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当我们幸福地生活在21世纪，举国欢庆伟大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铭记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筑起坚不可摧的民族防线，用不屈的抗争，以牺牲3500万同胞为代价，铸就了光耀千古的抗战丰碑，举国上下，以北京天安门广场“9.3大阅兵”，将纪念活动推向高潮之际，欣闻鱼台县老年大学、鱼台县作协联合举办“铭记历史，赓续抗战精神”征文，笔者作为生活在当代的14亿中国人中的一员，又怎能忘记那些为党的早期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先烈们呢?作为鱼台人，我们更不应该忘记指导创建我县党组织的抗日先烈——马霄鹏。 

为写好本次征文，笔者在历时一周的时间里，查阅“县志”“党史”“英烈传”，亲赴单县“湖西烈士陵园”拜谒革命先烈，听取马霄鹏之孙的讲述，几次被他的事迹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马霄鹏，1903年10月出生在鱼台县唐马乡陈丙村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考入山东济宁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他积极探索革命真理，学习马列主义学说，初步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

1923年进入东南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心理系学习。他一方面认真学好专业知识，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籍。《新青年》《语丝》是他必读的刊物，鲁迅、李大钊是他最崇拜的导师，他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学说，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并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7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充满了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的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在血腥的大屠杀中，敌人还针对共产党发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疯狂叫嚣，妄图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但，中国自古就有不怕死的硬汉，就有甘愿为革命洒热血的英雄人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汇集了这些优秀人物，才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得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锦绣大厦。今天看来，马霄鹏无疑就是我们党的精英人才之一，就在1927年大革命陷入最低潮之时，许多人脱党、退党之际，马霄鹏冒着随时被杀头的危险，坚定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底，年轻的马霄鹏被党派往上海同一位德国侨民合办书店，以小书商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在上海期间，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根本没时间照顾家人，古时大禹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风范，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却做到了，当久别的母亲千里迢迢来看望他时，也不能抽出半天时间来陪她逛逛大上海。

1931年，顾顺章叛变，党的中央机关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党便派遣他到济南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因他在讲台上公开宣讲《资本论》等进步言论，而引起当局不满，被迫转到平原乡师。在平原他仍然利用讲课的机会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想，1934年，他指导王禄清等进步学生办起了《画声报》，用来宣传马列主义学说，鼓动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学生中成立了“读书会”，组织学生阅读《辩证唯物论》等革命书籍。同年底，在平原建立了党支部，积极吸收优秀学生入党，他当时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共鲁西北特委委员，代号“二〇七”。1935年，他派地下党员高峻岳、赵毅联合平原乡师毕业的学生成立了“醒民剧社”，深入农村集镇向群众宣传进步思想，撒播革命火种。

1937年暑假调到惠民乡师，与惠民四中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从中发展了很多党员。“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召集全体党员开会，及时传达了中央和地方局的指示，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做了思想、组织上的准备。

1937年11月，他遵照党的指示，将90余名进步青年分三批送往山西临汾八路军一一五师随军学校。这些学生的路费也都是他及另外一些进步教师捐助的。这些学生解放后大都成了省、部级干部，其中包括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振清、兰州军区炮兵司令员高峻岳。

1937年12月，对马霄鹏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岔路口，他和妻子同时接到去延安学习的通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凭他的学识、他的资历、他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到延安后，肯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但他当时考虑的不是自己，不是和妻儿朝夕相伴，共享天伦之乐。而是革命事业的需要。当鲁西南工委负责同志表示因干部缺乏，想留下他协助工委工作时，他二话没说，毅然答应下来。没有以两地分居等理由向组织讲求任何条件。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这一留却是和妻子走向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解放后，妻子在中央高级干部疗养院当了院长，而他却被暗害分子残忍地杀害于江苏丰县的一所破庙里。

1938年1月，马霄鹏任中共金乡县工委书记，不久便升任金乡县委书记。于2月15日组织了金乡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当年7月下旬，苏鲁豫特委成立，他出任民运部长。之后，在他的指导下先后建立了中共鱼台县第一个党支部，第一届县委，不久又建立了建立湖西地区第一个县级民主政权，从而开辟了湖边抗日根据地。

1939年5月，马霄鹏任苏鲁豫边区宣传部长，他先后在丰县欢口、吴庄、沙庄等地举办各种类型的抗日训练班，为湖西各县培养了大批干部，还创办了苏、鲁、豫边区党委机关报《团结日报》(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就是当时《团结日报》的记者)。马霄鹏不仅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而且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又善于演讲，所以苏鲁豫边区的工作人员和湖西地区军民都亲切地称他为“马老师”。当时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郭影秋(时任苏鲁豫边区委员兼抗日义勇队二总队政委)、李毅(湖边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分别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凭马霄鹏的才干，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党和国家高级职务也是有可能的，但命运之神却没有眷顾他……

1939年8月，混进党内的暗害分子王须仁（湖边地委组织部部长）勾结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苏支四大政委王凤鸣以清理内奸为名，开始操纵“湖西肃托”。为达到他们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便以中央“肃托”精神为名，大肆逮捕优秀干部，进行拷打，逼他们说出谁是“托匪”然后再行逮捕，像滚雪球一般将事态加以扩大，其所用手段之凶狠、涉及人员之广，令人震惊，让人心寒。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湖西各级组织、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幸亏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亲自前来制止，才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并挽救了大批干部，朝鲜战争中被毛主席称为万岁军的38军军长梁兴初，就是这次被解救出的干部之一。马霄鹏用自己的生命展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风采——面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托匪”，也不指认别人是“托匪”。暗害分子王须仁没有丝毫仁慈之心，面对我党如此忠诚，如此优秀的干部更助长了他必杀之而后快的决心，便借王宏鸣、白之明的手于1939年9月19日在江苏丰县于王庄，残忍的将他杀害了，时年36岁。

“湖西肃托”引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1940年夏，毛主席得知情况后专门给山东分局发了电报:对在“肃托事件”中被诬陷牺牲的同志深表哀悼、向遇难烈士的家属致以慰问；指出由于暗害分子王须仁的借刀杀人及边区负责人王凤鸣(王宏鸣)、白子明的姑息纵容、遂使暗害分子假借“锄奸”为名，刑讯逼供，酿成冤狱，使中共若干优秀党员及革命干部横遭惨杀，为此次事件之主要原因……1941年2月20日，党中央作出《关于湖西边区除奸错误的决定》，对主要责任人做出了严肃处理。

1941年11月，山东分局根据中央决定，在单县辛羊庙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宣布马霄鹏等为革命烈士。后来，又在单县建起了湖西革命烈士陵园，他的英名镌刻在墓碑上，供后来人缅怀，祭奠。

马霄鹏的牺牲留给了我们太多的遗憾。假如他1937年去了延安，假如他不被暗害，假如他能再活60年，那他的生命将更加精彩。尽管如此，他仍然是我们鱼台人的骄傲，中国共产党的自豪。

伟大导师列宁指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缅怀党的早期干部马霄鹏的同时，怎能不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要勿忘峥嵘岁月，赓续红色基因，不负韶华，为建设文明富强的伟大祖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