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生在困难时期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是乔羽先生歌颂祖国的神来之笔，也是乔羽先生怀念家乡的经典之作。我的家乡就在这条运河的两岸，也就是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任店。这条历经千年风雨的运河于1960年重获新生，我跌岩起伏的一生，也是从这一年5月17日开始的。那一年，正处在我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我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不切实际的突击冒进，加上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三年困难时期”，起初被定性为天灾，故称“三年自然灾害”。后来，大家自觉的认识到，这里面存有大量的“人祸”因素，因此，实事求是的从客观评价，才改称“三年困难时期”。莫言先生曾痛心地叙述道：“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屋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

其实，当年我们那里并没有发生什么自然灾害，几乎纯粹是人祸。首先是收割庄稼“放卫星”。1958年庄稼长的不错，只是收割时只讲速度，不讲质量，高产不高收，很多粮食被浪费在地里。二是大跃进。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甚至有的专家竟然给出了这样的指导意见：播种麦子，如果下种5000斤，即使一个麦粒生产两个麦粒，那产量就会是10000斤。简直是混账逻辑啊！无限量播种，大量的粮食又被浪费了。第三就是在生产队吃大食堂。每家每户都把粮食交到队里，队里抽人集体做饭，然后集体吃饭。我母亲由于心灵手巧，做饭好吃，也被队里抽去当了炊事员。这样的光景好了一段时间，大家吃的饱，吃的好，高高兴兴。可是没过多久，本来就不多的粮食，连吃带浪费，生产队的大食堂也没有饭了。食堂解散后，大家只能各自为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回家各想各的办法了。

   当年我家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那是因为我的祖上有智慧，会持家，过日子有底。一般人家收藏红薯（地瓜）的地窖，像一个井一样，是个直筒子。而我家的地窖就像《地道战》里的地道一样，在井壁上又挖了一个洞。当时吃大锅饭，所有人家的粮食都要交到生产队里去。一开始，有的人家不愿交或者不愿全交，就留了一些后手儿，当官儿的发现后，就进行了严厉的动员，甚至于如发现谁家还藏有粮食就会有枪毙之类的威胁。于是，有的人就及时上缴了家里的粮食，有的害怕秋后算账，就趁着夜黑人静，偷偷把私藏的粮食倒进了坑里、河里。而我家则是把留下的一点粮食装进一个底小、口小、肚子大的甏里，大约是五六十斤小麦，然后放到地窖的洞里，不容易被别人发现。待几个月过去，队里的大锅饭无米下锅了，而村民们也没米了，当然了，也没锅了，因为锅都被砸烂用来大炼钢铁去了。我的先人就偷偷拿出一、二斤小麦，还要等到下半夜去碾屋，把小麦轧烂，回到家抓上一小撮儿，或者和糠，或者和菜，或者和树叶儿和树皮之类放在一起煮，凑合着吃上一点。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勉强生活着。没有粮食的家庭，因无米下锅，又咽不下单纯的糠、菜，就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这是 2003 年，作者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进行传统教育，集体去延安参观学习时，在毛主席旧居前留影）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最多的是1959年，因此，这一年也是怀孕最少的一年，所以1960年是几十年以来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少而精，就有人说1960年出生的人都比较优秀。

当时的农民家庭，如果能够有一个主事或者讲究的人，孩子的名字还可以在意一些，但一般家庭都比较随便，什么大拼、二憨、三淘气之类，这样的比较多，也很普遍，还算好听些，叫狗剩、猫蛋、牛马羊的也有一些，还有一些更难听的，都是当时的农民们，根据孩子出生的时间、地点和自己的一些个心愿起的。我的名字却是有一个比较复杂渐进的过程。我小的时候，大家都叫我dei fu，说是我家处在三服的近门子大爷任帮夫给我起的。上学的时候，我就按照大家的叫法和音调，以任得付这个名字报名上了学，有时也用任德付。父系社会和传统意识造就了我的家族意识太重。到了二年级，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是以辈份起名字，也就是说原来的名字是小名，需要再起个大名，按辈起，称为大名。所以我就找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任文菊。文菊老师教我们语文，是一大队的，比我长一辈，个子不高，挺和蔼，对我也很亲切，感觉她很喜欢我，有时我也就叫她姑姑。说要占辈，她很高兴，就给我改成了任现付。文菊老师事业心很强，到了30来岁才结婚出嫁。待我在嘉祥工作的时候，他还去找过我。就在我的办公室教育我，要好好的写字，如果写错了，不能当人面改，私下里改，不然会没面子的。我还请她在我们单位食堂一起吃了饭。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辈分字是宪，而不是现，于是就把现改成了宪，即任宪付。到了银行学校的时候，感觉宪付这个名字没有什么意思，就找我的语文老师管恩泽，这人比较讲究，人也挺有水平。他就给我说，你确实应该改一下，现在的名字没什么讲究，也没啥意思。有老师这么关心，我当然愿意，他就给我以现有名字的音选了一个富字，于是我的名字就成了任宪富，几十年以来再也没有变过。不过，我们家的亲朋好友们仍然叫我得付，只有一些年轻人和与我接触较多的人才叫我宪富。

至于我的老家，坐落在任店中心最大的十字路口的东南方向，按现时城里的说法是一顶一地段。往南100多米，是学校任店联中。任店联中有1到5年级的小学，6到7年级的初中，上高中要去张楼，张楼是公社驻地，那里的中学是嘉祥县第十二中学，只有高中，那时的高中也只有两年。往北100多米，是供销社、医务室和祠堂，当时的祠堂已被挪作他用。我家的宅基大约也就两分来地，呈东西长的矩形。前面是彦起家，后面是孟运家。东面是大队部，大队部里有个图书室，我想看书的时候就去那里借。大门朝西，门前就是南北大街。东头有两间东屋，是父亲他们住的。西面是过档和厨房一体，过档的南面是厕所。北面是五间堂屋，我家东头的三间堂屋，屋内的桌椅板凳一些家具，包括房梁等等都是黑乎乎的，据说我出生前家里曾失过火，是我老奶奶烧香拜佛引起的火灾。堂屋的东间是储藏间，中间的一间是厅堂，我和奶奶住在西间。小的时候，和奶奶一起睡在靠西墙放的南北向的大床上，大了一点，就睡在奶奶那个大床北面，东西向放的小床上，和奶奶的大床成直角形，奶奶的头朝北，我的头朝西，离得很近，说话拉呱便很方便。奶奶经常给我讲些乡村的故事，什么“官家的小姐熏衣裳”，“老妖精进村庄”等等，哄我睡觉，当时感觉很是幸福。西边的两间堂屋被人欺负去了，先是大队里借用当作仓库，后来大队里无理地将我家房屋换给了孟运家，当时又没有房产证，我家又是被专政的富农家庭，直到现在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家的房屋在当时也是一顶一的。地表以下有两行石头做地基，地面之上又有九层砖作基础，墙体是土坯的，但整个后墙做了砖包皮，屋顶是捶的，屋檐都是砖垒的。住在里面，冬暖夏凉，十分舒坦。有一次，我正在睡觉，却感觉到有东西在动，凉飕飕的，起来一看是一条蛇，把我吓了一大跳，可能蛇也被我吓了一跳，就急急慌慌的爬到了床底下，家人说这种蛇没有毒。我家的房梁上还有燕子窝，每年燕子都来，叽叽喳喳的，很是热闹，乡里人都说有燕子的房屋喜庆、风水好。

我出生后不久，母亲又怀上了弟弟，很快就没了奶吃，家里又没钱买奶粉或炼乳什么的，面食也很少啊，于是，母亲就把红薯煮熟了，捣烂，搅成糊糊，当奶喂我吃。可红薯也不是富裕的，也是经常的断顿。有一次，母亲在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的时候，借口去小便，趁着林地坟头的遮挡，给我拔出了两个还没有长成的小红薯，正直善良的母亲，为了我如此当了一回小偷。由于我小时候经常吃红薯糊糊，后来也喜欢吃红薯，吃烤红薯，煮红薯，蒸红薯，还吃地瓜干面做成的窝窝头，也有时把地瓜干压成豆子状，烧汤喝，有时还把红薯煮熟了，切成片晒干当果脯吃，几乎什么花样的的红薯我都吃过。乡亲们有的说我是红薯肚子，有的说我是吃红薯长大的。几十年以来，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红薯，依然是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