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爱学习的孩子

世家子弟重读书，贤良门庭多积德。我从小就喜欢学习，街坊邻居们都说我聪明伶俐，是个爱学习的孩子。那时候没有学前班，也没人教我文化，但上学前，我就会算好多数儿。那时大家都喜欢聚在一起吃饭，也就是当时是生产队时期，大家一起出工干活儿，一起回家吃饭，时间比较一致。每当吃饭的时间，大家就都从各自家里端着饭碗出来，聚在路口儿或者空闲的小场地上，大家边吃边聊。有讲故事的，有聊家常的，也有逗乐的。其中就经常有人给我出算术题，什么我们队里种了100亩地的高粱，一个劳力一天能砍两亩，需要多少个劳力才能一天砍完等等，让我口算。由于我算的快，算的准，这也由此成了大家一起吃饭时的一个乐子。

我家南面有一个叫坊子屋的小学，后来撤了，并入了任店联中，里边教学的老师是同阁爷爷。每当他们上课的时候，我就站在门口儿听。时间一长，大家都认为我爱学习，就计划早点儿把我送到学校里去上学。

那个年代学生入学率并不是很高，有的一辈子不入学校门，有的到了十七八岁才会去上一年级。因为大家认为我爱学习，不到年龄就把我送到了学校。那是1966年春节过后，农历的正月十六，父亲带我去上学，可不知什么原因，到现在我都没想起来当时是哪根筋出了问题，之前本来愿意去学校上学的我，就是哭着闹着不去，没办法，父亲就狠狠的揍了我一顿。这件事到如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拧着耳朵把我牵到了学校，也就是任店联中。从此，我就成了一个从不迟到早退的好学生，谁不让去都不行，在学习这个问题上，就再也没用大人操过心。

那个时候，都是以年为单位升学入学。春节前完成一年的教学任务，春节后升入高一年级。新生入学也是春节后，一般在正月十六，直到1971年才改为现在的夏季升学。我们班里30多人，我是年龄最小的，唯一一个和我同岁的任志良还是生月比我大的。有的同学比我大了七八十来岁，可学习成绩我却一直名列前茅。有一个四叔叫任帮举，他的母亲和我奶奶是叔伯姊妹，他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每当考试完，他都是笑着问我：“是不是又考了一个一加俩零啊？！”意味着100分。

（这是作者参加市政府行风热线，网络视频直播时的留影 。我和主持人以外的三人，都是我们单位的中层干部）

上了半年多的好学。记得七八月份的一个上午，老师正在给我们上课，一个高年级的学生跑到我们班的讲台上，一脚把我们的孟老师踢到台下，然后高声给我们讲，“我是红卫兵任某某，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红小兵了，都归我领导了......”。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在我们村在我们学校就轰轰烈烈的开始了。以后的两年多，几乎没有怎么上课，也没有升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当时，许多领导干部被整死，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那时候县下面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下面又设立了管理区，每个管理区下面的几个大队联合出资办起来的学校叫做“联中”。我们任店管理区办的学校就叫任店联中。那时候实行的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有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简称贫管会。进驻我们学校的是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50多岁的、大字不识一斗的文盲。穿的很随便，既破破烂烂，又脏脏兮兮。但他权力很大，比校长还要权威。

然而到了第二天，我来到教室，一个人也没有，我左顾顾右盼盼，还是没有一个人，都去闹革命了。我很无聊，但也没办法，就坐下来自己读书，写作业，连续这样坚持了好几天。有一天，还是我自己在教室，可今天老师来了，他就给我一个人上课。老师上完课走了，我们学校的高校长却来了，说道：“听说你自己在这里学习，累了吧，累了跟我玩去”。看来他是很喜欢我的样子。和我一起叠了几个元宝，我们当地叫啪几，然后我们两个就玩儿了起来，谁打翻了谁就赢了。这可是我们学校的一把手啊，陪我玩游戏。后来我在街上看到高校长两个手被绑到后面，当时叫 “坐11号飞机”，头上戴着高帽子被游街，街的两旁挤了好多人，他旁边的红卫兵举着手高声喊着：“打倒高登位！”等等口号。有的人还从后面牵着高校长绑着绳子的双手，喊一声口号往上提一下，越往上提，手就越高，高校长的头就越低，看上去很痛苦，可当他看到我时，却冲我笑了笑。

当年我们的游戏不多，但也不少，都是原始的，没有现在的高科技。我们经常玩的游戏主要有打啪几、抵拽、推铁环、放纸飞机、弹玻璃球儿、斗腿、打瓦儿、捉迷藏等等。这些个游戏啊，都是体力活，有时呢，也做些动脑筋的活动。比如，在地上画一个田字，在上面下棋；有时也画一个区字，也是一种下棋法，还有几种玩法，现在记不起来了，但都是用随便捡来的砖头瓦块作棋子。我当时比较偏爱那些有输赢、竞争性比较强的游戏。最热闹的游戏还是去游泳，我们那里管下水游泳叫浮水，实际上是既游泳又洗澡，游泳、洗澡合二为一，但我们那里统称为洗澡，如果有人潜泳，那就叫扎猛子。我们洗澡有四个作用，一是游泳健身，实际上多为乐趣，当时还谈不上是健身；二是农村人身上泥土多，社会上没有浴池，家里又没有洗澡间，到水里来就是为了清洗尘土及赃物；三是当时没有空调、电扇什么的，每到伏天就到水里，通过洗澡防暑降温和纳凉；第四就是最重要的，到水里游戏玩耍，如云南的泼水节一样，搞得坑里热热闹闹，嘻嘻哈哈。我们村东北面有一个坑叫台坑，西北面有一个坑，东面还有一个坑，这两个坑我都想不起名字了，村外东北方向，二里来路还有个坑塘。每到夏天，我们这些个小伙伴，就经常去游泳，或者下地干活之前，或者是干活之后。十岁左右甚至是十几岁的孩子们都是赤身裸体，不遮不掩，即使十来岁的女孩子也都是一丝不挂。大人们往往是在村外的河里或坑里，有时也在村里的坑里洗澡，可那大都是在晚上。洗澡时，男人和女人都是避开的，相隔的距离以看不清为准，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几乎都不穿泳衣。尽管坑里的水不是太清，但是没有现在的化学污染，水里边鱼很多，经常是人碰到鱼或者是鱼碰到人。每当下大雨，坑里的鱼都活蹦乱跳，我们那里叫翻坑，大家就拿着网、笼子或者是兜子等等去逮鱼。而到了冬天，由于那时候天气冷，每年大约有两个来月冰上可以走动人，我们又会经常在冰上玩耍。主要是滑冰，有时也玩钱拉子，也就是“陀螺”。

那时候的玩耍也分帮分伙，我们那一片儿有两个年龄比较大、号召力也比较强的，分别组织了一帮伙计，谁都想把自己的队伍拉大一些，就相互争取人。一次，一个帮的头儿叫志强，他想让我跟着他玩儿，我却愿意跟着另一个比较和气又善良的头头宪文玩儿，就拒绝了他，付出的代价就是让志强给揍了一顿。其实，长大了以后，我和任志强的关系特别好，我们两个家庭的关系也很好，他的媳妇都是我继母给他介绍的，是我姥姥他们那个村的，直到他当了县人大常委、企业家，我们两人的来往都是比较密切的，互相之间都有许多的帮助，他二儿子任黄河结婚的时候，我喝喜酒都喝醉了。任宪文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两家是近门，他小时候跟我姑姑玩，我小时候又跟他玩。我记忆最深又最开心的，就是他把鞭炮放在一个小铁碗下面，点着炮仗，小碗打的像现在的火箭一样飞上了天，然后又向返回舱一样，从天上飘飘忽忽的落到地上。后来他当了兵，转业又当了煤矿工人，立过功，受过嘉奖。他为人热情、大方、阳光，又爱管事，有担当，很受老家人的喜爱和欢迎，我们俩的感情非常深厚，来往也比较多。

当年，我们那里民间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小孩子从秋天开始，要剃光头，然后戴上棉帽子，一捂就是一冬天，说是这样新长出来的头发会越来越好。我当时虽然年龄小，但是也爱美，就是那种小孩子的臭美，嫌光头难看。同时，如果是小伙伴们知道剃了光头，就会经常来摘帽子，嘴里还在不断的喊着：打秃头，大秃头。所以我就不愿意剃，哭着闹着不要替，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挨了一顿揍，还是让父亲给剃了光头。前后剃了两次，也就是两个冬天。对于小孩子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小孩子换牙的时候，掉下来的下牙，要丢到下水道里，我们那里叫漾沟，掉下来的上牙，要扔到房顶上。

当年大家最缺的就是钱，而我也就更缺钱，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个钱。我上学的文具如铅笔本子等，都是奶奶给我钱，让我去买。我们家的生活用品如油盐酱醋等，也是奶奶给我钱，让我跑腿去买，买东西的时候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些个找的零钱。如果找回的金额大一点，我就会交给奶奶，如果找回来的零钱小，奶奶就会让我留下，找回的金额越小，让我留下的概率就越大，其实奶奶也很清楚我不是个乱花钱的孩子，这样也就形成了我的私房钱。攒了好几年，才攒了一块多钱，记得是放在了一件夹袄的布兜里，却不知什么原因就被我弄丢了，疼的我呀，哭了一天一夜。

有一次，父亲得了阑尾炎，是庚银大哥帮着送到了张楼公社卫生院。当我得到消息，从任店去张楼看我父亲的时候，父亲的病情已经缓解。父亲就领我到街上，花了一毛钱给我买了两个包子。吃着包子，感觉到了父亲的爱，多少年也没吃过包子呀，很难得啊！感觉那个包子太好吃了，到现在每想起那时的那两个包子，都会止不住的流口水。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烦恼甚至是苦恼也越来越多，有些矛盾直接不可调和。前面也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长大了一点，但是为了我的矛盾依然有增无减。为了我，父亲还是经常和继母发生战争，奶奶和继母更是不断的生气，姑姑结婚去黑龙江前也经常和继母闹乱子。我就好似这个家里的祸害、矛盾的源头。有时父亲和奶奶气急了，还是反过来打我、骂我，拿我出气，一个家里鸡犬不宁，硝烟不断。同时，在外面，我家是富农，是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右的一分子，我就被人污称为地主羔子，经常被欺负。说实在的，对于当时的我个人而言，真的是内忧外患，苦不堪言。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无论我处在多么狼狈的环境中，我都没有放弃学习，况且成绩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