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西南鱼台广袤的乡间田野，有一种声音，穿透了四十年的光阴。它迎来过新生命的啼哭，送走过故人的远行，热闹过洞房花烛，也抚慰过孤坟野冢。这便是唢呐——当地人更习惯叫它“喇叭”。

“百般乐器，唢呐为王，不是升天，就是拜堂，千年琵琶，万年筝，一把二胡拉一生。唢呐一响全剧终，曲一响，布一盖，全村老小等上菜……。”

而在鱼台县王庙镇仇庄村，仇同俊和他的喇叭班，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吹奏了整整四十多年，用一把唢呐，串起了十里八乡的人情冷暖，人间悲欢，也守望着一种渐行渐远的乡愁。

一、少年学艺，与戏曲结下不解之缘

仇同俊今年70岁，是鱼台县王庙镇仇庄村人，仇庄村心连心艺术团团长。仇同俊与唢呐艺术的缘分，始于贫寒家境中的一份倔强。

仇同俊幼年家贫，他从小聪明伶俐，为了让孩子平安顺利成长，父母给他起名叫“留顺”。

留顺童年生活坎坷多难，母亲因病去世，留顺只能和父亲相依为命，过着穷苦的日子；少年时期，不甘认命的留顺只身外出闯荡，沿街乞讨，混迹于济宁、兖州火车站等地，过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流浪生活，那时的留顺比同龄人更早品尝了生活的苦涩和艰辛。按照仇家姓氏辈分，长大后的留顺才给自己取了一个大气的名字——仇同俊。班子同行亲切地叫他“老仇”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就是戏曲。村里经常有琴书、坠子、落子、渔鼓等演出，每到傍晚，人们吃过饭以后，便到村口大树下，等待说唱人开场。他场场不落，一听听到最后散场，被说唱人那精彩的故事所吸引，罗成、程咬金、瓦岗寨英雄他也能随口说上两句，表演一番。

回到家后，仇同俊仍然沉迷在落子、渔鼓悦耳的竹板声和随口就来的说唱中，这是民间艺术？从此，就连吃饭的时候，都要忍不住用筷子敲着碗说唱一段。

成年的留顺为了谋生，吃上饱饭就来到了杨店村的砖瓦窑厂干点苦力，一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躺在床上像死猪一样，动也不想动。别的工友谈到唱戏的人有吃有喝有供奉，特别光鲜亮丽，这些都触动了他的神经。

一次，鱼台县豫剧二团在旧城村里演出的时候，仇同俊看到舞台上的丑角嘴里说唱和落子的唱法有些相似，这样的原因，仇同俊爱上了唱戏，有时跟随下乡的剧团帮忙拾掇拾掇东西，慢慢就认识了里面的唱戏的名角。他看到唱戏的有吃有喝有娱乐，心里非常羡慕，萌生了学戏的念头。

鲁西南是个“戏窝”，长久以来戏曲与曲艺已经成为当地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山东梆子、柳子戏、枣梆、两夹弦、豫剧、曲剧、大平调、四平调、扬琴戏、坠子书、渔鼓、落子、山东快书等十余种戏曲曲艺形式在这里交融发展、生生不息。可以说戏曲与曲艺已经深入到了当地人的骨髓里。无论酷暑还是雨雪都挡不住老人们听戏的痴迷，他们的眼神中满是期待，皱纹里都藏着听戏的喜悦。

1970年，魏堂大队成立戏班，成立村级宣传队，设在庙台子上。由任立超负责排练、演出、剧本等一切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仇同敬、张先昌、任忠荣、郭树和、郭新文、仇养臣、盛尊令、刘效和、刘效香、时胜兰、高本军、陈传义等演职人员组成。排练了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大型剧目。曾经去鱼城公社田集大队演出，受到人们的好评，这在仇同俊心里埋下了学戏的种子。

1976年，二十岁的仇同俊用十斤小麦为学费，正式拜入金乡县肖云镇谢集大众剧社（原金乡县第二剧团）著名戏曲大师杨绍训门下，开始学习四平调、豫剧，山东梆子等，开始了他的从艺之路。

由于他没有文化，不认识字，学戏陷入困难，一连四天，他啥也没有学会，剧团就把他派到食堂帮助后勤师傅烧火做饭。在食堂里，仇同俊也没有放弃学戏，天天偷偷跟着他们练声，人家把唱词写在纸上，他听后就一遍一遍记在心里，别人学会了，他也靠着惊人的记忆学得戏词分毫不差。

白天干活，晚上排戏，记不住词就把词编成“顺口溜”，跟干农活结合。

到了第六天，团里正好演出豫剧《韩琪杀庙》临时缺人，他自告奋勇上场，扮作韩琪，初次登场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奠定了他的舞台生涯。

1977年，仇同俊被安排到丰县顺河镇小毕庄剧团，开始教带新人学习戏剧基本功。唱念做打一招一式，生旦净末丑各个角色，仇同俊开始展现出了惊人的舞台天赋，开始专攻学习表演戏剧中的丑角。《韩信拜帅》《地长板》《铡美案》《日月图》《对花枪》等，对每一部戏，仇同俊都做到熟中生巧。

“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仇同俊始终牢记老师给他说的每一句话。尽管他曾经历过生活的艰辛和事业的坎坷，但她用坚强的内心和不屈的意志，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喜爱。

庄户剧团在在大集体时代是忙时种地收割，闲时唱戏，丰富了当时农村文化生活，吃百家饭，穿粗布衣，那时的剧团好像是群众运动，每个大队每个公社都有业余宣传队，真是“村村有剧团，人人能哼唱。”仇同俊也跟着庄户剧团足迹遍布江苏丰县、沛县、安徽砀山、单县、金乡、济宁、鱼台的许多乡村。

二、戏曲到喇叭班，他艺多不压身

到了六七十年代，农村剧团只能唱“样板戏”。

随着农村文化生活的复苏，形成了一种戏曲热，社员很多人成了“戏迷”。每天早晨各村练声的此起彼伏。仇同俊与朱庙村的胡法明在自己的家乡合作创办了|“鱼台县朱庙剧团”，带着一帮伙计走进村庄为群众演出。剧团设在朱庙村南的窑边的小学校里，我的同学姚念贤（流流）、赵训财、仇新海、胡法海等成为剧团的台柱子。

《花打朝》《对花枪》《穆桂英挂帅》《打金枝》《铡美案》这些传统剧目的唱词，在当时每个人都会哼上几句。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包产到组的到来，剧团后来解散，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红白喜事对喇叭的需求却日渐减少。

王鲁公社碌碡屯的小三很热心地教仇同俊吹喇叭，仇同俊与唢呐产生了不解之缘。第一次吹唢呐他就表现出了很好的天赋，老艺人稍微一指点，他就能学个八九不离十。每天早晨，仇同俊就早早起来，到村后的沟渠上练习唢呐。

最难的是吹唢呐换气。换气不停是一种高超的演奏技巧，它能够让演奏者在连续演奏时保持流畅的音乐表现。这种技巧通常被称为“循环换气”。比换气更难的是控制口中气压，演奏时须平稳地控制气流的强度和速度，往往口里憋着一口气，要根据音色音调来调整气息，缓慢释放，有时候一口气憋不过来，他几次差点晕倒在地下。

学艺是苦的，唢呐不像其他乐器，靠的是丹田之气与唇齿之功。为了练好一个音，仇同俊常常要顶着烈日或寒风，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那个年代的民间艺人，吹奏技艺全靠口传心授，没有现成的谱表，长辈示范完，学生跟着学，指法稍有偏差，换来的可能就是一顿敲打。

仇同俊天资聪颖，不仅唢呐吹得嘹亮，笙、管、笛、箫也样样精通，舞台上的净、末、丑角更是信手拈来。他吹奏唢呐时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他鼓着腮，眯着眼，摇头晃脑，似乎进入了无我的境地。

到了八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冲击，农村戏班彻底“烟消云散”了。

告别心爱的戏班后，仇同俊进入老君堂笵中宝喇叭班子，联系唱的演员，充实唱和演的角色；过了五六年后，加入郭怀堂班子干了有七八年，转入杜桥村杜合银喇叭班子干了七八年，这样打游击式的碰班子足足干了20多年。

八十年代，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偏低，红白事很多人请不起喇叭班，每接一单活，仅能挣个辛苦钱，难以维持生计。

九十年代，农村兴起外出打工潮，仇同俊也在没活的间隙来到西高、杨店的砖瓦窑上一干就是三年。进入二十一世纪，农民经济有了好转，手里有了积蓄，农村喇叭班的活计才越来越好，班子人员收入从最初的60元、80元、100元、120元，增长到现在的150元以上，农村喇叭班在艰难与困苦中又慢慢发展起来。

2006年初，国家废除农业税，乡村振兴开始，农民生活真正好起来了，喇叭班的生意也水涨船高。

到了大约2012年前后，仇同俊投资买了音箱、功放、铜锣、灯光等演出设备，干脆拉起自己的队伍，彻底放弃给他人跑龙套的日子，成立了仇庄村唢呐鼓乐班——这便是后来名震苏鲁边界的“仇庄村艺术团”。

班子的固定人员有杨庙的杨天晴、黄福香等四人，其余配班配角随叫随到的男女演唱的主角有60多人。十多年来，这支队伍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为苏鲁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文艺团体之一。

唢呐的曲子与红事白事是有区别的，白事吹的一般是哀伤的曲子，红事吹的是喜庆的曲子。有老人去世请唢呐队为老人送行也是一个传统文化。在农村有老人去世用唢呐为老人送终是后人对老人的一种尊重、也是后人对老人去世后的一种哀思，古往今来如此、唢呐送终是老辈人留下的传统、是一种非物质文明遗产。

在农村办丧事吹喇叭是活人对亡人的寄托，在现实社会里攀比之心成了一种风气，如果不用喇叭，別人说你对亡人不尊敬，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死是喜丧，不用喇叭不热闹。白事全村人都来帮忙，亲戚朋友都来吊丧，如果不用喇叭还有什么意思。

农村没有丰富的娱乐，婚丧嫁娶全靠一班响器撑场面。它是方圆十里红白喜事里不可或缺的仪式主角。

仇同俊买乐器、音响，由于他的名声在外，不用打广告，生意一单接一单。“一把唢呐，两三把笙、一把笛子，一个铜板，各司其事，相互配合”。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对出场人员分工明确，以前的师兄妹也都过来捧场，仇庄心连心艺术团在鲁西南大地上，用乡土音律串联起了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人间烟火。

“我开始进班子时，那是八十年代，几乎每天都有活，吹一天，班子里一人合十块钱，这在当年可是高收入。”仇同俊说，“原来就靠脚，一天跑七八十里远，当天回不来；后来用吹唢呐挣得钱添了自行车，七八十里地也能当天回来。”

这样平均算下来每月十来场活计，一年最多也有一二百场。仇同俊告诉我说。

“现在喇叭班也要革新，跟上形式，小品、歌曲、舞蹈、戏曲、魔术、杂技、二人转等我们都有固定的演员，也有高档音响、乐队，基本的开业庆典，红白喜事的活儿都能接手，价格好商量。”仇同俊说。

三、八仙桌上，奏响人生悲欢

老话说得好“唢呐一响不是升天，就是拜堂”一方八仙桌，摆满了唢呐、笙、笛与锣鼓镲。围坐在桌前的乐手们，见证了一场又一场的人生大戏。

在鲁西南农村，唢呐班是乡村礼仪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唢呐就没有礼仪的那种特定的氛围、气派和主人家的脸面。这家人就会被亲戚、朋友、乡亲们瞧不起、嘲笑，甚至疏远。因此，唢呐行当从古到今，虽然经过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那班吹奏的人马、乐器、曲调一样自顾自地生存着。人生的苦乐、悲喜、生死在那响亮的演奏中画上了句号，又开启着新的行程。

老人过寿，要听《百鸟朝凤》图个高兴；青年娶亲，要吹《喜洋洋》闹个红火；老人西去，更要奏一曲哀乐，送其体面地走完最后一程。仇同俊的班子，便是这古老仪式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纽带。

如果农村的红白喜事没有喇叭班子捧场，显得非常冷清，没有应有之意，就像现在唱歌如没有音乐伴奏，歌手不会唱，听起来也乏味。尽管在社会现实的要求下，农村人从心底里还是想用喇叭班子，图个热闹，特别是农村的老头老太太们更是期待，晚上现场听老戏能听到半夜，有时还要求再唱一段。

若是喜事，头天下午便要“响棚”。冬日里，仇同俊和伙计们抿一口酒，试试哨音，喇叭一响，喜气便从院子里漫了出来，传遍整个村庄。到了正日子，长号开道，唢呐齐鸣，迎亲的队伍在《百鸟朝凤》、《喜洋洋》的欢快旋律中穿行。进了新郎家的门，曲调瞬间转为《拜花堂》，喜庆的气氛被推向高潮。

若是白事，则全然是另一副光景。在鲁西南，丧事上的“哭丧”是重头戏，也叫“哭灵”。亲朋吊孝，花钱点戏，唱角披麻戴孝，在唢呐凄厉的哀鸣中迈碎步、行二十四拜礼，唱亡人生平，诉离别之苦。一曲《秦雪梅吊孝》或《诸葛亮吊孝》，常常能把在场的人感动得涕泪横流。

仇同俊说，他们不仅是在吹奏，更是在演绎人生百态。不管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寒风刺骨的隆冬，只要主家有请，唢呐棚下必有他们的身影。

夏天靠风扇熬过酷暑，冬天只能裹紧大衣硬扛，个中辛苦，只有自己知道。但即便如此，仇同俊和伙计们依然乐此不疲，因为他们知道，这高亢的喇叭声里，承载的是乡村的体面与人情。

“仇庄唢呐”在鲁西南一带地区很有名，有时接活接到徐州的丰县、沛县，山东的金乡、单县、鱼台、微山几个县区，当地知名度很高。

四、手艺即生计，也是尊严

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村的唢呐班开始走下坡路。安徽、江苏有的地方出现了低俗表演，“脱衣舞”露骨的演出，给农村文化生活带来严重的冲击。仇同俊严守底线，拒绝低俗，他说：“如果收益没有尊严，给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思？那样的钱我们坚决不挣。”

“连续十几年都是那个价钱，钱没少挣，东西贵了，钱也就不值钱了。”倍感生活压力的仇同俊空隙也跟着村民外出打工。

2006年后，不少村民富了，排场也大了起来，唢呐班又突然来了生意。“那几年演出费每年都涨点，2010年左右涨到了1000块钱，现在涨到1600块钱，班子一个人一天能合百十块钱，有时200块钱。”仇同俊说。虽说不如打工挣得多，但总算能养家。

外界常有人以为，唢呐匠人收入丰厚。仇同俊听了只是苦笑。他算过一笔账：正常一场白事，班子四个人，加上请来的旦角和表演角色，总共收费不过一千六百元，加上小礼钱，分到每个人手里，也就两百多块。这点钱，在如今什么都涨价的年代，确实不算多。

“也有大方的东家，但那是极少数。现在挣钱都不容易，好在我这个班子伙计处得都跟兄弟一样，不管是负责笛子还是吹笙的，唢呐的，钱分的都差不多。”仇同俊的话语里透着山东汉子的爽朗与实在。他的班子里还有五十多岁的女乐手，大伙开玩笑说干这行心情好，显得年轻，其实谁都明白，若非生活所迫和对这门手艺的热爱，谁愿意常年顶着烈日寒风去挣这份辛苦钱？

仇同俊回忆，早些年出去演出，只有一辆破自行车，驮着乐器走村串户。虽然辛苦，但每当看到村子里的老老少少围坐在一起，听他们吹奏时那陶醉的神情，就觉得这活计有意义。如今条件好了，添了汽车、音响甚至舞台设备，不用再受冻，但那份初心没变——他们是农民，他们的艺术也属于农民。他们以唢呐为主奏，笙管笛箫、铜锣鼓镲为伴奏，不用音响设备，唢呐的高亢嘹亮也直抵人心。

问及受过的苦，他说最苦的是去南阳街完活回来，北风呼呼，天下着大雪，同伴的三轮车坏在路上，我骑着摩托车带着一个人，牵引着三轮车，拉着车上四个人，艰难地在雪地上走，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次，受的那个罪呀，就别提了，走了一夜，回到家时天已经快亮了。

仇同俊负责白天的演出，在仪式当天持续吹奏，烘托气氛，行话为“听个响儿”；女演员负责晚上的演出，通常有两位，每位出演一小时，前一位一定是唱功相对更好的，通过唱歌热场并可以应付亲友的点歌任务，后一位要更有活力，主“跳”和“演”。

喇叭班子的人选基本是固定的，与领班相熟；女演员是另请的，领班通过名单或网络聊天群与她们联系，核定档期与报酬。

五、时代变迁，守望乡愁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变。移风易俗的推进，现代流行文化的冲击，让曾经风光无限的喇叭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年轻一代更习惯用手机听歌，用音响放哀乐，红白事从简，曾经赖以生存的市场在萎缩。许多艺人被迫放下乐器，外出打工。有人感叹，喇叭班的消失是乡村文化的迭代，是必然趋势。

但仇同俊还在坚持。他的足迹遍布鱼台、金乡、丰县、沛县、滕州、邹县、济宁、枣庄、微山、菏泽等县市区，在苏鲁交界这片土地上，依然有离不开老规矩的人家，依然有想在唢呐声中寻找仪式感的人们。仇同俊的喇叭班，也从最初单一的唢呐吹奏，发展为融小品、戏剧、歌曲、舞蹈、魔术和杂技为一体的综合表演。他们用这种朴素的方式，在时代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着。

像仇同俊这样的民间艺人，在鲁西南并非孤例。没人愿意让孩子学唢呐，都觉得前途不光明。这些艺人的命运，共同构成了鲁西南鼓吹乐在时代洪流中的缩影。

仇同俊常说，艺术是他的生命。这个连讲话都带着泥土气息的民间艺人，也许并不懂什么“非遗传承”、“文化自信”的大道理，但他知道，只要喇叭声一响，这村庄就有了魂。那不仅是一段旋律，更是无数人寻根问祖时，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

2024年，仇同俊被文化部门录入“济宁市基层艺人文艺两新名人”名单。

曾几何时，喇叭班的声响是乡村最鲜活的文化符号，承载着邻里乡情与民俗根脉。可短短数十年，这支活跃在乡土间的队伍日渐式微，如今大多销声匿迹了，只留在了一代人的怀旧思绪里，成为乡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农村，生活不仅仅是耕作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循环。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承载着一个个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农民早上起早贪黑，一年到头有着数不尽的辛苦，然而在他们的歌声中，却能听出一丝轻松与欢快——那些低声吟唱的歌词，似乎是在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感谢。

现代文化冲击与审美迭代，彻底挤压了喇叭班的生存空间。随着电视、手机、网络全面普及，乡村文化生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流行音乐、短视频、现代歌舞成为年轻人的主流审美，传统唢呐锣鼓被其视作“老旧土气”，难以契合当代人的娱乐需求。部分喇叭班为迎合市场，加入低俗歌舞或搞怪表演，丢失了传统技艺的精髓，反而加速了自身口碑的崩塌。

与此同时，专业婚庆公司、现代乐队进入乡村，灯光音响、潮流节目更显时尚，取代了传统喇叭班的位置。白事场合，电子哀乐成本更低阿、操作更简便，完全替代了人工吹奏。乡土音律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节节败退，曾经的文化主角，沦为被时代遗忘的边缘存在，再也无法找回昔日的热闹与荣光。

仇同俊从一个跑龙套的替身，一步步踏上了事业的巅峰。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心怀梦想，勇往直前，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青葱少年已是鬓染白霜。仇同俊的唢呐声，或许终将被时代的洪流冲刷得越来越远，但那些曾被他用音乐温暖过的红白喜事、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土记忆，将永远留存在鲁西南大地的田野与村庄之间。

2026年7月，作者刘新铃采访于仇庄仇同俊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