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的中篇小说作品在大陆、台湾同时发表、出版，诸如《幸福的花朵》《约定坳蚂蚁》《白鼠》《打命案》《大树下》《福林的光洋》《飞翔的种子》以及中篇小说集《三瓣嘴》等，它们以其独特的鲜明个性，突出的美学风格，赢得读者广泛的赞誉，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一、原始美与人间冷暖

湘中腹地，梅山文化，是集中保存于湖南中部、西南部的一种古老的原始渔猎文化。它浸透了原始巫术的因子，是“‘三’块石头或‘三’块瓦片架在猪、牛踏不到的偏静地方”。在那“梅山万仞摩星躔，扪萝鸟道十步九曲折”的独特环境里，有原始的森林，茂密的峰峦，多岩的溶洞；有清幽的群山，崎岖的山道，偏僻的山村；有清凉的泉水，潺潺的溪流，浑浊的山洪；有退煞的敬畏，野兽的迷惑，树神的恐惧；有孤寂的人，山道的马，发情的狗，它们既蛮荒懵懂，又闭塞蒙昧；既“青青柔柔”，又“清清亮亮”，洋溢着清新朦胧、淡雅迷茫的自然之趣，散发着古老浓郁、朴质荒野的原始气息，让人感受到一种原始的神奇与美丽。中篇小说《大树下》的“大树下不是一座山，是一路山脉，最高峰叫大树下，过去有棵大松树盘踞在那里，是棵盘踞了数百年的古树，树干两三人合抱那么粗，枝繁叶茂。山地人在山上砍柴劳动，喜欢坐在大树下乘阴避雨。方圆十数丈地方，射不进一缕阳光，漏不下一滴雨水。”

这是一棵多么大的古树呀！它阔大而幽深。而《约定坳蚂蚁》中的香莲则“发现那些石头在这样的烈日下竟水滋滋的，晃着亮光，像人的微汗。石头下的草也格外的青葱肥壮。缕缕奇香打石头草丛间氤氲而来，醉得人的骨头也仿佛酥了……洼地上种着花，那花极其娇媚，红的蓝的紫的都有，叶子和板板豆差不多，同样一种植物却能开出这么多种颜色妖冶的花……红的红得乖态，蓝的蓝得鲜艳，紫的紫得诡谧。”原始的气息与青葱的鲜艳，真是神奇而美妙。因此，在李健的中篇小说系列中，不论是云海淹没的山地，还是落日笼罩的田垅；不论是唱歌的老鼠，还是私语的蚂蚁；亦或是那“山涧”泥鳅的蠕动，“破溃”暴雨的灾难；口传大树的成精，红白喜事的退煞等等，都描绘得那么自然、美艳；那么古老、奇幻。它是原始自然形态、古老渔猎文化生动而形象的艺术再现。

道德光辉、人情冷暖，是梅山地域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急剧崩溃，社会层面的经济“进步”和骨子里的道德的“滑坡”发生着深刻矛盾。在这种社会变革中，既有人类谦逊美德的丧失，诸如自私、狡诈、欺骗现象的沉渣泛起，缺德、猥陋、败坏品质的恶浊暗潜；当然也有传统美德的传承，诸如亲情、乡情、人情情感的牢不可破，家族、宗族、民族情结的根深蒂固等等，前者如《幸福的花朵》中的爷爷、父亲、母亲、吴婆等。汪四千是爷爷为了传宗接代，让父母计划外非婚生育的男孩。结果，汪四千生下来黑乎乎的像煤炭块块，不仅是三瓣嘴，“还生着一双对角眼，看人看物好像只有一只眼放亮，另一只眼浑浊不明”；落地不是先哭而是望着这新鲜奇妙的世界不时翻白眼。于是，爷爷“果断地拿出处理意见，用被子严严捂住这小子鼻子和嘴巴，一壶尿久就解决掉了，一了百了”。

而且，当汪四千耍水摔到水中后，他竟然叫来木匠弄了口小棺材，然后不管汪四千是死是活就要埋了。爷爷完全丧失了人性，没有了面善，只有残忍与冷酷。父亲更是义断情绝，他看到汪四千是个残疾儿，毅然断绝与未领结婚证的准妻子关系，离家出走，数年不归。即使最后他在市中广场碰到儿子，也“如逃犯躲避警察一般仓惶”，转身就消失在人丛中，暴露出他的懦弱和冷漠。母亲虽然怜爱他，但为了嫁人，她多次遗弃汪四千，在街道，在汽车站，最终将他遗弃在火车站。当汪四千再次找到母亲以后，继父建议收留他，母亲为了再生孩子，拒绝了继父的建议。母亲也没有了仁慈与义气，只有自私与狠心。即使是吴婆，也只是把汪四千作为摇钱树，残弱者是依靠瓜分更残弱者为生，而不是真正的怜悯与同情。

汪四千的命运令人倍感无奈与心疼，那种亲情的丧失殆尽，爱怜的灰飞烟灭，让人倍感悲戚与愤怒。后者如站长、继父、同乡、施爱者等。他们就像窑洞周围的桔梗花，让他（汪四千）残弱的人生，虽历尽磨难，却有了生存的企盼和幸福的眺望。火车站站长是一个心慈的干部，为人正直。他对吴婆说如果你愿意抚养这个弃儿，就允许你到站台上捡废品行乞。汪四千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生活着落——跟着吴婆乞讨。当汪四千再次回到母亲身边之后，他终于又遇到了一个善良的人——母亲另嫁的丈夫，他主张收留汪四千，让汪四千感受到人间的温情与暖意。当他们行乞到饭馆，“碰到了一个同村人”，“他认出了我，他给我买了一份新鲜盒饭，里面有牛肉还有鸡肉”。“吴婆抢过去自顾自吃起来”，而且“吃得那么香甜，我努力咽口水”。

村里人“又买一份”，“亲自交到我手里”，并“守着我吃完方才离去”，我感到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在一个祥和的国度里，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汪四千显示了他的优势，他因为残弱得到许多善良人的同情，大家以不同的方式对他施以援手。正如法国作家雨果《笑面人》中格温普兰靠他永远微笑的怪脸卖艺挣钱，印度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与舍利姆、贾迈尔兄弟一起落入丐帮集团，不幸被毒瞎眼睛变为盲童靠卖唱乞讨的孩子等都属于这个群体。他们都是以大家的援助与施舍，众人的同情与帮助，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这说明世界永远充满着温暖与阳光，人类依然传承着善良与美德。

二、形态迥异的乡村灵魂

李健的中篇小说，塑造了一批充满泥土气息的山地人物。他们是从杂草丛生、飞禽走兽，多石多山、有峒有溪的梅山钻出来的，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他们是性格迥异、身影不同，不温不火、有强有弱的乡村灵魂，展现一幅多彩的画卷。但在这个系列的人物画廊中，又有许多似曾相识的面孔，他们有性格的重叠，思维的一致；有习俗的相似，趣味的相投。既是乡村世界生命多方的典型创造，又是千姿百态原始遗风的个性表现。田名正、椿宝、香莲（《约定坳蚂蚁》）、田玉秋、王新民（《打命案》）、谢原高、汪道生（《大树下》）等，是一批跃动着原始生命活力的原创艺术典型。

由于生存空间的相对闭塞，族群的相对独立，“山高林密，民风强悍，‘语言侏离’，交通不便”，这里的人民长期过着原始农耕、渔猎生活，形成了带有浓郁的原始、封闭特征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田名正就是一个忠厚而又偏狭、细心而又小气的农民。他有极强的家庭观念，对于身患重病的妻子，他尽职尽责；对于唯一的女儿，他爱之拳拳。既千辛万苦烧红砖砌新屋，又招募入赘女婿延续血脉，甚至不惜为女儿违法乱纪，暗地里种植鸦片。可他又是一位自私、偏狭的山民，他找章老头赊账不成，竟然“想章老头你神气个鸟，某个时候你来寻我索账，我也让你跑断了腿再说”。以至最后为了香莲的离家出走，感到万分羞愧，丧失颜面，中毒而终。而椿宝则是山地一个最为诚实善良的青年，他吃得苦、会干活，做红砖像牛翻田一样，垒红砖像人砌墙一样，利索快捷，没日没夜，一点也不觉得苦和累。

但他确实又不够开化，后知后觉；没有经过风雨、见过世面，面对现实的大变革时，缺乏迎难而上的勇气与胆识。最后，椿宝只能像沉在水底的石头，发出悲戚的呐喊。香莲是田名正的女儿，父亲很小就将她许配给椿宝：“待香莲长大了，到可以做妇人的时候再正式嫁给你”。香莲原来也很喜欢椿宝，可由于她抵不住现代生活的诱惑，在与椿宝结婚那天，与开发突然私奔并已未婚先孕。而开发根本就没有与香莲结婚的想法与打算，只是玩玩而已。于是，天性淳朴的香莲如五内俱崩，麻木而孤独了。这是历史的延续性与时代的变异性的交织，所构成的一幅色调繁复的人生景观。它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形式，洋溢着自然之趣。因此，无论“山一样憨厚，田一样实在的庄稼人”田玉秋，还是“一个把山歌唱得敞亮敞亮”，“料事如此有主见”的王新民；无论“声威赫赫”，“走到哪里，都受到山地人巴结”的谢原高，还是打猎“首届一指”，“枪法奇准”，“没农活时几乎天天泡在山里”的汪道生等等，它们既是一种活泼、优美、奔涌的原始自然形态，又是一种真挚、大胆、热烈的生命自在形态；既是一种原始自由生命能量的释放，又是一种内在情感自为生命的活力。

陀螺、肖清凉（《白鼠》）、二斤、王旭（《大树下》）、丁世贝、谢尚松（《飞翔的种子》）等，是一些虔诚向往、艰难跋涉、沉落逃避的都市面影。都市有川流不息的汽车，不计其数的电灯；高耸入云的摩天楼，眼花缭乱的霓虹灯；鳞次栉比的商店，万紫千红的花坛和有着丰满的酥胸、裸露的臂膊、穿透明丝衫、超短裤的妇人女郎组成的新奇、繁华，动态、喧嚣的世界，以及它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文化、科技水准、生活方式等，无不令万众睢睢，心驰神往。陀螺就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逐梦者、实践者。陀螺15岁乳房开始发育，脖子也大了起来。村里人就议论陀螺会短寿、克夫。她的命运由此沉重起来，渴望爱情和婚姻，没有一个后生小伙敢向她靠拢。她就主动上门，和瘸腿春打锣结了婚。陀螺和所有山地人一样，割麦子、赶麻雀、种红薯。“陀螺觉得自己就像那儿童手中的陀螺”，“自己抽打自己，不停地让自己旋转”。而丈夫春打锣则愚蠢、无能，在明生的鼓动下，一次次地上当受骗，简直让陀螺不耻心寒。而且，从小白鼠的出现，到阁楼上闹鬼，再到陀螺“病入膏肓”。

陀螺对命运已到了不甘与无奈的程度：“我的病没希望呢，即便治好了，也活受罪，何必呢”？这时，借住在陀螺家从梅市造纸厂下来收购麦杆的工人肖清凉，不仅帮她收割，帮她搞大棚，还鼓励说：“人之所以活着是证明自己还活着，与快乐苦难无关，陀螺你应该振作精神。”并为她先垫钱，带着陀螺去城里治病。陀螺从城里回来之后就像换骨了一样，不但治好了大脖子病，还种成功了大棚反季辣椒，并离开了僵化封闭的春打锣，走向了城市。二斤、王旭是融入都市艰难与曲折的跋涉者、卑微者。二斤一心“要成为城里人”，却只读了职专。乡长外公想替他找个“固定工作”，但已退休无能为力。自己也试过商店、快递、导游工作都不合适。南下深圳鞋厂打工正好碰到小学同学王旭。

于是，两人就一起开发髪廊，二斤也就成了按摩小姐，并要与王旭结婚。为此，父亲气得白了头，外公气得只好撒手不管。一家都嫌弃王旭，脸上有疤，右手断指。而这正是二斤看上了王旭的敢于担当。因为髪廊所在深圳市区有个出名的痞子来理发，阿秀吓得不小心在他脸上“刮出一条浅浅的垄子”，痞子借机滋事。王旭为保护阿秀与髪廊，断然破脸、断指才在深圳稳住脚跟。最终二斤与王旭喜结良缘，可融入都市的艰难与不易，又谁能知晓，哪个明白呢？丁世贝、谢尚松则是闯荡都市的失败者、逃避者。

丁世贝老家在梅山，孤身一人来到省城，开始赚得“财富撑腰”，谁知说“破产”就“破产”了，过上精神空虚的“遛狗”生活。而谢尚松来省城做房地产生意，开始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骗了那么多人”，“卷款潜逃”。都市梦，既有幸福的期盼、成功的喜悦、快乐的享受，又有痛苦的历程、鲜亮的陷阱、罪恶的深渊。前者闪射着人类的良知和朴素的道德光辉，后者失却了人类的同情和起码的道德底线。明生（《白鼠》）、邱海生（《打命案》）、蒋前进（《福林的光洋》）等，是一群与世浮沉的灵魂变异与人格沉沦的畸形生命形态。表面上看，这是一批“智者”“能人”，往往享有“聪明”“稳重”“文明”的美誉，这种言与行、表与里的分裂，其实是在“聪明”中见出虚伪，在大度中见出自私；“文明”中见出肮脏，“自大”中见出怯懦；“稳重”中见出庸鄙，嚣张中见出惨败。真是行为荒谬而不自知，命运可悲而不能自拔。明生就是一个“贼一样巧”“太难以琢磨”的活人（骗子）。

他“精明”“活泛”“善变”，由于他懒惰，好逸恶劳，常常干些让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他以“火柴棒”做假“骗老婆下田做重活”，自己却在山地走村串户、游手好闲。他坑骗邻居，开始与春打锣交友闲玩，弄得下地干重活的陀螺回家没饭吃。接着，他以“上省城”找“文物专家鉴定”金砖真假为由，动了春打锣的脑筋。可春打锣却把明生当朋友，“抵当不住明生的缠”，拿出四百元被明生骗了。后来，明生又和“村里村外的几个后生”到春打锣家“押宝”。春打锣本来“从不押宝”的，可明生一句“人生难得几回搏”，又把春打锣“酸菜坛子底下仅剩的那四百元”吃了，“弄得家里买化肥没钱”了。

春打锣本来就是一个善良朴实的瘸腿蔑匠，在山地赚一个钱十分不易，明生的卑鄙与贪婪，更把春打锣的愚蠢、无能推向了极致，也毁灭了春打锣与陀螺的婚姻。而且，明生还经常把老婆豆子打得鼻青脸肿，豆子终于觉醒，最后与他离婚，他也只能带着邻村两个女孩到深圳做按摩女当鸨头去了。邱海生“太精明”、会“算计”。他的“邱记杂货铺”就在“无人能绕过”的鸡肠街入口。他以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没谁“敢与他竞争”，就既进“次货”，又压进价，心狠手辣。

当田玉秋在鸡肠街尾办起“田记杂货铺”时，他不是暗使阴招拆台，就纠集“一伙泼皮”闹店。并乘暴雨之夜，唆使袁癫子“揭‘田记’屋顶的瓦”，不仅给“田记”造成巨大的损失，还鼓动“捆绑”袁癫子闹出打命案。当“袁姓队伍”揭穿真相，邱海生“病倒了”，“邱记厚厚的院门，犹如深山断了香火的古庙，冷清得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田记”经过打命案的磨砺，又开起来了。蒋前进生来就是“反骨”。他比福林小几岁，恳求福林带他一起闯世界。福林“下益阳”就像兄弟一样待他，他要回家过年福林又倾其所有给他作盘缠。后来，福林赚了光洋，他则成了“大队支书”，他看到福林发了，“成天就跟喝了两瓶山西老陈醋似的”，不是要福林交出“光洋”，就是派人去“抄家”。甚至凭借权势，占有福林老婆秋香，导致秋香自杀身亡。显然，畸形的生命形态，它宰割了别人的自由，也抹去了生命的灵光；它使人的本质发生着可怕的变异，也丧失了人的应有的价值原则，成为人性恶的表征与范例。

三、唯美的叙事

中篇小说在篇幅和容量方面区别于长、短篇小说的，就在于一个“中”字。中篇小说的结构，在取材角度、组织事件、布置情节、安排场景，描写人物等方面，既不能像长篇那样头绪纷繁，又不同于短篇那样的单纯，它要求繁简适中，设计精巧；有波有澜，跌宕多姿。李健的中篇小说在谋篇布局、人物塑造上，虽然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不论是写山地农民婚嫁、生育和耕作，还是写进城农民打工、恋爱和经营等，都有他独特的个性与特色。一是神秘莫测的氛围创造，山地巫术的恐惧描写。李健说：“我像一棵小草，从泥巴中来，身上有着泥巴的气味，这样的泥巴这样的气味，是内涵了梅山特征的。”梅山特征的“巫术崇拜”，就是“以具体某一具有自然能力的人，经过培养成为一个可以操纵任何一事物的能力，以气血、灵慧、预思、摄魂、灵媒、斯辰为主”。

它是某种超人的力量来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的。李健中篇小说描写神、鬼，道场、白鼠，都具有这种神奇的艺术力量。比如《白鼠》中的鬼的传说那段精彩的描写，就是一种非常神秘而恐惧的氛围创造：“鬼是什么，鬼是何形状，没人见过，具体说不清。有的人说鬼是一个棕树蔸，毛茸茸的，滚过大道，突然就不见了；有的人说鬼是一只水猴子，专在夜间捉水里人的腿往深处拽，只要被它捉着了腿，任何人也休想摆脱；有的人说鬼是一种阴风，好端端的一个走在路上，突然怪怪地刮来一股风，魂就没了，就飘了……乡间里，鬼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无处不在抑拽着人的思想。”“鬼的出现，陀螺的病益发重了。她的肉身就像是刀在剐，瘦得不成人形。”因为陀螺看见了“白鼠”，似乎就碰上了“鬼”，碰到了凶邪之物。

于是，作者就描写了驱鬼，喊风；盗古墓，抓白鼠。一种神秘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厄运的异象，阴气的符号就笼罩着整个小说，从而使小说既有一丝丝的哀伤，又有一种内观的美感，既是一种无尽的哲思，又是一种文化的精髓。因此，无论是《约定坳蚂蚁》中田名正砌新屋对土地的祭祀，还是《大树下》榨树湾人对古树成精的崇拜；无论是《打命案》“生歌”中“阳世”、“阴世”的恐惧，还是《福林的光洋》中对“光洋”得而失、失而得的灾难，都被赋予一种神秘唯美的基调，旺盛生命的烈焰。二是风趣的叙事与幽默技巧的创造和运用。风趣与幽默实际上是一种哲学的方法。不论是酸辣、和缓、鄙薄、同情，还是机智、自嘲、调侃、诙谐；不论是片语解颐，还是整个人生等，都有思想的寄托、“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

它是一种能激发起人类的心理某种情感的智慧，某种在对逻辑性进行适当调控后对现实进行某种形式加工的艺术创造与表现。李健中篇小说里风趣与幽默手法的运用，虽然是一种不经意的创造，却成为他小说的特色、一种美感。比如《约定坳蚂蚁》叙事的风趣与幽默，就是通过揭示田名正的悲剧人生表现出来的。田名正招椿宝为婿，因香莲不满婚龄未能同房，这让性开放的开发钻了“空子”，开发袭摸香莲的胸部让她获得快感，又利用椿宝回家骗她上床。香莲以为开发爱她，从讨厌开发到喜欢开发再跟他“逃婚出走”。香莲性心理的变化是风趣的、幽默的，旁观者却是明白的、警悟的；田名正不该过早给女儿定亲、许婚，有屋还要砌新楼。结果，田名正像落叶般死了，椿宝从城里开发处领回香莲为父亲送终，香莲也因沉重的打击和“葡萄胎”的降临，身子毁坏，终身不育。

风趣与幽默让悲剧变得深刻，具有思想的光芒与人生的启迪。而且，风趣与幽默的意义，还“要毫无观赏艺术的人训练的人，也看得懂”。所以，《幸福的花朵》的风趣与幽默就具有双重的审美意义。首先，爱情与婚姻是神圣的而不是儿戏，年轻女孩跨入爱情、婚姻，不仅要看对方家庭、经济和人品，还要履行法律程序，防范风险，保护自身的权益。其次，政治与政策是严肃的而不能随心所欲，汪乡干给昔日部下罗支书送四千元，就默认其儿子未婚生育，是乡村干部素质的低劣、风气的败坏，应强化政治的原则性与管理的严肃性。“我”（汪四千）和母亲永远的伤痛，让人同情与怜悯，却也能唤醒人们心灵深处已经沉睡的道德与良知。这种风趣与幽默叙事，既是一种简单的智慧，又是一种深刻的表达；它是美的享受，又暗藏无尽的哲思。

三是现代性与“陌生化”语言的综合运用。语言是构成小说叙事美学风格个性的关键因素。它由现代性与地域性衍生成华丽、婉约、神秘、轻漫、柔和的语句、语式，体现着一种由语言贯注的美学气韵。李健中篇小说语言的清幽、美丽、温和而又充满张力，是用最切近生活的语言细腻、逼真地描述，来产生魔力的。如果说，《白鼠》描写陀螺刨地的辛苦，是把整个想象世界的存在当做“物”的话，那么，《约定坳蚂蚁》描写香莲与“影子闹着玩”，则缩短了“物”与“我”可能性现实世界及读者的距离。它们最佳的路径就是用感觉性语言作为传达、沟通的中介，唤醒人们与自己过去知觉经验的某种联系。对世界的体验，充满色彩和旋律的视、味、听觉被通感语言表现出来，从而使小说产生了一种超越文学自身层面的文化表达语境。

这种语境超越一切的和谐与愉悦，优美、宁静而纯粹。而“陌生化”则使叙述语言在表达上获得审美意义上的提升。正如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斯克洛夫斯基说，构成“陌生化”的要素有两点：其一，运用现代语言中基本不用或根本不存在的新词语、新用法；其二，采用诗的特有的节奏、韵律、意象声音等进行文学叙述，改变现代语言的常规表达方式而显示出陌生化效果。如李健中篇小说“天晴催谷熟，落雨催麦黄。”“瞧扁了”“山响”“乖态”以及剥玉米、挑水、喂猪、剖篾织筐、打簸箕等农活，扫墓、文物做旧、玩陀螺、做道场、驱鬼，对山地风景、房屋，甚至古墓等的描写与刻画，都体现出叙述语言的方言倾向。这些远离日常公众话语、日常消息性语言，它的陌生化表现为语言的地域性、新奇而含混的隐喻象征和暗示，造成与日常语言、传统文学语言的疏离效果而产生特别的审美感觉和深邃意味。

因此，“陌生化”效果的追求，使李健中篇小说的叙述话语创造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达方式。从而也形成了李健特有的诙谐、幽默、细密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