扫荡，五十多名抗日女学生被困在村里，情况万分危急。贾大娘沉着地将她们藏进地窖，自己坐在门口，手里做着针线，脸上不露一丝惊慌。敌人几番盘查，都被她泰然自若的神态应付了过去。那五十多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她护了下来。

       解放后，贾大娘在敬老院当了三十六年的院长。一九六〇年，她作为劳模，受到邓颖超同志的接见。一九九二年，山东省授予她“山东红嫂”的称号，也是在那一年，九十二岁高龄的她安详离世。据村里人说，她的子孙亲属中，有十余人受她感召参了军。

       在王芝茂村里，随处可见这些红色记忆的痕迹。十一处革命遗址散落在村中，像十一颗沉默的星辰。

       现在村路硬化了，灯亮起来了，文化广场跳舞的村民热闹非凡。村里引进了几家木材加工企业，二百多人在家门口就了业。

       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远去，可那些故事、那些人、那种精神，却像白杨树一样，把根深深地扎进了泥土里。

      回来时，扭头回望，村庄在夕霞里，像一个安然入睡的老兵，身上盖满了勋章。

       王芝茂村那是多么感人的红色村庄呀。好好善待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