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幼年丧母

我一岁多还不到两岁的时候，也就是1962年阴历正月初十，我弟弟出生了。母亲生弟弟之后得了病，后来听我姥姥和我二姨说是受凉得的病，不断的发烧，出虚汗，经常把被子都湿透了。当时父亲21岁，奶奶和姑姑两个女人又不会当家做主，一直没有送医院救治，只是请乡村医生来家里看过几次。我姥姥尤其是我二姨靠上的伺候，可也顶不了大用啊。可怜的母亲在生产弟弟的第17天，也就是农历1962年正月二十七日就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享年仅仅26岁。我也由此经受了人间四大悲之首的幼年丧母之痛。母亲出殡那天，乡亲们把我绑到我家错对门的老奶奶家的石磨上，说是这样可以防止母亲把我带走。后来，乡亲们告诉我，当时不懂事的我，看到这出殡的场景，还无知的高兴的手舞足蹈。

由于我年龄小，无法承担摔盆的任务，就有我家的近门任彦军大哥替我承担了责任。彦军大哥是彦起的哥哥，那年他19岁，是我四服上的大哥。彦军大哥正直、正派、有担当，在我们那里很有威望。替我摔了盆子，但从来没有申诉过什么权利，也没有提出过什么要求，纯粹是捧场、架势和帮忙。由此，几十年以来，我和彦军大哥的感情非常深厚，关系非常密切，往来也就比较多。

所谓摔盆，是我们那里民间葬礼中相当重要的项目。就是起棺时摔碎烧纸钱用的瓦罐或土盆，通常在出殡前举行。直到现在，我们那里还保留着摔盆的风俗。摔盆一般由长子承担，若无长子，则由长孙操作，若无长子长孙则由次子操作，若家族没有后人，则由家族的侄子或女婿代替。摔盆是一项严格的丧葬习俗。摔盆，还寓意着岁岁（碎碎）平安，对孝子身份的确认，也是孝道文化的体现，希望生者要节哀顺变，好好过完余生。

我母亲韩香云，1936年出生于梁宝寺镇后集村，兄弟姊妹六个，排行老五。但在姊妹中排行老四，故大家通常都叫她四妮。我大姨嫁到了梁宝寺镇的赵固堆村，我二姨嫁到了大张楼镇的郝垓村，三姨和我母亲一样，嫁到了我们任店。大舅家人丁比较兴旺，大表哥现在刚过70岁，已经是四世同堂，当上了老爷爷。二表哥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二舅家有个独生女，叫韩小美，也嫁到了我们任店。现在老姊妹六个只剩下最小的二舅还在世，不过二舅现在已经八十三岁了，还有些脑萎缩，精神有时不正常。据后来乡亲们给我讲，母亲双眼皮，不高不矮是个巧个儿，皮肤细腻白嫩，温柔善良，和蔼可亲，一见人先笑了再说话，很受乡邻们喜爱。等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大家还在不断的怀念她，就是现在，家里的老年人看到我还会想起她，念叨她。

乡亲们经常提起我的母亲，直到我十几岁了，大家依然常常说起，但令我不解的是，我的家里人却很少提及母亲，可能是太过惋惜，或者是心中有愧吧，就是后悔，也该说出来啊！可也有例外，那就是每当继母（后妈，我们那里通常都叫晚娘）惹大家生气的时候，总是会说，要是你娘还活着该多好啊！父亲最好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是你娘还活着，我还有什么心思啊！”然后就是不断的低头叹息。

后来听乡亲们说，如果当时及时送医院就医，我母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我爷爷还活着，也是应该做出正确处理，更是没有问题的。由于家人的不善决断，或者是一时失误不作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两条人命（包括我弟弟），同时也铸就了我一生的悲哀和痛苦。

我爷爷任名山，身材魁梧高大，帅气潇洒，力大无比，而且豪爽大气，乐于助人，善交朋友，十里八乡没有不认识他的，走到哪里都有饭吃，都有酒喝，大家都说我爷爷似脖子上挂铃铛——走到哪响到哪。到他死后多少年，还有许多的朋友，逢年过节还要去看望我的奶奶，对他老人家表示追悼和友谊。我的爷爷生前有两大爱好，一是喜欢养狗，经常带着他的细狗去断兔子，二是喜欢养羊，每逢集会都要带上他的公羊去抵架，我爷爷的羊被他养的既有实力，训的又有技巧，总是胜利的一方，不断得到大家的喝彩。可惜在1957年，我的家乡发大水，河堤掘开了一个大口子，好多人用了很长时间都堵不上，眼看大水越来越猛，灾害越来越大。力量小的人就不自觉的往后退，这时爷爷自告奋勇，使出浑身的力气去堵口子，在爷爷的带动下，大家也一起帮忙。很快，口子就堵上了，但爷爷由于处在最前面，却在精疲力尽时被无情的洪水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39岁。后来，乡间还流传了一段神话，因为爷爷叫名山，说是决开的洪水口子，只有名山才能够堵得住。爷爷本来应该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是烈士，但由于我家成份是富农，富农是被专政的对象，是受人歧视的人家，政府只给了400元的补偿了事。我当了单位领导以后，我在万张镇政协当主席的三表叔韩跃春也退休了，我爷爷是他舅舅，他就自告奋勇要为我爷爷申诉。我当时就感觉到可能性不大，但奈于表叔的热心，有枣无枣的打一竿子吧，那万一能成呢？就出了一些经费和礼品等，以示赞成和支持。由于已是50多年前的事了，早已物是人非，最终也没有搞出什么结果，现在我三表叔他老人家也去世了。

母亲逝世后，家里就委托寺后我二姑奶奶，把我弟弟交给寺后一户也是刚生过孩子的人家代养。强调一下，这里不是送，是代养，可仅仅月余就传回消息，说是弟弟死了。这样一个人就这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没了，大家也没有什么大的反应，没人管，没人问，家里人更没有人去看看，代养的家也没有把尸体送回来，就如同没有发生什么事儿似的。又一个生命啊！直到后来我都当上银行行长了，父亲才去找了一次，当然是杳无音信了。

现在我分析，我弟弟死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让奶妈家给送人了，卖了的可能性也有，但不是很大。如果是死了，活生生的孩子不会一下子就死吧，在死之前，肯定会生病，况且应该是很重的病，就是有其他的死因，奶妈家离我家仅仅两里来路，也就是一公里，才一千多米啊！怎么不能够过来说一声？就算是死了，也应该把死孩子给送回来吧，或者是让我们家里人去看看孩子呀。这就是当时我家以及那个时代的那种状况，不重视孩子的现象，或者是体现吧。也相似于现在父母离异，孩子成了累赘吧。对于父母来讲，心里不舍，嘴上不舍，但是还是舍了的好啊。现实是很残酷的。

当时我家就只有四口人儿了，奶奶、父亲、姑姑和我。我这三个长辈儿都很爱我，疼我，视我如宝贝，疼爱有加。由于我并没有失去母亲的感觉，在家人的关爱下，我生活的依然还是很幸福的。跟着奶奶生活，姑姑带着我玩儿。每当姑姑下地干活的时候，她总是牵着我的一只手，我另只胳膊则挎着个小篮子，随她去下地，等到姑姑他们劳作的时候，我就挖些野菜，捡拾些庄稼什么的，收工的时候，姑姑就替我提着篮子回家。我当时感觉不到什么痛处，只是经常在乡亲们嘴里听到“这是个苦孩子”，“多好的孩子啊！”

大体三四岁那年，记不清具体时间了，我已经有了一些朦胧的记忆。我得了一场大病，憋的喘不上气来，直翻白眼，姑姑不是吓得就是疼的哇哇大哭，就催着家人们就把我送到了梁宝寺医院去医治。医院诊断是肺炎，在奶奶的陪伴下住了十多天的院，平时我很配合医疗，就是打针的时候淘气，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经常的哭闹，不是逃到床底下，就是骂护士，当时的护士态度很好，脾气也很好，一点不在意，等到打完针还经常逗着我玩儿。

（这是作者作报告时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