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回首细细打量鲁迅的一生与其所创造的全部文化遗产，就会发现他有一个饶有趣味的植物世界，那是一个时隐时现又不可或缺的斑斓世界，有着突出的民族性地域性，又有着开放的世界性，还篆刻着他鲜明的个性色彩。在这个鲁氏植物世界里，有着他别样的生命与别样的情感，即使对于我们当下与当代人的心灵，也具足着启迪与警醒。

与植物的亲近，在鲁迅是一种天然的情绪，或者说他与大自然有着深不可泯的缘分。早在他八九岁时，就已经爱上了玉田叔祖处的藏书——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陈淏子《花镜》《广群芳谱》等。等他留学日本，对植物的喜爱与研究，几乎成为他人生的主要兴趣之一，也奠定了他一生所秉持的科学精神。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藏书室珍藏有他在日本购得的11本有关植物的德语书：《植物类别》《普通植物学》《植物采集》《隐花植物——海草、菌类、地衣、苔藓、羊齿类植物》《开花植物体系》《植物观察入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所产苔藓类与蕨类植物目录》等。许寿裳回忆鲁迅还在日本弘文学院补习英语的时候，就曾买过厚厚的两本《植物学》。同时，他还以此熏陶自已的三弟，从日本给周建人寄上《野花时节》《植物学辞典》《植物学故事》与德国人写的世界上第一本植物学著作《植物学》。鲁迅一生收藏的历代金石拓片多达5100余种、6200余张，其中汉画像石拓本700余幅，里面就有灵芝、嘉禾、萁荚、莛莆、连理木、摇钱树、扶桑等吉祥植物。

1909年9月鲁迅赴杭州就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生理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的植物学翻译。在此期间，与铃木珪一起带领学生亲近大自然、认知各类植物，到孤山、葛岭、北高峰、钱塘门一带采集植物标本，是他身心难得的轻松畅舒的时光。据鲁迅采集植物标本手稿记载，仅1910年3月1日至29日，他们就在山野间采集标本12次，计“73种”。吴克刚《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曾记录下这样一个细节：学生们在山野里看到一株黄花植物问“叫什么名字”，铃木珪答“一枝黄花”，学生大笑，说“这个花是黄色的，就叫一枝黄花？它的学名呢？”鲁迅先生则严肃地说：“要批评人家的错误，自已要懂。你可以去查查植物大词典，这个植物是属于菊科，汉名就叫一枝黄花嘛！

他的小说、散文、杂文、书信、日记、诗歌与翻译中，生长着一个植物的世界，莽苍无涯又各具着个性的美好。在纷乱逆邪的世事中，深切地进入他的植物世界，犹如进入一个可以让身心得到快乐、精神得以陶冶的清明之境，并从中寻绎出一条通向大自然的小道，任你忘我独行。也许，关于鲁迅的植物与他的环境与自然文学只是鲁迅的一个侧面，而且是不太被人系统性关注的侧面，甚至会被他冲锋陷阵的辉光所遮蔽。但是遮蔽更能证明这个侧面的存在，而且当我们将他的这个侧面放在世界环境与自然文学的大格局上，我们就会被鲁迅的这个侧面所深深吸引与感动。

有人曾经总结奠基于十九世纪的世界自然文学的最主要的特征：土地伦理，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理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呼唤关爱土地。威廉·巴特姆写下《旅行笔记》，成为美国自然文学的开山，他说“在我们观察范围之内没有任何创造物比得上植物界更能展示上帝之手的伟大杰作”；约翰·缪尔把树木称作“植物同胞”；爱默生第一部作品便是《论自然》，说“自然是精神的象征”、“在丛林中有永久的青春”、“认识你自已”与“研习大自然”要合二为一；写下《瓦尔登湖》的梭罗，则说作家访问的对象“不是一些学者，而是某些树木”、“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大自然就是我的新娘”；特丽·T·威廉斯在盐湖边呼吁“像爱我们的心上人那样去爱荒原”;哈德逊风景画派认为“自然才是永恒的”；奥斯汀的《少雨的土地》，将动物、植物与人组成一个社区，创造了“沙漠美学”；利奥波德更是第一次提出“土地伦理”，呼吁培育人们的“生态良知”；贝斯顿归纳大自然的三种声音：雨声、原始森林中的风声与大海的涛声；被称为“南美旷野之子”的赫德森表示“要是看不到欣欣向荣的小草……就会感到自已过着一种不正常的生活”。还有苏珊·兹温格的《老丛林的颂歌》，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安妮·拉巴斯蒂《林中居民》，英国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伯恩的自然史》……在这样世界性的环境与自然文学的潮流中，就有中国鲁迅所开掘的一道蜿蜒的细流、一道不会干涸只会汇聚更多的细流而成一条中国环境与自然文学的巨流。

鲁迅曾与内山完造说，“中国的将来，如同阿拉伯的沙漠，所以我要斗争”（内山完造《鲁迅先生》）。在这里，鲁迅既是在说中国那时的社会环境，也是在说中国的自然环境。而在他写于1930年5月5日的《<进化和退化>小引》一文中，则大多是在说中国自然环境的恶化：“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

“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这是与他“救救孩子”一样振聋发聩的呐喊。早在1913年，鲁迅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上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就在中国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提出“自然保护”这一概念：“然所见天物，非必圆满，华或槁谢，林或荒秽，再现之际，当加改造，俾其得宜，是曰美化……”纵观鲁迅的作品与生活，可以说他是中国环境与自然文学的先行者，并因此可以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而进入世界环境与自然文学的先躯者的行列。

木心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还在赞叹鲁迅：“他写雪！写得多好！”陈丹青说，“先生曾几次极口赞美鲁迅的《在酒楼上》”。《在酒楼上》的雪之所以让人铭刻，是因为鲁迅写了雪中的老梅与山茶树，并通过梅、山茶与雪，而映照出吕纬甫幻灭的命运以及人类与大自然相比摽时生命脆危易逝的悲剧。

鲁迅小说中的植物

《在酒楼上》是不朽的，因为有一个吕纬甫会长久地搅动人的情感。

那样“敏捷精悍的吕纬甫”，对推翻皇权的革命曾经怀着那样的憧憬与朝气，最后却落到一个做家庭教师、教“子曰诗云”也艰于糊口的地步。小说中接连地出现这样的词来形容这个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衰瘦”“颓唐”“悲伤”“无聊”“消沉”“叹息”“敷敷衍衍”，连行动都“格外迂缓”。而雪中的老梅与山茶，却以自已火焰般的怒放，强烈地对比着也映照着吕纬甫灰暗而枯萎的生命。“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这是鲁迅的目光，又是自已精神的外化；“积雪里会有花，雪地下会不冻……窗外沙沙的一阵声响，许多积雪从被他压弯了的一枝山茶树上滑下去了，树枝笔挺的伸直，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这是吕纬甫的目光，却也因此加深了自已绝望的程度。当“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时，他们一定会在各自的内心深处，留存下这几株雪中的老梅与山茶，从而在与令人失望的人间绝然不同的大自然处，发现永恒的美与向上的风范，也燃存起一点生的希望并获得继续走路的力量。那句“枫叶如丹照嫩寒”（《送增田涉君归国》），不也是寒冷中的火焰吗？

与《在酒楼上》的老梅与山茶不同，《高老夫子》中的那棵桑树，则有着另外一种与他的杂文一脉相承的讽刺，对于那个内心龌龊却又硬撑着假面的另一种知识分子高尔础，只用了桑枝一击，但让他的所谓清高露出让人哂笑的本相：“他大吃一惊，至于连《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失手落在地上了，因为脑壳上突然遭了什么东西的一击。他倒退两步，定睛看时，一枝夭斜的树枝横在他面前，已被他的头撞得树叶都微微发抖。他赶紧弯腰去拾书本，书旁边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道：桑，桑科”。

大自然的植物，在鲁迅的小说里，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不仅是营造氛围，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角色。

《药》中的枯草，既是烈士瑜儿精神的化身，还是对于历史——先行者的牺牲与现实对于牺牲者的忘却——的一种见证、一种铭记：“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当人间热闹非凡的时候，往往正是忘却的时候，特别需要枯草、冷风、乌鸦所营造的景象去清醒、联想乃至透视。这也正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所说：“《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而《故乡》中“当风抖着”的“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则到了要告别故乡开始在北京创立新家、开始新的人生的时候。

“五四”的高潮与潮落，包括腥风血雨，以及家庭的冲突与身体的病患，在这炎凉的世间，故乡便成为鲁迅深夜里可以暂栖灵魂的去处：“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滚圆着西瓜的碧绿的沙地，深蓝的天空中金黄的圆月，还有那个项带银圈手捏钢叉的少年，都会让那散布着孔疮的心照进童年的曙色并得到小憩。

等到另一篇也是在故乡中展开故事的《风波》，鲁迅则选择了绍兴“三乌”中的乌桕树作为背景（还有乌篷船、乌毡帽）。从“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到“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闯到乌桕树下去做市”，竟有六处提到乌桕树。虽然不如周作人旁证博引地形容乌桕“叶着霜如渥丹”、其籽“望之若梅花初绽”具体妙好（《两棵树》），其兄弟俩对故乡的流连却是一样的。这棵代表家乡的乌桕树，还在《社戏》中出现过。当然，作为《社戏》植物主角的还是豆麦水草罗汉豆：“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这回想出来的是桂生，说是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大家都赞成，立刻近岸停了船；岸上的田里，乌油油的都是结实的罗汉豆。”不仅是自然之美，他还在这种自然之美里酿进自已依恋的情感，更让这些植物们，承载起小伙伴们的人性之美之善。一边是阿发的，一边是老六一家的，罗汉豆到底偷谁家的好呢？“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双喜以为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于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各偷了一大捧”——在中国现代作家里，鲁迅还原场景与提炼镜头的能力，罕有与其匹敌者。张爱玲也有着这样的天赋，却不能如此精炼润泽，而且文字背后的爱更是不能望其项背。

《伤逝》不仅是爱情的悲剧，还是理想幻灭的悲剧。周作人说《伤逝》是写给他的，虽然有些影影绰绰，但我还是觉得鲁迅正以涓生与子君的命运悲剧，书写了那个时代知识者共同的悲剧：死亡与幻灭。而那棵槐树与紫藤，是虚化的又是实有的，鲁迅赋予它们以精神的意义，又是书写时实实在在存在的，就在那个绍兴会馆中。“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但她并不爱花,我在庙会时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四天不浇,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没有照顾一切的闲暇。……经过许多回的思量和比较,也还只有会馆是还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反复出现的槐树和紫藤，也让这些文字成为《殇》一样音乐式的伤悼，又是《诗经》一样反复的咏叹，甚至也是一种可触可感的雕塑。

有着世界影响的《阿Q正传》，虽然没有大段的植物书写，却也在看似不经意间，让各种植物恰切地生长，从而给阿Q的一生以一个更加真实的环境。“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静修庵庵周围也是水田，粉墙突出在新绿里，后面的低土墙里是菜园”，多笋的“竹丛”、很老的“小白菜”、结籽的“油菜”、“一畦老萝卜”，而“何首乌藤”与“桑树枝”，则是阿Q攀爬的抓着物。至于《兔和猫》里的“野桑树”、“大槐树”、《肥皂》中“那惟一的盆景万年青”、《弟兄》中“森森然更来加浓了他阴郁的心地”的“邻家的一株古槐”，甚至包括《呐喊自序》里那棵缢死过一个女子、“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的大槐树，看似闲笔，却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整个肌体不可分割的存在。

但在《故事新编》中的植物，则有着另外一种风貌：古意与魔幻。

《奔月》里“天天走熟的高粱田”与“一簇很茂盛的树林”，都曾是后羿的猎场；《理水》中的“偃盖古松”与滑溜的“青苔”，则留着远古大水的印痕；《非攻》楚国的“长松文梓榆木豫章”、《起死》“杂乱的蓬草”、《铸剑》“每一片叶尖都挂着露珠”的“杉树林”等等——都在不动声色地与人物情结甚至意绪，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只是，《故事新编》中的《补天》与《采薇》，尤其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与研究。

《采薇》里，与伯夷与叔齐齐名的薇菜，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但是这款“薇菜”，却与被孔子称为“古之贤人”的伯夷与叔齐取着相反的道路。薇菜与野果、树叶、松树、和苍术、茯苓一样，并不欣赏这两个愚忠着商纣的“昏蛋”。尽管他们发明了“薇汤，薇羹，薇酱，清炖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但也无法改变陪葬昏君暴朝的命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只落得一个死”。两个愚忠的昏蛋死了烂了，但是大自然依然走着自已常新常美的路子，“新叶嫩碧，土地金黄，野草里开着些红红白白的小花，真是连看看也赏心悦目”的。

女娲的补天，有着混沌而阔大的气派，“地上都嫩绿了，便是不很换叶的松柏也显得格外的娇嫩。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在眼前还分明，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斓的烟霭了……满天是鱼鳞样的白云，下面则是黑压压的浓绿”。补天的女娲，简直是一个开天辟地的英雄。

瞧她的开始，“腰腿的酸痛逼得伊站立起来，倚在一座较为光滑的高山上”，补天结束已经累了的女娲，“蹲下身子去，将头靠着高山，头发漆黑的搭在山顶上，喘息一回之后，叹一口气，两眼就合上了”。这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女娲，蹲下就可以将头颅与高山相齐，漆黑的头发则像乌云一样遮盖着山顶。

《补天》最为让人振奋的，是那条被女娲握着创造生命的紫藤，挥抡间已将宇宙时空滔滔在指掌间，是女娲挥动紫藤的指掌，也是鲁迅握笔的指掌。“总觉得左右不如意了，便焦躁的伸出手去，信手一拉，拔起一株从山上长到天边的紫藤”，真是天地之间一紫藤！紫藤又是美不胜收的，“一房一房的刚开着大不可言的紫花，伊一挥，那藤便横搭在地面上，遍地散满了半紫半白的花瓣”！天地之间，终归要有一个凡尘的人间，女娲只得将她缀满着鲜花的紫藤在泥水里浸过：“伊接着一摆手，紫藤便在泥和水里一翻身，同时也溅出拌着水的泥土来，待到落在地上，就成了许多伊先前做过了一般的小东西，只是大半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女娲对她创造的生命有着大大的不满，可她虽“烦躁”，却在追求着“有趣”，甚至不妨来个“恶作剧”：“将手只是抡，愈抡愈飞速了，那藤便拖泥带水的在地上滚，像一条给沸水烫伤了的赤练蛇。泥点也就暴雨似的从藤身上飞溅开来，还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东西，爬来爬去的撒得满地。”补天结束，当她与她的紫藤都“困顿不堪似的懒洋洋的躺在地面上”，大自然的壮丽，却没有结束。“这时昆仑山上的古森林的大火还没有熄，西边的天际都通红。伊向西一瞟，决计从那里拿过一株带火的大树来点芦柴积……回手便从火树林里抽出一株烧着的大树来，要向芦柴堆上去点火”，这是大自然的另一种开始。

鲁迅小说里的植物，有一棵“青桐”是被大家常常忽略的。这棵青桐，就长在他最早的一篇小说《怀旧》中。鲁迅曾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说的就是这个写于1911年冬季的《怀旧》。说是文言，其实已似白话，小说开头便说这棵青桐：“吾家门外有青桐一株，高可三十尺，每岁实如繁星……桐叶径大盈尺，受夏日微瘁，得夜气而苏，如人舒其掌。”不只青桐，还有幌山垂暮时分的“山颠乔木”与“山趺之田禾”，而那棵窗前芭蕉更是激活了人物所在的环境：“雨益大，打窗前芭蕉巨叶，如蟹爬沙。”

鲁迅散文中的植物

《野草》与《朝花夕拾》以其散文的面目，成了鲁迅庞大著作中独特的存在，也是鲁迅所有著作中以植物作书名的双子星座。而有了《野草》与《朝花夕拾》中的植物，才真正完成了鲁迅的植物世界，而《<野草>题辞》与《<朝花夕拾>小引》，则是鲁迅植物世界中纲领性的抒写。

《<野草>题辞》写于1927年4月26日，是在鲁迅经历过辛亥革命、以北伐为标志的国民革命、尤其是再一次经历了屠杀——“四·一二”上海屠杀与“四·一五”广州屠杀之后写下的文字。其失望与悲愤、冷峻与清醒、反叛与抗争，都溢于言表，并将此载于特定的植物而生长不已。“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干脆将生命化为大地的泥土，孕生野草；“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对付压迫与杀戮，只能是生长再生长；“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当地上的专横与屠杀似乎将天下张起罗网的时候，必定会有不屈的地火，而春风吹又生的野草欢呼这烧掉地上的罗网并连同自已一同烧掉的地火；因为鲁迅“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而且“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仅仅4天之后的5月1日鲁迅又写下《<朝花夕拾>小引》，文中特别醒目地提到一种植物：水横枝。“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就是截断的一段栀子，只要有水，便可以开始一种新的生命。但是鲁迅接着说：“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如此“青葱得可爱”的水横枝就在眼前，却为什么会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呢？这篇小引的第一段，鲁迅便直接端出历史的本质、也是他对社会真相的透析：“世事也仍然是螺旋”。面对新鞋老路甚至更坏的现实，鲁迅没有退让，依然保持着独立的自我：四个月前的离开厦门大学、一年前的离开北京与几天前的离开中山大学。社会依然在原地打转地“旧”着，水横枝却重生着新的枝与叶，在这种强烈地对比中，鲁迅曲折地又是执拗地表达着自已的不妥协，正如眼前的水横枝一般。偏要“编编旧稿”地做事不已，哪怕只是夕拾着朝花：“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哪怕“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鲁迅还是毫不犹豫地表示，他要“时时反顾”。

这种“时时反顾”，也让《朝花夕拾》中的植物，有了纯粹大自然的本色与童年的温馨。最著名的，当然是他的“百草园”：“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在鲁迅被攻击被围剿的文学生涯中，这片百草园有着特殊的意义，一种自然的美与童年的柔情，都凝聚在这里。在他“时时回顾”中，也让疲惫而紧张的心地得以短暂的放松，甚至可以成为他欣赏美、创造美的一种土壤，也是他与大自然相通的一条幽径。

听祖母讲故事、猜谜语的地方，当然是“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的时候（《狗·猫·鼠》）；而那个远房的叔祖周玉田，则是留在他童年世界里的一个孤独着却与花木为伴的老人，“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阿长与<山海经>》）；到了《父亲的病》中的植物，就成了中医的药引，并因而成他童年中酸涩的记忆：“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经霜三年的甘蔗、梧桐叶、芦根,甚至包括“‘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后来鲁迅的批评中医，虽然有当时中医神秘守旧的原因，但和这些奇怪而难以凑齐的药引也不无干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让一味“平地木十株”给难住了，打听药店、乡下人、卖草药的、老年人、读书人、木匠，“都只是摇摇头”。这时，鲁迅又想起了那个寂寞里与花木为伴的远房叔祖周玉田，“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写那位挂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老虎尾巴”墙上的藤野先生，当然要写“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而且用两种植物的改扮来形容自已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受到的优待：“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唯独写范爱农之死，用了野菱荡，“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生命的荒芜与凄凉、绝望与忧伤让人触目惊心。鲁迅作品中的植物，不是硬贴上的，而是整个作品生命的一部分，也有着血肉、神经与脉搏。

在鲁迅，真正以植物命名作品集而又对植物有开创性认识与塑造的，只有《野草》。

“冰树林”与“剑树”，分别出现在《死火》与《失掉的好地狱》中——“山麓有冰树林，枝叶都如松杉”；“地狱原已废弃得很久了：剑树消却光芒；沸油的边缘早不腾涌；大火聚有时不过冒些青烟；远处还萌生曼陀罗花，花极细小，惨白而可怜”。这是两篇特异又多义的散文诗，冰谷就是囚禁自由的地狱，而地狱亦是窒息自由的冰谷。那团就要被囚冻而毙的死火，宁可复活而“烧完”，也要跃出这地狱般的冰谷。而地狱的建造者与主持者们，只求“地下太平”，不惜用“剑树”等一众地狱的刑罚。但是被囚的鬼魂们见到“惨白可怜”的“地狱小花”、“倏忽间记起人世”，便痛感魔鬼治下的不堪，“发一声反狱的绝叫”。等到人类战胜魔鬼而重新“整饬地狱”，用了比魔鬼还严厉的措施时，鬼魂们向着人类“又发一声反狱的绝叫”。结果呢？鬼魂们“得到永劫沉沦的罚，迁入剑林的中央”，连惨白可怜的曼陀罗花也“立即焦枯了”。真的就永远的“地下太平”了吗？不的，再好的地狱也是地狱，“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集外集·杂语》），而且“这地狱也必须失掉”（《〈野草〉英文译本序》）！于是，鲁迅让我们听到了那声响彻在剑树与冰树林之间的“反狱的绝叫”。

在《野草》，以植物作为文章主要支撑的，是《秋夜》与《腊叶》，两株枣树与一枚枫树的病叶。

这枚枫树的病叶，当然是自况，是一枚满含感动与柔情、虽病态却也格外显示着自然之美的腊叶。细细想来，通篇都有一个“爱”字贯穿。没有对于大自然的热爱，不会有如此精细的观察：“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也变成红色了……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这只是序曲，更要用爱与被爱去迎引那枚腊叶：“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是爱人的明眸吗？那种灼灼着爱恋光彩的明眸。可这腊叶分明又在说着自已：“这是病叶呵！便将它摘了下来，夹在刚才买到的《雁门集》里。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当他的“害马”许广平劝他忌烟少喝酒的时候，当他向母亲诉说因与二弟闹、与章士钊斗而两次病倒的时候，不正是这枚腊叶爱与被爱的写照吗？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得明白：“《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

但是这枚腊叶，“今夜它却黄蜡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复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过几年，旧时的颜色在我记忆中消去，怕连我也不知道它何以夹在书里面的原因了。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而且“很能耐寒的树木也早经秃尽了”。灰暗，无奈，彷徨，甚至有死亡影子的光临，这些也都真实地从鲁迅的心上印留在这枚腊叶上。但是，最终，鲁迅是将这枚腊叶留在野草间并将爱永远地留给了后来，从而也就超越了病与死、生命的速忽与脆断。

《秋夜》不仅是整个《野草》的开篇，两株枣树更成为《野草》中所有植物们的代表与门面。“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秋夜》中家喻户晓的名句。不长的《秋夜》，竟然两次重复着这样的话：“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䀹眼”；当然还“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像腊叶的自况般，这删繁就简的枣树更是鲁迅的自况。但是这种自况，不仅是所谓的斗争之类，我倒更觉得鲁迅这棵“枣树”，在这样的秋夜里，正伸舒着一副柔肠。鬼䀹眼的天空，窘得发白的月亮，洒着繁霜的“野花草”，“极细小的粉红花”，“乱飞”的蝴蝶，唱“春词”的蜜蜂，“乱撞”玻璃的小飞虫，“猩红的栀子”，“头大尾小向日葵似的”小青虫，甚至包括那只“哇的一声”飞过的“夜游的恶鸟”，都与枣树是平行的、平等的，各各扮演着秋夜中的角色，并在鲁迅的眼中呈现着一种美。大自然是大于人类的。也许枣树刺破了什么，但是枣树“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与他们包括那个“点起一支纸烟”的鲁迅，一起组成这样一个有着无限可能的秋夜。“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这简直就是对于自由的歌唱了。

这种“舒服”的自然之美，在《野草》中有大量涌现。

《雪》中的南方“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而北方则是“如粉，如沙”的雪“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连风筝也是南北迥然，“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但是鲁迅为什么会“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呢？因为他想到了故乡——“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风筝》）。如《朝花夕拾》的常常回顾一样，故乡总是带着大自然的美好与他相逢：“我仿佛记得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罢。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如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剌奔迸的红锦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在一瞬间，他们又将退缩了。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伸长，就要织进塔，村女，狗，茅屋，云里去。”这是《好的故事》中的故乡，与大自然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故乡，也是鲁迅始终可以暂且将息一下身心的“桃花源”，比陶渊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还要真实的去处。这样的去处，也被青春早逝的鲁迅视为“身外的青春”而一再地流连：“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希望》）天地逆旅，谁又不是一个过客呢？那个光脚破鞋的过客，时时警觉着要往前走，不能回到旧途，因为倒退的地方“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只有前行，哪怕前面是坟场，但毕竟还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这《过客》，充满着悲凉，但却更有一种壮阔在，犹如那个头戴荆冠、被兵丁们“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他”的耶酥（《复仇二》）。

作为身外的青春，还有正沸腾着青春之血或正喋血于死地的青年们，则更是鲁迅慈悲与爱的所在，犹如被屡屡摧残却要开一朵小的的野蓟、在沙漠中拼命伸长着根的草木：“窗外的白杨的嫩叶，在日光下发乌金光；榆叶梅也比昨日开得更烂漫……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野蓟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间，拼命伸长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一觉》）

《朝花夕拾》与《野草》之外，鲁迅还有大量的与植物相厮磨的文字，深情而明亮，既现着大自然勃郁的生机，又观照着残酷的现实。“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榛莽中的新芽，这是中国作家的宿命；只要大地在，谁又能完全压抑住花的开放呢，“苹果的花，在旧院落中也开放，大地存在间，总是开放”（《马上支日记之二》）；他讲恶草、佳花与野种，“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并非闲话三》）；他鼓励青年们联合起来向着恶势力斗争以寻求生的出路“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导师》）！鲁迅的深刻，在于洞察与透彻，比如他看到只有觉醒的民众才是花木生长的好土壤，而中国恰恰相反，没有这样的泥土，本该成为栋梁者却长成了“绿豆芽”（《未有天才之前》）。

鲁迅书信中的植物也相当可观，尤其刚从北京落居厦门，植物的新貌简直让他惊奇。他给韦素园说“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厦门通信》）；已经到了11月，他给李小峰通报“我的住所的门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着秋葵似的黄花。我到时就开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起的;现在还开着;还有未开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开完……还有鸡冠花，很细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红红黄黄地永是这样一盆一盆站着”；1月里，他又告诉翟永明“梅花已开了，然而菊花也开着，山里还开着石榴花”。他甚至因为这些热闹的植物，而想到因植物而影响到各省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在钟楼上》）。

鲁迅生活中的植物

鲁迅其实有三个弟弟，四弟6岁早夭。他们四兄弟的名字里，都有一种树木：樟、櫆、松、椿，櫆虽不是一种树，却有个“木”字旁：鲁迅周樟寿，二弟周櫆寿，三弟周松寿，四弟周椿寿。椿寿走后，他的三位兄长都以各自的心血与植物发生着胞亲般的联系，且尤以大哥鲁迅为卓著。

于百草园开始他童年的鲁迅，爱梅又爱兰。只有16岁的时候，他便请叔祖周芹侯为其刻了两方印章，一为“绿杉野屋”，一为“只有梅花是知己”。少年鲁迅，曾经爬到三味书屋后面的小花园里折摘蜡梅花，更因为喜爱而在1897年手抄过《二树山人写梅歌》。“二树山人”是清会稽人童钰的别号，书中全部是他撰写的咏梅诗，一定引起过鲁迅的共鸣。这种对于梅的喜爱，又与他牵挂的中国有关，那种老迈中的新生，就是他最大的期待：“中国真同梅树一样，看它衰老腐朽到不成一个样子，一忽儿挺生一两条新梢，又回复到繁花密缀，绿叶葱茏的景象了。”

而鲁迅的爱兰，则是绍兴周氏家族的传统，甚至被称为“养兰世家”，而兰花成为浙江省的省花，当是与绍兴、绍兴周家甚至与鲁迅的爱兰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叶圣陶曾回忆鲁迅不仅赠送过他一盆兰花，还教他如何养护。鲁迅在致日本女诗人山本初枝的信中就说：“养兰花是颇麻烦的事，我的曾祖栽培过许多兰花，还特地为此盖了三间房子。不过这些房子，全被我卖了，这委实是兰花的不幸。”专门为兰花建房供养，“养兰世家”也就名不虚传。到了鲁迅，虽然卖了祖产，兰花却在心上文中生根发芽。鲁迅早在1911年就写下过一篇堪比柳宗元《小石潭记》的游记《辛亥游录》，其中多有植物，如骈立的松杉、沏木棘衣、满被的古苔，如裘的蒙茸、如桑的堤木、开紫色花的野菰、芦叶芦根及各种卉草，最突出的还是一叶兰。长在“绝壁”之中的一叶兰，于古苔蒙茸之中开着只能“伏瞰”的小花，“五六成簇者可数十，积广约一丈。掇其近者，皆一叶一华，叶碧而华紫，世称一叶兰”。二十年后，又有兰花开于“幽岩”之上，与“绝壁”之上的一叶兰遥相响应。《鲁迅日记》1931年2月12日记有：“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买兰将东归，为赋一绝句，书以赠之。”这便是那首著名的咏兰七绝《送ｏ．E．君归国》：“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与梅一样，让人睹兰而思国，遍地荆棘的土地上，正有醒着的幽兰吐着芳馨——而这株素心幽兰，直与两千多年前孔子“过幽谷之中，见香兰独茂”的那株兰花有着不绝如缕的兰脉。在鲁迅那里，植物都长在具体的环境下，而这株兰花，则是生长在五位青年作家刚刚被杀害的当尔。诗中的“幽岩”之幽，是在说兰花的芳馨已被封锁与“围巢”甚至杀害，“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为了忘却的记念》）。1927年1月2日，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前，曾与林语堂、泱泱社青年在南普陀寺西南的小山冈的龙舌兰丛中的坟地照相留念。当天写给许广平的信“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这幅照片，还被收入在《坟》一书中。此时，离他的被埋进坟中，也就不足10年了。

离开绍兴自立于世的鲁迅，曾经在北京、上海两座城市的7处地方长时间安顿——北京宣武门外绍兴会馆、八道湾胡同11号、西四砖塔胡同61号和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上海横浜路35弄的景云里、虹口区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山阴路132弄9号——而这7个地方，都离不开植物，或亲手种植或日夜陪伴。

绍兴会馆是鲁迅除绍兴外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有7年半之久。先是在会馆里有着一架老藤的藤花馆居住，只半年，便“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住”，据说原是院中楝子树被风刮断而补种槐树才有了“补树书屋”的名谓。周树人住在补树书屋而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不能不说其中藏着某种生命的密码。院中的槐树，当然已经是“高不可攀”的大树，正如刘半农《除夕》诗所言：“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当然是寂寞的，但又是充实的，一种没有干扰、能够让思想自由驰骋的充实。槐树上曾经吊死过一个女人又何妨，曾经在日本仙台解剖过尸体的鲁迅，更能“寓在这屋里抄古碑”。抄累了，或者碍于蚊子太多，“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呐喊>自序》）。

八道湾11号曾是鲁迅一生中最为快乐的地方，也是全家人终于可以安居乐业的温暖之地，当然要精心地布置好树木，这三进院落中的48棵树，每一棵都曾与他们一起欢乐，尤其是那棵大白杨。它长势极快，甚至成了鲁迅与周作人心上的共同的音乐：好似少雨的北方里的雨声。当年于北京大学读书的常惠在《回忆鲁迅先生》里有一段活灵活现地还原：“他把我们让进屏门外南屋，这是先生的书房，又坐下来谈话。过了一会儿，就听院子里响起哗啦啦的声音，我们赶紧站起来告辞说：‘坐的时间久了，把雨都等来了。’先生笑了起来，说：‘这哪儿是雨呀! 你们没有见屏门外那棵树吗？ 是树上叶子响。那是棵大叶杨，叶子大，刮小风就响，风大了响声更大，像下雨一样。这棵树是我栽的，大叶杨有风就响，响起来好听，我喜欢这树。’”等到这棵大白杨在1930年12月25日走进周作人的《两棵树》中，已是“白杨多悲风”，兄弟俩分手7年又5个月了。1945年5月，周作人又写这棵白杨在《风的话》里，固然说到“白杨叶柄特别细”，能够在哪怕是微风里也能“颤动”出北京“最好的”风声，却更忆起已逝的钱玄同亦曾误听叶颤为雨的谈天的深夜。他的苦雨斋，一定也有着这棵白杨的影子吧？1949年8月，周作人出狱后重回八道湾，那棵白杨早已粗到抱不过来，他却只对客人指着院中的丁香树说“这是家兄种的”，其心上的哀伤已不能自已。周作人也曾表示这棵白杨是他种下的，其实，也许是他们兄弟共同种下的吧？在永不见面的日子里，或许各自都会幻听那如雨的杨叶摇颤声，并于这摇颤声里想起在一起的那些暖暖的时光。

1925年4月5日鲁迅日记：“云松阁来种树，计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三。”这天是植树节，在砖塔胡同住了9个月的鲁迅，要为他的新居西三条21号栽上各种喜爱的植物。有时，鲁迅会将生机勃勃的植物与青年相比，在1925年5月8日的《北京通信》中，说到院子里栽种的几株丁香活了，等着榆叶梅的发芽，更讲到青年人的目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等到这些植物陪伴他写出了《野草》《华盖集》《华盖集续篇》、以及《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大部分作品之后，他就要离开喜欢的北方而去厦门、广州并最终在上海度过他生命的最后10个年头，并遇到别样的植物。

读鲁迅《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句，我总会想到海婴的出生，想到他们爱情的艰难与终成正果。许广平分娩后即得到鲁迅赠送的礼物：一棵苍翠嫩鲜的小松树。《芥子园画谱三集》是花卉草虫禽鸟谱，细心的鲁迅是在让自已的爱人“聊借画图怡倦眼”。社会是险恶的，情感却可以像这棵小松树一样常青，常青的松树也就会记得“小白象”、“小刺猬”与“小红象”一家三口了。许广平得到这部画谱，已经是搬在上海山阴路132弄大陆新村9号一年有余，而且还要直至见证那个中国人总会记得的日子：1936年10月19日清晨5点25分。生前，他曾书写过清初项圣谟《题风号大树图》诗赠送杨霁云，“风啸大树中天立”，项氏的图画则是苍茫的旷野上，一株古树虬劲孤傲，一个孤独的老者在树下拄杖注目着落日。他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吧，总会站立在思想者、反抗者与挣扎着的奴隶们的视野里。

大陆新村9号有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中有一点点土壤，鲁迅就在这样一点点的土壤里，种过牵牛花、南瓜、夹竹桃、石榴、紫荆、桃花等等。牵牛花竟然大到“有小汤碗口大”，而南瓜则安安生生结下一大一小两颗果实。1936年4月15日鲁迅给一个自称“颜黎民”青年回信，说到“北京的房屋是平铺的，院子大，上海的房屋却是直叠的，连泥土也不容易看见。我的门外却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去年种了一株桃花，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虽然少得很，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这个颜黎民，实名颜邦定，其时23岁，刚以“共产嫌疑”被关押狱中半年才释放出来。鲁迅当然还由桃花说到龙华：“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更由花说到读书写作与蜜蜂,“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与天井的植物不同，鲁迅还在室内养着一瓶万年青，瓶是带釉的瓷瓶，灰蓝色，与瓶一样始终不变的是经冬不凋的青枝绿叶。这曾引起萧红美感十足的回忆：“‘这花，叫‘万年青’，永久这样!’他在花瓶旁边的烟灰盒中，抖掉了纸烟上的灰烬，那红的烟火，就越红了，好像一朵小花似的，和他的袖口相距离着。”万年青在灰蓝的带釉的瓷瓶中活着，鲁迅在万年青的旁边写着。他看出冯沅君的《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看见黄鹏基的《荆棘》是“沙漠里遍生了荆棘，中国人就会过人的生活了”，看到韦素园“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看明李霁野锐敏的感觉“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并且“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在鲁迅生命的那点最后时光里，相陪的，就有这瓶万年青。当然鲁迅还会握住许广平的手，不舍得放开。有时，他又会于静静地躺着时，翻看床头那张小小的苏联版画家的木刻画，画上一个穿着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中奔跑，旁边的地上是小小的红玫瑰。玫瑰，这是爱的象征，爱这个人世间，爱这片浸泡着血泪的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植物。我特别欣赏程虹女士的分析：“自然文学所倡导的并非脱离社会，逃避责任，孤芳自赏，而是一种将人类亲情与大地亲情相连的大爱。”（《寻归荒野》）

鲁迅死后，是在更多的植物陪伴之中。1936年10月22日，鲁迅葬于万国公墓东侧F区编号为406-413穴位，长366公分、宽183公分，总面积53.6平方米，种上许广平订购的21株柏树，墓碑上是七岁的海婴写下的“鲁迅先生之墓”6个正楷大字。1956年10月14日，鲁迅墓迁至原虹口公园内，由墓碑、墓穴、大平台、左右石柱花廊、鲁迅塑像、左右墓道和周边绿化等组成，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照壁式的大墓碑，宽10.20米，高5.38米，中央镌刻着毛泽东金碧辉煌的题字：“鲁迅先生之墓”。墓穴左右各有一棵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所植的桧柏，墓穴前大平台两侧植有两棵盛壮的广玉兰（又称荷花木兰），石栏花廊种有紫藤，鲁迅墓绿地两边通道外沿各植一排柏树，碑后是屏风式土山则遍植松柏、香樟、樱花、腊梅、桂花树等植物。

在周海婴逝世前给儿子周令飞留下那份遗嘱中，专门谈到他手种的桧柏：“在我百年之后，请把我送到上海鲁迅墓，将骨灰撒到我种的柏树边。我期望尽可能有个小小的标牌，注明这棵树是我种的。骨灰撒在这里，我要永远陪伴他。”知父莫如子，长成一棵桧柏来伴“回眸时看小於菟”的父亲。

虽然这两棵桧柏已经淹没在植物的海洋里，虽然海婴童稚的题写早已不在，但我还是喜欢他与母亲一起栽下的那两棵桧柏，喜欢他7岁时写下的那6个字“鲁迅先生之墓”。

跋

鲁迅一生的翻译几乎与他的原创著述等量齐观，他的翻译中也有着大量的有关于植物的描写。我们在探求鲁迅的思想、精神、艺术所汲取的源泉时，当然会想到西方与学西方的日本，但从鲁迅植物世界的视角考虑，他的思想、精神、艺术所汲取的源泉，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历经个人命运坎坷与民众的苦难之后所写下的中国古代文学。

据潘富俊的《草木情缘》统计，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植物超过六百种，植物字词一千多类。

早在亚里士多德《动物志》、维吉尔《牧歌》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了遍布着植物的《诗经》，甚至可以说没有各类植物就没有《诗经》。“参差荇菜”、“爰求柔桑”、“蒹葭苍苍”……一部305首的诗经就有153首写到植物。“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我心伤悲，莫知我哀”，鲁迅说，“如《小雅》《采薇》，言征人远戍，虽劳而不敢息云……此盖所谓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之言矣”（《汉文学史纲要》）。那个被鲁迅认可的唐朝初年的诗人寒山，之所以风靡西方，其作品被译成日、英、法等文并被广泛传播，其与大自然的融为一体，当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寒山的诗有“泣露千般草，吟风一样松”、“画栋非吾宅，松林是我家”，也有“天生百尺树，剪作长条木。可惜栋梁材，抛之在幽谷”之类“甚激切者”（鲁迅语）。

鲁迅的古体诗与现代诗共有62题79首，含植物者就有35首，尤其他的古体诗，典雅清丽，又忧愤深广。他有对于中国最为真实的认识，不惮逆耳，却成一种长鸣的警钟——“如磐夜气压重楼”、“风雨如磐暗故园”、“无奈终输萧艾密”、“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所恨芳林寥落甚”、“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大野多钩棘……花树已萧森”。有认识，更有态度，他瞧不起躲避，更鄙夷谄媚，奴隶不可怕，可怕的是乐作奴才。“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读这样的诗句，会血脉偾张，会感动得坐不住。他面对的残酷现实太多了，但“无奈终输萧艾密”又能怎样？他偏要“却成迁客播芳馨”，并且坚信“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鲁迅的文字太过浩瀚，其实，我们不妨从他的诗歌进入他广袤而又富丽的植物世界。

2022年11月10日至12月4日写于济宁垦荒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