翅膀的悲剧（读诗札记）

飞沙

我把这些“感悟”的碎片收集起来，名曰：飞沙。

请不要把这些零星的“闪念”称之为狭义的诗歌。名叫飞沙，其实不过是一些微粒的雏形、一些坯胎，尽管它是分行写成的，但它不是完整的诗，不是哲理或警句。它只是言说的碎片。是诗意的断面，是字意的放大或局部的缩小。比如深秋：

“天空愈明亮，大地的井水愈深……”。

它们需要一个背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整体来容纳。飞沙，可以看作是语句和语句的构成。飞沙是一种表现形式。它使语句具有了表现力。它是微小的，却又是充盈的；它是单纯的，却又是繁复而丰沛的。它不因短小而阻碍人博大的想法；也不因纯净而失去内涵。它在意象和语句之间，发挥着嫁接和连贯作用。它在承载现实、表达思想方面，具有其它形式不可替代的功能，是接近阅读的途径，适合于收集诗意的微尘。

如果大地是一面镜子

万物就是它飞逝的幻影

从春到夏，从秋到冬
“那些被我们称之为诗意的物质，其实就是混合在一堆散沙中的、比沙粒更细微的碎屑。它有迷眼的光亮、色泽，却不能轻易收集起来。”飞沙－－是一种收集诗意的方法。是否可以这样说“用一种叫诗歌的容器保存诗意的花粉。”

它会逐渐细碎，直到找到它自己独一无二的微粒。我也寄希望它能找到存在的空间——之于读者——之于我们这个虚妄自大的时代。它只需要一丝透光的缝隙、一个不易察觉的暗孔。

“风在风中说，我要把吹散的万物，在泥土中聚拢”。

翅膀的悲剧

“翅膀是鸟儿的悲剧……它把生命带入永恒的异乡。”读日丹懦夫的这首无题诗，我不禁想起一位哲人的名言，顿感一丝悲怆。

悲剧，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又常以荒诞的面目和寓言的声音出现：“鸟儿死去的时候，它身上疲倦的子弹也在哭泣……”鸟儿是不幸的，子弹也是无辜的。如果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杀掳，肯定是来自某种念头和想法。哭泣的“子弹”，是一种托词，谁能说不是“鸟儿”撞上“子弹”呢？这就是荒诞！

“那子弹和鸟儿一样，它惟一的希望是飞翔。”这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它是另一种现实，它与上面的事件，既存在联系，又互不相干。单看后两句，可以说，“鸟儿”和“子弹”，谁也不碍着谁，它们是相互自由的；但是，子弹是奔着鸟儿去的。鸟儿死去了，子弹又怎能飞翔呢？如果子弹的飞翔是寄托在鸟儿身上的，那么故事就具有寓言的意味。 

无　题

伊·日丹懦夫 

鸟儿死去的时候，

它身上疲倦的子弹也在哭泣，

那子弹和鸟儿一样，

它惟一的希望也是飞翔。

（刘文飞译）

我曾写过一首诗，名叫《愤怒的人》：“在那棵占有阳光的大树的阴影里，枕着斧头睡觉。等他醒来时，大树已变换了位置。”在这里，树和人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就像“子弹”和“鸟儿”一样。

也许台上的都是道具，“悲剧”却发生在幕后。等待“戈多”，戈多却始终没有出现。

伊·日丹懦夫（1948－），新一代俄语诗人的主要代表。

斑马线上 

诗歌写作，与时间长度无关，与起步早晚无关。如果流于平庸，倾其一生，个人的长进微乎其微。如果没有更大的追求，长期写诗，可能是自取其辱。早年，我一度以写诗为业，可那个圈子没有给我太多的自信，却平添几份自扰。后来，我干脆跳出“诗圈”，骑行走遍周边的山水，在方圆百里之内寻落脚的空间。不知不觉之间，习惯了自由、闲散的生活，上班，读书、写作，做点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内心几乎很少感受到外界的干扰。

经历过不同的语境和心态。对于我而言，形式已不重要。关键是心中还有多少积蓄不被流光卷走？支撑我写作的力量，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段沉潜的读书和思考。我相信诗歌是心灵的产物，离开抒情，诗歌不过是散文和小说的副产品。用诗歌来叙事是一种误区，诗歌拒绝日常琐事、市井絮叨的话语。“让他的目光脱离自己周围卑微的事物吧（帕斯卡尔）”。

有人说过，诗人和小说家是两种动物，其思路体力节奏以及猎物都不一样。诗人完全可以写散文、小说，但回到诗歌，却不得不重新建立与诗歌语言的关系。我想借用德国哲家施勒格尔的一段话说明我对抒情诗的认识。"只有浪漫（抒情）诗能够像史诗那样，成为周围整个世界的一面镜子，成为时代的肖像。……其它诗都完结了，并且能够被肢解完毕。而浪漫（抒情）诗则还在变化之中，它永远只是在变化，永远不会终结。

观看当下的微信诗歌，我好像重新陷入莫名的“诗圈”。每日巨量、密集的文字刷屏，给人一种阅读上的恐惧。那些文字抱团簇拥，遮蔽同化，就像过于茂盛的植物匍匐丛生，使人难以辨别是非。当大量缺乏跳跃和灵动的诗行充斥网络，古老的词义瞬间失效、空转，语言的荒漠化不可避免地到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看看古代诗人的情怀，相比之下，现代诗人的想象力退化得太多。

每天早晨，我穿过马路，到对面的公园里散步。路上车辆川流不息，我看见一个老人颤巍巍走在斑马线上，急速的车辆从他身边急速擦过。突然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像他那样，站在哪里，茫然不知所从。其实，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每个年代的定格，排列在在我脚下，如同刷新的斑马线——诗歌的速度和激情，节奏和旋律，光影一样从我眼前飞过。减速，慢行，我看见的不是飞机降落的跑道，而是那不太清晰的诗行以及晨光里走动的投影。

诗歌是“内心生活和精神活动”的一部分，它与物质生活的享乐完全是两回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普西金情人安娜·彼得罗芙娜在给亲人的信中说的：“……我们对获得物质满足并不奢望，而是珍惜各种美好的印象，追求心灵的快乐，捕捉周围世界的每一个微笑，并以精神的幸福来充实自己。富人从来不是诗人……诗歌是贫穷的财富……”。

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每个写作者都是平常生活中的一分子。真正的诗歌并非极端的艺术，也并非与个人的生活无关。美国现代诗歌开创者之一狄金森写道：

“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

我就不虚此生；

帮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回到巢中，

我就不虚此生。” 

也许，我们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平常心，这样一种平凡人的参与精神。把生命融入自然，融入对社会良知的承担。

另一位被现代派极为推崇英国诗人奥登说过：“在正直的人群中找到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果可能／须以羸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当今，有此精神品格的诗人越来越少。诗人昌耀是不可多得的一位。在生活的激流中，不为物欲所动，这就需要“以极大的耐心，以适度的沉默。（昌耀）”　 

关于纯诗 

关于纯诗的说法，美国诗人沃伦在《论纯诗与非纯诗》一文中说过：“我以为诗要纯。”这里说的“诗”，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上帝眼中，大玫瑰之中的全部灵魂十分珍贵。灵魂不可互相代替。”对具体诗人的写作而言，纯诗，则是一种精神追求。

我想起两位极具敏感且热衷于冥想的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和沃莱斯·史蒂文斯（1879－1955）。

相比那些阅历复杂、历经坎坷的诗人，狄金森的生活方式极为简单：她中学毕业后只上过一年女子学院，就退学还家，弃绝社交，足不出户，做家务，读书，写诗，终生独身，直至“为美而死”。人们昵称她：“艾默斯特修女。”这位惠特曼同时代的诗人，生前只发表过十余首诗，死后30年，大量诗作才整理发表，随后名声鹊起，被意象派诗人视为先驱。狄金森的写作和生活是无法模仿的，但她留给我们很多启示。当晚年躲在名声背后隐居的惠特曼对一位来访者说“瞧，我野蛮的粗话响彻了世界屋脊”时，也许没有想到，会有一位与他风格迥异的女诗人，将和他平分天下，共同成为美国现代诗歌的源流。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局限的。狄金森的生活空间可谓狭小，但她创造的精神天地却是无限的：

要造就一片草原，只需一株苜蓿一只蜂，

一株苜蓿，一只蜂，

再加上白日梦。

有白日梦就够了，

如果找不到蜂。

比狄金森晚半个世纪的史蒂文斯，一生从事呆板、单调的职业，大学毕业后，做过律师、保险公司经理，长期忙于枯燥的商务，很少出行。虽受法国诗的影响，但他从未去过欧洲，国外也只到过加拿大。他在默默无闻中写作，连同事都不知道他是诗人。他说过，每天与工作接触，倒可以培养出一个诗人的性格。史蒂文斯44岁时出版《簧风琴》，引起读者的注意。55岁以后才开始大量写作。他在《雪人》一诗中写道：“必须有一颗冬天的心，才能去看霜和冰雪覆盖的松枝。”这位在孤寂中写作的诗人，死后才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大师。

同样，史蒂文斯同时代也有一位名声巨大的诗人，他就是艾略特——在这位才华横溢、主宰现代主义诗潮的大人物的阴影里，许多诗人相形失色。史蒂文斯却与当时的诗坛保持了清醒的距离。艾略特的喧哗过后，人们才从众多的声音中，分辩出史蒂文斯纯正的音质：

这些孤独的号角在孤独中

并不是回应另一种孤独，

一根细弦为一大群声音说话。

诗歌最终应该是那样一种远离尘嚣的声音。一个诗人毕生的付出，也许是为了写出理想中的好诗。怀有这样的“功利”的人，总是把“诗人”和“诗”的关系看得太紧密。我就曾经这样过分具体，相信“一句很美的诗句是诗的很纯的成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在《纯诗》一文的结尾写道：“纯诗的概念是一种达不到的类型，是诗人的愿望、努力和力量的一个理想的边界。”

王黎明　1982年开始在发表作品，参加过诗刊社1988年“第8届青春诗会”、以色列2013年第14届“尼桑国际诗歌节”等中外诗歌活动。著有诗集《孤独的歌手》、《乡间音乐》、《醒自每个早晨》以及散文随笔集《滴水之声》等多部。诗集《贝壳说》获得山东省第一届齐鲁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员、山东省作协首批签约作家。现居山东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