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有味儿的。酸甜苦辣咸，滋味自知。

书的味道是什么？我出生于六十年代，那时候山村里几乎见不到书。但我却清清楚楚记得老家那时有个习俗，谁家生了孩子，去产妇的娘家报喜，箢子里除了红鸡蛋，就放一本散发着墨香的新书，书里当然还要夹支钢笔。娘家就知道生的是男孩。如果箢子里放的是花，就是女孩。这里不免有男尊女卑的成分。但也说明了农村里对男孩子读书是寄予厚望的。

那个年代，农村里不仅缺衣少食，而且书也是奇缺物。我却莫名其妙的与书较上了劲儿。农村里没有电，自然也就没有电视。小孩子们晚饭后只能玩“藏猫猫”的游戏，玩累了便只能早早休息。幸运的是我有个邻居喜欢说书，我便迷上了听书。他叫高维洋，父母去世的早，他是个高中生。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那么多书，吃过晚饭后，燃起煤油灯，便在昏黄的灯光下说起书来。什么“大雁南飞”的故事，“乌鸦和狐狸”的故事，“猴子捞月亮”的故事，以及《烈火金刚》中“肖飞取药”的故事，我一下子就着了迷。一颗爱书的种子就这样悄然种下了，从此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听说书。”

上了小学，恰巧有个数学老师叫王广玉，虽然教数学，却喜欢讲故事。每讲完一道数学题之后，他便给我们讲《封神榜》和《西游记》的故事，“哪咤闹海”，“三打白骨精”……让我们支楞着耳朵听得忘记了下课时间，每听到热闹处，都是“切听下回分解……”，便戛然而止。

稍大些，我便跟着娘去南陈集上买菜。那时候集市上有个说书人叫“张大嘴”，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叫什么，每逢集市便摆摊说书，扯开了嘶哑的喉咙，说起了《武松打虎》：“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这天武松喝了八大碗，醉醺醺来到景阳岗，天色已晚，只觉背上凉飕飕的，忽然听到坡上传了一声吼叫，说时迟，那时快……”张大嘴吐沫四溅，眉飞色舞，立时便引来乌压压的一群人，里三层外，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我从人缝里钻进去，一听便是半天。急的娘从集市的北头找到南头，又从从集市的南头找到北头，找来找去寻不见我的影子，疯了似的在外面喊。

光听不过瘾，后来有迷上了看，看“画本”（小人书）。有画面，很形象；有文字，懂得意思。这样不用再去听别人的讲解了。由于我们弟兄几个都喜欢看，父亲外出总要带回来一摞一摞的“画本”。甚至那年病重去医院看病，也没有忘记给我们买“画本”。有《白求恩大夫》《鸡毛信》《连心锁》《小英雄雨来》……我们原来看的小人书都是黑白的，如今爹给买来的都上了彩色，花花绿绿，鲜亮夺目。我和弟弟们都高兴地跳起来，把小人书抢来夺去，嬉戏打闹，谁也无法理解患重病的爹心中该有多么痛苦。

读高中时，我成了读书迷。那时候，三叔恰巧在我读书的镇上邮电局工作，他给我订了《人民文学》《中国青年》一类的杂志，这是我最早接触文学类的刊物。我觉得还不过瘾，三天两头往邮局里跑。叔还没来得及送的各单位的报纸杂志每天都被我翻了个遍。后来我干脆就住在他的宿舍里，不回校住宿，只为读书看报方便。

上了大学，我成了阅览室和图书馆的常客。这里的报刊和图书品种实在太多了，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上课外，我就整天泡在阅览室。每次都是管理员催促好多遍，我才悻悻离开。有一次在《文汇报》读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连载，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可把管理员给吓坏了。师专里有个书亭，市里有两个大型的新华书店，一个是济宁市新华总店，一个是济宁县新华书店，也是我常去光顾的地方。节余下来的生活津贴都让我买了书。我当时非常喜欢孙犁的作品，我喜欢他那种优美淡雅朴实的风格，当时出了个5卷本的孙犁文集，我咬咬牙狠狠心给买了下来。读书充实了我的内心，丰盈了我的灵魂。读大一第二个学期，我便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我心灵深处的冰块融化》了，还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读者雪花般的来信。

1983年大学毕业重回母校，开始了教书生涯。为了让学生也爱上阅读，爱上写作，我便办起了“泗水滨文学社”，还办了一份杂志叫《万紫千红》。社名和社刊，都出自宋代大理学家朱熹的那首《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当时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韩继谦还亲自给题写了刊名。那时办刊物印刷，全靠手工在钢板上铺蜡纸刻字，然后再用磙子沾墨油印，很费人力物力，学生们课后常来做帮手。每期杂志分发到学生手中，他们都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从1992年开始，为了扩大影响，我联系了在济宁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周建华同学，让他从济宁新闻出版局给批了准印证号，连续4年编辑出版了文学社社员作品集：《走进花季》《校园流行色》《青春风铃》《成长密码箱》。《走进花季》和《校园流行色》是在临沂市平邑县印刷的，那时是铅字印刷，虽然比油印的质量提高了不少，但是排版技术仍比较落后，印出来的书，字体外七扭八，不大美观。后来再印《青春风铃》和《成长密码箱》时，我便联系上了在曲阜新华印务公司工作的我的学生韩鹏程。鹏程是公司的业务员，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关照下，书的排版换成了照相排版。书印出来美观又大方，非常清晰，立时上了一个档次，很受读者欢迎。

2000年，我从泗水调入曲阜市第一中学。那时候，学校还在孔庙旁西侧的旧址，不远处，有家书店叫“古旧书店”，是我在泗水教过的学生开的。这是个夫妻店，夫妻二人都是我的学生，男的叫韩鹏程，女的叫王月华。每次二人见我来了，都非常热情，又是冲茶，又是端水，又是嘘寒问暖，让人倍感温馨。我便在书店里转悠几圈，选看自己心仪的图书。记得鹏程那时候还喜欢上了雕刻，书店的架子上摆满了他的作品，琳琅满目。一根根普普通通的树根，一截截普普通通的树枝，一段段普普通通的树墩，一块块普普通通的石头，经过他的打磨，他的雕琢，便成了一件件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石林假山……栩栩如生，让人爱不释手。这些艺术品他也不出售，只为一种爱好，同时也给书店增添了一种别样的艺术氛围，让人感觉到书店的主人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自与别处不同。

2003年，学校启用了新址，我们搬到远离市区春秋西路的荒郊野外（二十年后这里已成为繁华地带）。尽管与“古旧书店”有了距离，但每次去鼓楼街购物或做别的事情，我都会抽出时间到鹏程的书店坐一坐，一来时间长了不见有些想念，唠唠家常；二来心心念念着书店里那些书，看会儿书，心中便感觉有一种慰藉和充实。

后来，听说鹏程的书店搬到了大学东路。不得不佩服鹏程他们两人的眼光和格局。读书的群体自然是以学生为主，所以书店一定要开在离学校近的地方，这才便于这个群体去接近它。俗话说“酒好也怕巷子深”，何况在现在这个多媒体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呢？店面有上下两层，书的品种也增加了不少。书店名字改为“今古谭书店”。为什么用“谭”，不用“谈”？那天看到鹏程对店名的解释，这才知他的用心所在，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书店名副其实，除了旧书，店里还增添了好多刚刚出版的新书。从熙来攘往的读者看，有不少大学生模样的读者，也有年龄稍大些的教授模样的顾客。鹏程夫妻二人都热情的招呼着，悉心倾听他们的需求，耐心的解答他们的问题。他们把和气待客做到了极致。

这个书店位置处于大学东路的最南端，从裕隆路进来，远远便可望见最醒目的“今古谭书店”几个大字。好位置，租金当然不菲。不久之后，他们便把书店搬到了路北头的一家民居，就是现在的这个位置。这里离曲阜市实验中学很近，离曲师大北门也不算远。店面里里里外外有好几间，还有个小院，种些花草，绿意盎然，姹紫嫣红，便觉院子里充满了无限的生机。

不久，从朋友圈看到鹏程别出心裁，搞起了“读书沙龙”一类的活动。他邀请了曲阜市的名家大家，到书店里开讲座，搞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既聚了人气，又拉近了顾客之间的距离，交流了读书心得，真的让人受益匪浅。只可惜我当时多数时间都有晚自习，脱不开身，没机会去奔赴这场文化的饕餮盛宴。

好在这几年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不断约稿，有时候需要查找材料，我便常去鹏程书店里查询。每次去了，鹏程和月华都是放下手头正忙碌的事情，先是让座，再去烧水，然后泡茶，让我一边品茗，一边交谈，使我感受到两人对老师的那份发自内心的敬意。品罢香茗，我便去书架上品书。徜徉在书海里，我自认为是世上最快乐的事情。

听书，读书，教书，编书，写书。书香是生命永恒的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