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舅舅驾鹤西去到如今，已经四十年的时光。四十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今天会追忆起舅舅怀念起舅舅？根本原因在于：舅舅在世的最后那段时间，正是自己身心处于发育阶段，对现实世界知之甚少，对未来生活充满好奇，人生之帆还未真正扬起，生命航程正处起步的懵懂阶段。

（一）

    我家居住在曲阜城北十余公里处，与舅舅家一岭之隔，相距仅约三公里，中途没有村庄。从我家到村子的重要出口­——直通吴村火车站，并且可以抵达济南府，直至北京城——村西北口，也只有一户人家。所以，在我稚嫩的记忆里，从我家到舅舅家是既近又远，很近很远的。近的是中间没有几户人家，不像到其他亲戚家那样，中间有不知名的村庄、过不完的街巷、数不清的人家；远的是一旦过了小庙坑（紧挨着村子有一个坑，据说“四清”前坑旁原有一座小庙）再过了大桥（村西北有一座几百年前用三块石板搭成的桥），爬上那在我感觉几乎使尽吃奶之力才能爬上去的大崖子，一路往西岭走去，那就是遥无边际，永无尽头的行进了。

    经过西岭到舅舅家去，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必需的功课。比较固定的每年应有两次——一次是在深秋，那是姥姥的生日；另一次则是整个冬天都在盼望着的春节后的大年初二或者初三了。

    深秋的西岭是苍茫的。那时，整个大岭还没经过农业学大寨战山河兵团的修整，不像现在，路平沟直树木成行，旱能浇，涝能排，一年两季小麦、玉米轮流种植，而是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地薄沟深，不耐旱涝，每年只能在春季栽种一季地瓜或花生。秋收过后，一阵北风刮过，整个岭上，除了几条壕沟里的鹅卵石，就再也找不到与泛着灰黄土沫的地表有一点异样的物件了。每每在这样的季节行进到这样的场景里，我当时幼小的心灵总会产生至今难以表达准确的哀伤。这种心理一直持续了很多年，记忆最深刻的至少也有三五次，最难忘的一次应是雨中送牛。那应是在我小学三四年级时的一次秋假里，在岭上耕地的父亲捎信给生产队长，说正在耕地的一头牛可能病了，让他派人把饲养院的另一头牛送到西岭北头的刀把子地去。当时，也许队长实在找不到人了，便差遣我去给父亲送牛。谁知，还没走到半路，狂风一起，便哗哗啦啦地下起雨来。本来就对去往刀把子的小路不很熟悉，大雨一下，四周灰蒙蒙的，雨水打在脸上，眼睛都难以睁开，加上害怕紧张，早已由牵着牛走变成牛牵着我走了。

    秋收后风雨中的西岭格外凄婉。整个岭上一个人也没有，一棵庄稼也没有，除了风雨，一点其它声音也没有，只有一个瘦弱的少年跟随一头木讷的老牛，缓慢地行进在一路上坡的泥泞小路上。

    跟随着这头不急不躁、永不停歇、永不回头、百般忍耐、极力承受的“憨牛”，不知怎么的，就来到了舅舅家的村口。

    舅舅家村口的那排大柳树很有特点，尽管身处雨中，两眼模糊，那排柳树异常朦胧，但我还是认出了那排柳树，认出柳树远端那些房子就是舅舅家的村子。也不知老牛走累了还是我走累了，反正没经商量，我们俩就几乎同时靠到了大柳树下面。此时，恰有一个披着蓑衣的汉子从我身旁经过。只见他急急地走过又急急地回来，然后又急急地离去。就在他转回身来盯着我看的时候，我听他嘴里嘟哝道：“这不是丑村的……”。

    我在雨中伫立着，迷茫着，不知接下来会怎样。看看不远处的村子，再看一眼老牛，村子肯定没有任何反应，只可惜老牛连眼也没眨一下；这不能不使我本已极度空寂的心感到更加的失落。

    不知过了多久——在我感觉反正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舅舅突然出现在大柳树下。他一边拉起牛缰绳一边对我说“三缸说你呆这里，开始我还不信，你妗子非让我来看看。你说你憨啊？人家下雨往家跑，你牵着个老牛往外跑……”。

   舅舅把我送回家，大人们对我不免又是一阵数落：让你在家烧锅做饭你就烧锅做饭，你要有力气有能耐，还让你在家里当“锅台转”？下着个雨往外跑，人跑丢了能回来，万一把牛弄丢了，那不要咱一家人的命啊？尽管我知道自己是在执行生产队长的命令，不是擅自行动，尽管自己在雨中憋屈了半天，本想见了大人好好大哭几声，可听了大人们的话，要诉几声苦的想法就荡然无存了。

（二）

    相比深秋里的西岭之行，春节后到舅舅家去，却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除了节日里的人们心境是平和的­——人与人见面都是笑脸相迎，言谈举止文雅了很多，大人们再不像往常那样，稍有一点事情，心情就不顺畅，就大呼小叫拿孩子们撒气，更重要的是节日里能够吃上几顿好饭，并且无论大人孩子都能放下手中的活计，无愁无忧地放松几天，或是走亲串友，或是在家待客，忙中取乐，乐而忘忧。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因欢度除夕和大年初一导致身困马乏，大年初二一早还在睡梦中的我们，便被母亲掀了被窝，然后像打扮姑娘一样，把我和弟弟梳洗一番，再在我俩额头上点上红点，腮帮上擦上洋红烟脂，挎上盛着馒头、粉皮或是山药捆、猪肉块的“两样礼篮子头”，让我俩比着打起精神，出村爬上大崖子，一路向西岭开拔。

    当然，这是“文革”前的场景。之所以有这样的场景，一是因为我俩那时还小，从给我们俩擦胭脂抹粉的做法看，尽管母亲很希望在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的前提下，我和弟弟至少有一个或者说两个都成为女孩（这只是我后来猜测，也不排除母亲这样打扮我们，为的是把我们管教的更温顺一些），但看着两个处于好玩阶段的小家伙，把他们像女儿一样抹擦一番，到娘家门上“显摆”一番，不能不说是做母亲的最大荣耀。母亲当时的心境虽已无法证实，但半辈子只与土地、与孩子、与夫家到娘家这三公里路程打交道的她，荣耀的资本也许只有像花一样呵护，并且花蕾初绽一样的孩子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场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政治环境、政策环境还未完全恶化，人与人之间、亲戚邻居之间还能公开地正常交往相处。但在后来的几年里，走亲串友也成了封建余毒。当我们“红小兵”扛着红樱枪埋伏在村口的大桥底下，学着电影里的办法，一旦发现情况，便发动突然袭击，将春节期间那些来村的姑姑、姐姐、表哥、表弟、外甥们统统押到大队部的时候，我们并不懂得这样做不仅刺伤了亲友之间的固有感情，而且是在割裂和践踏着泱泱中华伟大民族的优秀传承。

（三）

    每当我们在大岭上行进得气喘吁吁满头是汗一步也不愿往前挪的时候，比我大几岁的表哥就会推着一辆用一根树叉钉上一个木轮自制而成的半玩具半使用木车来到我们视线里。隔着老远，他就会一边快速往前推车一边高声叫喊“走急，走急！”仔细想想往事，我是愚而且笨的。那时，在我脑子形成的概念里，念ji音的只有鸡狗的鸡，对于速度的形容，大概只有快和慢的区别。如果当时他边推边喊“快跑快跑”，即使再累，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快冲几步，实现与他的会合。但事实上是，每当他“走急走急”地喊着时，我便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步来，看看有没有芦花鸡、大红公鸡或者长着另类翅膀、尾巴的“走鸡”出现在四周。此时，大表哥就会发出“老三，奸猾刁钻”的埋怨，说“越让他走急他越不走”。当然，对待他的评价，因为理解不透也就毫不在意了。

    那架玩具车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装载着的快乐和期盼永远大于其它一切的一切。

    我和弟弟争抢着爬上那辆世间独一无二的木轮车，表哥推着我们一路下行，速度越来越快，有一年雪大路滑，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翻进了路边的壕沟。弟兄几个从路沟里爬出来，笑得前仰后合的，顺手从地上抓起两把雪，使劲攥成雪团，戏耍着塞到对方的脖领里。不知什么时候太阳已经升起老高，覆盖着积雪的旷野被太阳一照，泛着道道银光，映得人都睁不开眼睛。田埂上偶有几棵老桑树，树枝上缩着几只麻雀，“叽喳”一声“叽喳”一声，毫不连贯地叫着。远处的几畦麦苗努力地伸长脖子，将自己似绿似黄的头发，蓬乱地展示在雪的表面……

    走进舅舅家的村子，总会遇到站在街口等候自家亲戚的“姥娘门上人”。这些人当中，不论年长年幼是男是女，几乎拥有相同的身份——姥姥、舅舅、妗子、表哥、表嫂、表弟、表妺，间或有几个外村人，那肯定也不是外人，要么是头天来了未走，要么是像我们一样刚刚到村的亲戚，反正只要走进舅舅家的村子，我们的身份就十分明确了−− “丑村的外甥”。“丑村的外甥来了！”老远就看到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也不知舅舅辈的，还是表哥辈的，边喊边跑向姥姥汇报去了。

    有好多年，我都不知为什么我叫“丑村的外甥”，直到有一次一个不知名的远房表弟老是问我“你姓么”，我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回答“姓毕”，被一个舅舅听到了，那舅舅告诉我说：“谁再问你就说姓丑”。走出去几步，他又回过头来笑了笑说“不姓么，不姓啥，肚脐眼眼再往下”。

    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际遇里，我对不雅、粗陋的字眼特别敏感、特别反感。不知是自己的“赏俗”理念根本没有树立起来，还是时代在某些方面发展的确实快了些，让自己稚嫩的脚步始终没有合上前进的节拍。仔细想想这也难怪，一个从小连自己的村庄、姓氏都必须忌讳的孩子，心灵深处埋藏着多么深的自卑的祸根？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