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些日子，与素未谋面的族人吃饭。年纪最大的堂兄，忽然忆起我的父亲，说，当年山里人下山卖竹椅竹筷子，就因为三叔在这里做派出所所长，特地舍近求远，扛到这边来卖，不受人欺负。住在镇里的客栈，只要说是三叔的亲房，就不用掏身份证明，可见他当年的信誉程度。三叔一直是全村的骄傲。我听了很是感动，为他对我父亲的肯定。应该说，这段背景，我是知道的，但那时我还很小。而今几十年过去，忽然听人提到这些细节，许多散落的往事，便渐渐连缀在一起。过去的岁月，终于冲破羁绊，汹涌泛滥。

在我心里，父亲一直是挥之不去的痛。他穿过军装和警服，也穿过囚衣，最终由少年时的我协助，解其于倒悬。他是个普通人，掉到人堆都找不着，就像谷子长在稻田那样平凡，我却觉得他轮廓分明，个性独特。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山里人天生倔强，既自尊又自卑。异常矛盾的性格，注定他的一生，走得特别坎坷艰难。他是一个复合体，我嫌弃他，讨厌他，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又在骨子里深深爱他。他爱子如命，父子俩却如绝缘体，一言不合就怒目相向。父亲带给我绵绵不绝的爱，也带来痛彻心扉的回忆。我心里，说不清道不尽他的故事。我和一位同为游击队员后代的网友，讨论父亲的过往时，他说，你该写写你父亲的事。再不抢救这段记忆，真要消失在脑海里了。

父亲来自于山林，晚年又复归山林。一九二五年或二六年某月，他出生于一个山村。早年父母双亡，他记不得自己的生日。一九四八年底，他参加游击纵队，穿上军装的那天，就成为他的生日。那是山里娃子在庆祝新生。他去世后，家谱上，生辰八字记得很模糊，于是我们家族亲戚，属鸡属牛属猪不同生肖的人，在殡仪时节，谁谁需要回避，统统无所适从。幸亏一切由道士定夺，最终不成问题。我们的家谱也很简单，家人的生辰八字，纯粹靠母亲板油账，存在她的脑海里。后来，大约她自己觉得记性越来越差，才眯缝着眼睛口述下来，让我写在红纸上，放进装针头线脑的饼干盒里。饼干盒上，是年年有余字样下，一个抱着大鲤鱼的花肚兜胖娃娃。这便是我家的储备箱。过阵子但逢家有大事，便翻箱倒箧找出来，察看时，还能闻到残存的樟脑丸香。多年折来折去，再怎么小心翼翼，红纸也终于断成两片，后来成了四片，就如我们四姐弟，一一成家，各奔东西。

在父亲落柩当天，母亲让我找到软笔，把家谱抄在桌布剪下的一块红布上，大约一尺见方，记个大概意思。一转眼，二十八年过去。我妻子把家谱存在保险箱，这是父母留下的唯一实物。我很想重新抄写一遍，但始终打不起精神。时光流逝，红布边缘在慢慢剥蚀，一根根游丝各行其是，红颜色也渐渐褪去，特别像我们四家的现状。我家三代，包括女婿媳妇以及下一代，满打满算不过十五个人，父母去世多年，姐弟四家逐渐游离，除了春节时相约祭奠父母，去公墓门口等候，在半小时里聊几句话，点香烛烧纸钱祭拜一番，其他时间，微信群中所有亲戚，保持缄默一言不发。大家谨慎地维护亲戚关系，藕断丝连。

而在记不清生辰八字这方面，我家是有优良传承的。我母亲始终说不清，我到底是在早晨，还是中午，或者晚上出生，她只回答是广播唱起来的时候，在她分娩时，广播里的音乐，成为她记忆中痛苦的符记。一天有三次广播，可把她难坏了。这使得我前途迷茫，希望靠算命拔牌辨清方向时，一筹莫展。那么，我三个姐姐，又分别是啥时辰出生的，她同样也说不清，这多少抚平我的不快。母亲就是这么糊涂可爱。

母亲说，据说我家祖上也阔过，很有一些山地，目光所及，连绵蜿蜒，都曾经是我家的山。可见祖上有经济头脑，守成有法，创业不止。但富家多败子，我爷爷爱赌一把，被人团弄，几十把三张牌儿，赌光万顷家财。家私败尽后，爷爷万念俱灰，最后被人追债，吊在山洞里，一根麻绳了其残生。我听后，倒吸一口冷气，说幸亏爷爷激流勇退，否则我的履历表，就要填上地主成分。父亲在边上，以古怪眼神看我，可能想，幸亏老爷子早死，否则子孙如此不孝，气都要气死。我为自己辩解，我不识爷爷，所以亲情淡漠。他似笑非笑，不置可否。

父亲的老家是革命老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司令部，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这里宣告成立。其时，我父亲衣衫褴褛，去山凹砍了竹子，扛回来准备做椅子扁担，运到山下会市出售时，听到了游击纵队成立的消息。村民说部队在招兵买马，跟了部队有饭吃，好过自己砍竹做椅子。这对穷汉来说，不啻于一大福音。父亲说，他只踌躇三分钟，就决定报名当兵。家里没有父母，和兄长说一声就行。父亲和小伙伴一起，特意换上新草鞋，走三十多公里，翻山越岭，赶去司令部参军。

打我有记忆开始，就为父亲的红色经历而骄傲。夏日的晌午，父亲端一脸盆水，搁在圆凳上，准备擦洗身体时，我缠着他，要听故事。我看见有两条粗大的伤疤，如蛇一般，交叉爬在他的脊背上。我踮起脚，伸手过去试探，他吃一惊，回身答应洗过澡就讲。但他不是能说会道的人，讲的故事简单明了，像新闻报道一样，交代清楚就是，远不如电影或小人书来得精彩。而我希望听到更多的战斗故事。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听过的趣事。父亲参加解放一江山岛外围警戒时，在战壕待命，一直没等到冲锋命令。忽然，一块石子落在父亲背上，他大惊失色，低呼道，敌人来了。爬到树上瞭哨的战友阿汉哈哈大笑，原来，是调皮捣蛋的阿汉，把石子扔到父亲背上。平时他们关系好，喜欢打闹。父亲背上的疤痕，是三天三夜卧在壕沟待命，衣不解带，枪背带和子弹带勒在背上，过敏反应，皮肤红肿腐烂，做手术留下的痕迹。

解放后，父亲转到公安看守所工作。后干了三年两个区的公安特派员。再转任水上派出所所长。我长大后，家乡人听说我是老乔的儿子，一般会神往地回忆起，你爸当年真威风啊。一个人坐在主席台上，说，把地富反坏右分子押上台来！然后呼呼呼一大帮坏分子便被带上台来，一个个判决掉，该枪毙的枪毙，手拿着枪，啪啪啪把坏人杀掉；或者送劳改场，该劳改的劳改，真神气。老乔，人好兮好的，人好兮好的。一般最后都有这样的结束语。

我经常拿这些听来的光荣史来问他，希望荣誉感得以证实。但父亲不喜欢谈这些事情，他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政府决定做什么才能做什么，我只是基层执行者。他说大家说的话有些浮夸，他在职期间，也没有枪毙过人。只是感觉比较古板，爱讲原则，得罪过许多乡亲。个子很高的他体质异常虚弱，导致他看上去心不在焉，工作起来不是很开心。他记性差，有时下乡上个茅坑，连解下的驳壳枪落在哪里，一时都想不起来。幸亏是和平年代，一般会有革命群众积极分子，热心地送了过来。

他为人耿直温厚，一直是他老家宗族的骄傲。多年以后，年近半百的父亲途经邻镇，在一户农家门口歇脚时，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人，非常热情地送茶送水招呼他，说，二十几年前的自然灾害，让我成了一个小偷，你抓到后非但没有打我、骂我、惩罚我，反而帮我打饭，送我粮票、零钱。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忘记过，只是不知该怎么报答。这碗茶，你一定要喝。

我母亲是县城人，她二姐是土改积极分子，天天戴着红袖套，随巡逻队一起放哨，还当上居民区治保主任。她二姐和我父亲比较熟悉，就介绍妹妹和他相亲。我母亲上过初中，有文化有知识，当时十八岁，和我父亲相差整整十岁。虽然一个属龙，一个属虎，但双方在热恋中，糖甜蜜滴，又都是解放牌，不愿相信这些封资修的糟粕。工农干部挺吃香，我父亲五官英俊，出手慢，可能就被抢走。婚礼很简单，几块喜糖一分，大红门对一贴，两床被子拎到一块，就成婚了。我父亲一米八不止，我母亲勉强一米五。当时，部队大龄干部进城后娶少妻，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闹新房的一个同事，还是看出端倪，他有张闲不住的大嘴，看新人一个瘦高个儿，一个小巧玲珑，就忍不住瞎嚷嚷，哈哈，你们这是热水瓶配茶杯啊，新郎新娘差十岁，龙虎斗，你们家以后有得热闹瞧了，我姐家也是龙虎斗，天天都打死人。

我二姨听了，唯恐妹妹有啥想法，赶紧出面打岔，四处扔了糖衣炮弹出去，才算把话题搪塞过去。虽然闹哄哄的，我母亲当然也听到了，但他们感情还在深爱阶段，不愿想那么多，一切外来的念头，都比不上双方努力相向而行，尽快走到一起的决心。所以，她虽然心里格登一下，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即使心理有疙瘩，也是今后的事。话说锅碗瓢盆，都会丁零当啷，更何况俩大活人。不同环境成长起来的夫妻，不同观念，不同习惯，往往因一些细节拌嘴，比如山里人，不爱洗澡，懒得换衣服，洗洗换换，不还得脏吗？洗澡洗多了，会把元气洗掉的。

城里人觉得，这么脏，还这么多歪理，不洗干净就别上床。

山里人想，你城里人了不起，不就厨师的女儿么，拿矫。你骨子里就是瞧不起我，找什么理由？当初，还不是看上我干部身份。要不然，山里人哪娶得着城里姑娘。你哥就瞧不起我，天天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的确，父亲和我舅舅，一辈子都没认真说话，性情不合。比如后来我外公弥留时，大家都说快了快了，我父亲提着包，进来看望，大家说，医生来了，快给看看。我父亲后来退职去做了医生。父亲也不谦让，上前搭一把脉，说，还不到生辰，放心吧。

大家守着，前前后后，伺候好多天，都有些疲倦，听医生这么说，四散休息去了。结果外公后半夜去世了，一个人都不在床前。我舅舅生气了，你是庸医，啥都不懂，不会看病就别看。

我父亲气急败坏，不是你们叫我看的？是我争着抢着要看么？

姐妹夫老婆舅，就这样怪罪上了，两只河豚似的，都气鼓鼓的，居然到死都没有再接话，我父亲也把去岳母家的路卖了。

二姨说，这些男人，真看不懂，这有啥好生气。爸去世床前没人，是命中注定没人送终。话虽是这么说，二姨其实自己脾气也挺大的，有时她和我母亲闹别扭，一闹就是一两年不说话。不过，闹到后来，都是二姨丢盔弃甲，举手投降。谁叫她是姐姐。大姨的命不长，年纪轻轻时就去世了，丈夫傻乎乎的，脾气挺好，一辈子没干正经活。留下一个儿子，学厨师，也不务正业，到处流浪，妻儿离散，五十多岁时，深夜，冻死在舅舅工厂门前广场上，可能走投无路时，准备来求援。

回头再说我父母，这样那样想多了后，些许小事，就成为闹别扭的导火线，发生口角时，没处想了，往往归咎于龙虎斗。母亲吵了架，就往二姨家跑。开始还去哄回来，次数多了，父亲懒得去请。潜意识中，人是会受暗示的，双方都开始这么想了，思想就容易复杂，莫非真是龙虎相争必有一伤？幸亏二姨劝得好，分析利弊，双方在二姨相劝下，都还识相，床头打架床尾和，同心协力，把日子往一起过，相安无事。父亲在母亲面前也想开了，女人嘛，就是罗里吧嗦。他向来奉行忍让的政策，开只眼闭只眼，不和女人一般见识，事情就过去了。接二连三，打炒米花似的，生出四个子女。

营养差，体质弱，加上文化素养不够等原因，父亲特别容易着急上火，和同事领导相处不大融洽，几句话谈不拢，拉下脸来，一拍两散。各种原因，导致他逐渐萌发退意。现在分析，这该属于抑郁症、焦虑症的表现，可惜当年大家没有这种健康意识。

父亲的收入不高。几十块钱的工资，在高物价面前不堪一击。他有了第一个女儿，爱女如命。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女儿想吃肉，他赶紧跑去买肉，小孩拳头大一块熟肉，差不多要花去工资的一半。生活过得紧巴巴的。他虽然当了工作同志，但山里人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他希望有个儿子，可接二连三出生的，都是女儿。我出生在父亲最终的工作地。母亲说家里吃阵大，养不起，在厂里千方百计，拼命搬最重的棉纱，想把我累掉，但我天生是世间人。这正遂了父亲的意。家庭经济负担太重，在三十六岁那年，他提出退职。去意已决，几个领导挽留一下，也就随他去了。

很快，全家生计成了问题。当时我大姐六岁，二姐四岁，三姐两岁，连珠炮似的。我母亲在针织厂工作，一个月工资十八块，父亲没了固定收入，一家人再省吃俭用，也难以应付开支。大姐、二姐和刚刚卖奶、襁褓中的我，放在县城秀坦街外婆家寄养。三姐则是一个月一块钱，交给厂边上的村民阿卵家喂养，母亲月尾发工资时，三姐就受阿卵老婆之命，提个大篮子过来，无名无姓地说，给我钱，给我钱。我母亲解开手巾包，拿出一块钱，放在篮子里，阿卵老婆在厂门口候着，带了她买菜买米去。

舅舅家已有五个子女，人数实在太多，二姐后来回了厂宿舍，随母亲生活。二姐有名的勤俭节约，母亲派她坐塘河轮船，到城里外婆家，送我和大姐的伙食费。她舍不得坐船，为省下两分钱，她脱了塑料鞋，提在手里，小脚丫劈里啪啦，沿着河岸走十里地，到外婆家门口，才穿上塑料鞋。邻居金荣阿婆，夏天坐在大门口，摇着拍着大蒲扇纳凉消遣，见了二姐，就拔长高声喊，乡下人走来呗，乡下人走来呗。此时，是她们守在大门口，难得的欢乐时光。二姐在老太太夹道欢迎声中，羞羞然地，劈里啪啦走进院落，这一次发出的，是肉脚板拍地的声音。她不小心把塑料鞋弄丢了。

有一次，我和几个表兄弟，跨出外婆家门台，溜达到街上买零食。回来时，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好心人把我们送到西山脚下的派出所。所长问我们，你们住哪里的？我虽然口齿不清，但素来有问必答，说，住修调羹的。秀坦街，没错。所长笑，只听说有修碗的，哪有修调羹的。竟然就那么巧，他是我外婆的表弟。家人去报案后，他把我们送回家。后来他调到我家隔壁派出所当所长，经常来我家喝茶，见面就问我，最近有没有修调羹。

我们道坦门台对面，是很大的操场，有部队营房。过一阵子，便用三根竹竿撑起门字型，银幕系在竹竿上，给战士们放电影，一般都是战斗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附近大人小孩扛着凳子，三三两两汇集到银幕前面，等电影开映。我们在凳子上站一会儿，就被很多大人遮挡着，便掠起银幕角头钻过去，躲到背后去看。我记忆中，电影里的人物，都是左撇子的。可能就是小时候，在银幕背后反着看的缘故。

母亲一周过来看我一次，在外婆家过了周末，周一凌晨，起早回十里外的针织厂。我被吵醒后，她陪我玩一会儿，便赶去上班。我不依不饶追出去，舅舅或外公，一把将我端起来，放到磨盘上，任我在上面哭哭啼啼。哭一阵子，没人理睬，自然没眉眼儿。外公答应，下班回来给我带甘蔗。外婆抱我下来，我自个儿找乐子去。
　　

二
 

父亲退职后，无所事事。恰逢“文革”事起，“工总”“联总”两派头目，都想拉他入伙。一九六八年间，县城两派武斗，架起六零炮、机关枪，相互对打。路上流弹厉害，全城宵禁，半夜里全城逃反，当时我五岁，我母亲我大姐轮流背我，逃到乡下去。我睡得迷迷糊糊的。

父亲去了山区，找熟人要了一条溪坑，买两百只小鸭，放养在溪里，自由自在。日子一天天过去，溪坑两岸，沿途草地，这里那里，白花花布满鸭蛋，星星点灯似的，煞是好看，捡起一两颗烧熟来吃，日子过得很是逍遥。鸭子养大，他就宰不生蛋的来吃。吃饱后，躺在窝棚被褥上，手搭在脑后，眯缝眼望着远山想心事，不知不觉就睡着，过得倒是神仙日子。远山“武斗”枪炮声隆隆，都与他无干。如此放松下来，他瘦高的身体，逐渐养好了些。听人说山外“武斗”，已逐渐平静，就想着出山找些活干。我父亲到处走动，去了市里闲逛，寻找可以谋生的行当，在大南门巷口头，看见有白胡子老人，摆个草药摊。他走得累了，席地而坐，凑拢去搭讪。山里人天生识得药草，两人也是有缘，三言两语谈起来，都兴奋得眼睛发亮。老人早年也是山里出来的，用方言交谈，很有共同语言。就此，他拜师学艺，随老人学习草中医。出师后，他总算有了新的职业，一天到晚，辛辛苦苦赚些钱籴米买菜。

我家没有房子，全家东搬西迁，过着动荡的生活。我五六岁时，全家住在城乡结合部，居民区楼上一个房间里。楼下是生产门窗合页的街办工厂，企业用电受限，只允许深夜生产，工人一脚踩下去，冲床轰隆轰隆，地动山摇，睡着被一次次震醒。这是个大院子，叫顶风坞，濒临海岸，属于最后屏障。我家楼板年久失修，稍微有几个人同时走动，楼板缝里，就扑簌簌往下掉粉。我父亲交往颇广，天天人来人往。

生存不易。有一天，我已入睡，来了一帮精壮汉子砸门，把我们所剩无几的家具，都一一搬走。我惊醒后，愣了半晌，在母亲暗示下，不管不顾，赖在一张樟木椅子上。他们让我起来，我瘫下去。拉我起来，我再章鱼一样霸回去。搬椅子的小伙子不老练，尴尬地看着我，领头人很不耐烦，说算了算了。留下椅子和木床就走了。家具搬空后，方方正正的家里，朗亮许多。母亲惊恐之余，稍微平静下来，苦中作乐赞我，说儿子平时看着老实，这时候倒还机灵。我听了很受用。

从外婆家回到母亲身边后，我的童年时代，是在母亲工位边箩筐度过的。很长时间，我坐在箩筐袜子堆里，鼻腔里是浓浓的机油味。针织厂产品是袜子，周边的农民居民，就把它叫做洋袜厂。母亲一辈子，在织袜机前，辛辛苦苦摇袜子。一排排木台边上，依次安装几十台袜机，女工系着白围裙，坐在机器边，就着明亮的灯光，拼命织袜子。摇袜子是件辛苦活，矮小的母亲，手腕骨节特别粗大，手腕一直痛。现在想来，应该是腱鞘炎，严重影响工作生活。我身体团团坐在袜子堆里，津津有味看小人书，偶然抬起头来看，会看见她这只手摇痛了，换另外一只手去摇，牙齿咬着嘴唇，露出痛楚的神情。那时，我还不能体会母亲的辛苦。我只知道，晚八点半后，我拿着庞大的白色搪瓷碗，外边沿上印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跑到香气扑鼻的食堂窗口，排长长的队，打回一大碗白菜炒水晶糕。每次加班，都有我喜爱的水晶糕。偶然会翻到年糕条当中，夹杂着切得很细、炸得很香的五花肉块或猪油渣，用门牙嚼得碎碎的，别提有多香了。

之后工厂创新业，有了新增的产品，膨体衫，羊毛衫，蝙蝠衫。有次舅舅跟二轻局考察团去香港，给亲戚都捎了礼物回来。分到手才发现，那膨体衫是我母亲厂里生产的。而且就是我二姐的姓名工号。三姐小学毕业，二姐初中还没毕业，就分批被母亲带进去做家属工，在新车间当织衫工。一个二轻手工企业，养活了许多家庭。三姐在此之前，当过一个刻章民企的出纳，负责开发票，工资十二块钱，财务在我家五斗橱第一个抽屉里，上面郑重其事加一把挂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姐初中毕业，在学校一直当红卫兵连长，早早入共青团，学习成绩不错。她很想继续读书。支边虽然已经结束，但父亲担心她被送去插队下乡，让她初中毕业就行，她偷偷哭过好几回。父亲请客托人，把她落实在江对岸的水库工地，当广播员。还送去培训过一段时间。她既害怕去工地上班，又期盼有自己的收入，能助父母一臂之力。有天晚上，在灯光下，母亲把棉被行李都打了包，次日大姐就要出发去工地，却不知咋的，事情起了变化，不知是工地停工了，还是岗位被人顶替，后来又等好几个星期，也不见消息。打好的行李，放在五斗橱上，好久都没解开。大姐暗地里又哭几回。她是粗干人家里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后来父亲又请客托人，让她进车木厂，为小花伞木偶柄喷漆，每天她一回家，就带来一股香蕉水味。现在，她还患有严重的鼻炎，鼻子一哼一哼的，怕是终身好不了。

在针织厂传达室值班的阿婆，是我父亲的婶婶。我父亲一直叫阿婆为碎婶，意为最小的婶婶。她有只眼睛不方便，看我是斜的。阿婆没生育，碎阿爷早年去世后，她一直守寡，吃素念佛，孤单终生。父亲在老家是很有些声誉的，孝顺，能干，热心，见碎婶太孤苦，生活无着，就把碎婶带下来，把她安排在传达室工作，有编制，有固定收入，可保衣食无虞。她是一位信徒，非常虔诚，念佛占据她大部分休息时间，时刻捻着佛珠，嘴里念念有词。我父亲照顾阿婆生活起居几十年，一直毫无怨言。只在他去世的前几年，我跟在他身边，听得他提着热水瓶给阿婆送去时，叹了一声，我都这么老了，还要伺候碎婶多少年啊。不久，阿婆无病无灾，寿终正寝，走在他前头。阿婆给我留下的遗产，是一个红袖套，上面印有“红卫兵”字样。还有很多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单位分的，单行本，选集。曾经有很长时间，无其他书可读，我熟读毛主席语录。深深的时代痕迹，镌刻在我生命的年轮中。

居民区主任明玉姨夫妇俩，经常过来吃饭喝茶，她剪个短发，满脸雀斑，工农女干部模样，做事干脆利落。她老公高度近视，足有千把度，紫红脸膛，天天醉醺醺的样子。见我三个姐姐齐肩高，打地铺，她实在看不下去，做主把院子外围，依墙垒起的一间地主家的牛栏，分给我家居住。

我们欢天喜地搬入新家，家具还是那对椅子和床，再买一张叫两头端儿的小木床，三个姐姐还是睡不下，两个去对门工友林娟姨家借宿，一借就是五年。三姐睡在小木床上，床底下放一只木桶，泡着叫水晶糕的小年糕，用糙米夹杂糯米捣的。冬天大清早，她也不起来刷牙，从被角里伸出手，去桶里摸出一席水晶糕，直接躲到被子里啃。

在青石垒起来的房子里，一家四口住了五年。区里镇里干部，天天过来吃饭喝酒。父亲的几个朋友，也呆在我家不走，吃喝玩乐，愤世嫉俗，嬉笑怒骂。一日，他们喝醉了酒，发一声喊，把家具搬到院子，脱衣服上了房，把瓦片扒了，把屋椽掀了。醉汉们坐在房檐上哈哈发笑。母亲姐姐下班回来，站在院子里，直接傻眼。出去上班时，家还完整的，下个班回来，屋顶都没了。三个醉汉，握着酒瓶，豪气满怀。房子被拆后，其中一个醉汉阿良，清醒过来临时补救，约了他弟弟阿利过来。阿利是包工头，身材高大，相貌俊朗，很有主角的身架相貌，领着一支建筑队，有木工，有泥瓦匠。阿利直嘬牙花子，拍脑袋搞预算，毛估估大概需要三五千块，建两间三层楼房，共七十多平方米，形状请脑补抗日剧中，炮楼的模样。阿良还约他妹妹阿茶，过来给工匠当厨娘。整个建设过程，就在没材料、没设计、没资金的情况下进行。什么都是赊来的，工期拖延半年之久。我们家，被迫搬回顶风坞原来那个房间，又住大半年。家什没人收拾，一直堆在阳间角，我的小人书，散失覆盖在地面，重新搬回来时，已所剩无几。

父亲属于中国好主顾，实在见不得工人辛苦，太阳太大，雨下太大，他就叫工人赶紧下来，烧菜做饭，请他们吃点心，顺便来点小酒，喝醉了，一天时间过去了。工人都是这样那里兼着活的，今天在这里喝醉，明天去别处上班。工地空荡荡，主顾干瞪眼，但无可奈何。就这样，拖拖拉拉，一直完不成工期。说良心话，阿利和他哥哥阿良，还是不一样的，是个认真严谨的人，在和他们几个混了半年后，也被严重同化，干干净净来上班，喝得醉醺醺回家，活得很是快乐自在。我母亲天天皱着眉头，家里如一盘散沙，换谁都不舒服。最欢乐的属我，跳上跳下，活蹦乱跳，热闹开心，家里天天打八仙似的，多有趣。工程的整个投资，大部分是母亲和三个姐姐的劳动所得，领到工资，支付一些。父亲的卖艺生涯，赚不了大钱，就是赚个吃，蚀个利，吃在肚里，倒在路里。我父亲好客，去旗儿店赊账，一年结算一遍。国营旗儿店负责人叫董胖叔，见我母亲姐姐上下班路过，就殷勤高声大嗓，老师母，叫你家老乔伯来结账了。听得我母亲姐姐头皮发麻，逃之夭夭，换一条小路出入。

终于完工后，我父亲把这座炮楼取名叫做清风扫地，四面开窗，面朝大海，他倒是个妙人。此时，全家才安顿下来，我也有了自己的房间，九个平米，父母给我买了铁床和书桌。

搬新家一年多，还欠着包工头的工钱，和蛎灰店的材料钱，逢年过节，来个人要账，很快就被他们拉落水，坐下坐下，一起喝酒，一起喝酒。

不喝不喝，还有事呢。

坐吧坐吧，什么事比不上喝酒大，你干一世人，不就为个鼻头下一横，做皇帝，也只为个吃。

于是，中午出去讨工钱的人，傍晚才醉醺醺的，一步三摇回家去。一般说来，上午是不向人家要钱的，讲个彩头。老婆看了红膏螃蟹似的老公，眼里生厌，心里明镜似的，冷冷发问，工钱呢？

红膏螃蟹笑嘻嘻回答，哦，忘了。

在哪喝的酒？

老乔家。

你把工钱喝进去了？

会给的，会给的。放心吧，他是个好人。真的，相信我。

老婆还等着拿钱籴米买菜，你一个人吃饱，全家还饿着呢，但也无可奈何，都是本街人，谁都拉不下脸来，再说谁让自己老公，吃人的嘴软。

从新屋三楼看出去，是电影院，周边特别寂静。传说中，没放电影或演出时，后台会有白虎精出没，一般人白天都不敢从边上经过。迫不得已，我们若孤身一人必须经过时，往往一溜小跑冲过去，好久心里还在发抖。没有其他娱乐活动，晚上就去看电影。我八岁时，个头小，按规定买半票可以进去。有一次，看门的一只眼老头朝虎，犯了牛脾气，坚决不让我们买半票进去，说只能买全票。回来我向父亲学说，他发了火，冲到电影院门口，冲着朝虎说了些话，大意是，这个电影院，还是我建起来的，我儿子来看电影，倒要比别人花更多的钱。后来我才知道，当年江上发大水，冲下来许多木材。堆积在那里，常年没人认领，处理不掉，由我父亲做主，建起这座电影院，让当地人有个政治文化娱乐中心。我听得朝虎乖乖地说，老乔别生气，别生气，我不知道是你家厮儿，下次我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去看电影，当然还是买了全票，赶紧从两道铁栏杆间穿进去。我们害怕朝虎眼里的凶光，更害怕引发父亲的怒火。

这是记忆中父亲为我撑腰的事。还有一次，是我小学语文老师，说我不是读书的料。我一直贫血，营养不良，导致气血不足，脸色白格纸似的，上课经常靠头靠脑的，要晕过去一样。可能老师说了这番话。

那天傍晚，我父亲听我学嘴，异常愤怒，冲到学校，我赶紧屁颠屁颠跟了去。见老师穿了家常衣服，正摇着蒲扇，提着竹椅，到操场上纳凉。我父亲冲到她面前，愤怒地问她，谁的后代才是读书的料，劳动人民后代如果都不读书，不是世世代代都不识字吗？老师目瞪口呆，一句话也回答不了。他是个冲动的人。他拉开战争的帷幕，事后吃苦果的是我，那老师动不动就折腾我。一个孩子被老师冷落，是多么悲哀的事情。我知道老师不喜欢我，但我语文成绩又比较好，所以我现在能体会到，她心里的愤怒。老师脾气也很暴躁，单点火，动不动就愤怒。后来才知道她生活不顺。多年后，老师在菜场碰到我母亲，询问我近况如何，心里还是气闷闷地，说他爸怎么那么个牛脾气，这一世人都没见过。她忘记她自己也是。我母亲只好为二十多年前，丈夫发起的两个人的战争，连连向她道歉。

父亲发火，是爱子心切，更是因为强烈的自尊心与自卑感交织，他个性特别强，容不得半点鄙视嘲讽。所以之前在工作中，容易与人口角，包括局长、教导员，区长书记，镇长书记等。当时他的教导员、后来当了局长的老陈，对他挺理解，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四日，老陈局长来为我患食道癌去世的父亲送葬时，眼睛红红的，握了我的手，好久也没说什么，临走时才说了一句，你爸这一世人，都是让脾气害死的。

为了生计，他开始走江湖。我跟他出去走过几次。他高高的个儿，走在我前面，沉默寡言地，提着个包走路。包提在手里前后一晃一荡的，我静悄悄地跟在他后面，一声不吭。实在疲乏了，父亲就地在路边条石上倒头便睡，一睡就是几个小时，我静悄悄地坐在边上，等待他醒来。我知道他心境不好，从来不敢去吵他。他醒来后，便又起身在前面，沉默寡言地继续走。我继续跟在后面，肚子饿了，在路边小店里，吃碗光面。我跟他去一个村庄，看望过他部队时的老班长老庄，也是公安队伍出来的，后来进了监狱，境遇身体都不好，骨瘦如柴，颧骨突出，眼睛明亮，耳朵特别大。房间潮湿阴暗，没有亮灯，我父亲和他，相对而坐，面面相觑，时时叹气。

我跟父亲坐过几次小船，老艄工手摇的，一荡一荡，很慢，时光都停滞了似的。沿河是一只只高大的烟囱，在空旷的原野中特别引人注目。慢慢地发现大烟囱，慢慢地看着它接近，又慢慢地远去，被一荡一荡的小船抛在身后。我渐渐地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在江湖上，他结识了不少人。很多从事医药的个体医生和药师，都因为政策约束，无法开办诊所药店，但社会需要他们提供服务，他们需要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家人。我父亲保留着党员身份，所以就牵头到县卫生局和镇里，申办镇草中医革命领导小组。

几年以后，下面陆续开设九间药店诊所，有自开的也有挂靠的，人员逐渐发展到两百多人，医生，药师，看伤科、骨科、内科、外科，三教九流都有。父亲的股份制合作的举动，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市场经济早了有十几年。我家天天高朋满座，开不完的盛宴。旗儿店的伙计，每天几趟到我家送菜送酒，都记下账年底一并结算。我母亲和我姐姐们下班回来，还要洗碗擦桌清理房间，疲倦让她们无话可说。旗儿店负责人，还是经常在路边等她们下班，拦路要求结算年度酒钱，让她们很被动。有时我父亲要出外应酬，能躲就躲，嫌国营旗儿店菜烧得不好吃，转手去了队銮家的私人酒馆，一般也都带我去，为让瘦弱的我，吃得胖一些。我一直吃不胖，肠胃功能太弱，吸收不好，差不多天天拉肚子，人瘦成篾片一样，眼睛又大，白晃晃的。人家见了就问，你儿子，怎么养得小萝卜头似的。那时《红岩》很流行，凡识字的都知道。到十来岁时，我放了假，没事情，就去父亲的药店里帮忙抓药，每个月工资十三块。到现在，我还能认得不少中草药，当归、茯苓、白术、苍术、生地、熟地、甘草、党参、石决明什么的，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

父亲还是不在家的时候多。他喜欢上了旅游，几乎走遍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在各地都住上一阵子。只有北京没去过，所以他一直说，有空坐飞机去北京，看看天安门。我父母都没坐过飞机。所以这也就成了我的宿愿。但他最终，也没能实现坐飞机去看北京的愿望。
　　

三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他在昆明住了许久，回来时我发现，他的门牙，裂开好大一条缝。问他，说是在旅馆里没事，天天嗑瓜子，结果把牙齿，嗑出一条缝来。有相面先生说他，这牙缝很不吉利，估计会出什么大事。他想想不对，赶紧回了家。父亲回来后，表现得很不安。药店效益不错，镇里区里卫生局里开始关注他们。不久有人叫他去谈话，应该是例行公事的调查登记。但是他很在意，于是就惹出了事。

那时正是粉碎“四人帮”时，他们没有别的办法给他栽赃，就说他是“四人帮”爪牙，他很愤怒，我一个平头老百姓，怎么可能是什么爪牙，你说到天边，都没人相信。他在他们的办公室大吵大闹，还拍了桌子。这样就中了计谋。那几个人，原来都是在我们家吃喝的人。有一个为首的，原来是派出所里的通讯员，为我父亲打杂的临时工。我父亲退职后，他留在镇里，几年熬下来，现在开始当权。他一直没正眼看我父亲，不停地抽着烟，烟雾浓浓地笼罩着房间。他们要我父亲去反省。我父亲说，去就去，谁怕谁。他自己回家卷了一床被子，跑到镇里追着他们问，什么时候走。他们很恼火，临时决定，派了个小青年，送我父亲去学习班学习去。

我一直跟在他身后，目睹他和那些干部的谈话、吵架。然后看着他卷起铺盖，要去学习班。我去夺他的铺盖，他不愿意给我，他以为那是他示威的武器。我就这样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向深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和母亲一路送他去轮船码头，看着他跨上轮船。他坐到轮船背上。轮船开动后，我跟着在街上跑动。轮船过桥时，我跑上桥去，在桥背上站着，我向他招手，看着轮船背上的父亲一路远去。我的心很痛很痛，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他可怜的自尊心吗？我预感到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结果真的发生了许多事情。他回家转已是三年后，他的眼睛看东西非常模糊，我们站在他对面，他也已经影影绰绰，看不清是谁了。那里面二十四小时亮灯。他的脾气变得异常粗暴，他的满头黑发，已经变得稀疏雪白。原来他对我们一向非常慈爱，每次外出归来，总是把我抱上他的膝盖，好久也舍不得放下来。晚上我不睡觉时，就缠着他给我讲故事，他不大会讲故事，但还是很有兴致地，给我讲沉香救母的传说。他每一次的结束语都是，沉香找到了妈妈，好像灯笼那么大一对眼泪掉下来。于是我也就跟着他说，好像灯笼那么大一对眼泪掉下来。说完了，我就不知不觉睡着了。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永不重现。

他那天去学习班后，就没有回来过，矛盾一路升级。本来说好，两个星期就结束回来的，结果他在里面，和管教他的人愤怒地争论。他说自己就是没错。他是如此的不识相，当然只能关他更长时间。于是本来没有大事的，变成了大事。他真的出不来了。

刚刚开始看守他的小伙子，是我父亲老同事的遗腹子，特别感念我父亲对他父亲的照顾，所以他对我父亲也特别照顾。我们每个星期天到城里去，带一大锅的补品，或者我姨妈家做好许多菜，等待他出来看病时，拐过来吃上一口。他们过来后，他吃一点，然后就放下筷子。看着我说，阿休长大了，上唇都冒出点细细的胡子了；阿休喉结都出来了，真快。我很陌生地望着他，他很疼爱地看着我，眼睛就没转开去过。他勉强吃下一点后，去医院看过病，然后趔趄走回学习班。我和我母亲送过他去学习班，在水利局的大楼里，他上了四楼，在木板钉死的窗户后伸出手来，挥挥手要我们离开。我们站了不知有多久，才怏怏离开，一路上没有一句话。当时的县革命委员会，曾经开会专题讨论过他的问题，希望尽快将他处理掉。革委会里，有人对处理他，持不同意见，这事也就这么耽搁下来了。我父亲不愿闭嘴。他对去谈话的人大叫大嚷。事件一次次升级恶化。

后来我们就没那么容易见到他了。他被转到看守所。每个星期，里面不断地寄出明信片，要我们送东西进去，每个星期日，我都和我母亲，带上许多草纸、牙膏、毛巾、衣服等，到看守所窗口登记，给他送东西去。他曾经是这里的警察，现在只能在高墙里长叹。他和许多小偷、贪污犯关在一起，还碰到几个惯犯，他当年抓过关过的。大家成为在一个锅里捞饭吃的人。这对心高气傲的他，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终于，时间让他们相互接受了。有几个，后来居然还成了朋友似的，至于是否面和心不和，就不得而知了。他们出来后，还常来常往的，在我们姐弟嫌恶的目光逼视下，才灰溜溜地离开。

每个星期天，我们源源不断送进去的东西，其实是他为那些人要的，他一个人用不了多少。因为那些人，或者家里更穷，或者遭到家里人嫌弃，不再提供任何生活用品。而这都是我母亲和我姐姐，在针织厂和车木社，白天黑夜加班加点，拼命干活赚下的生活费用，或者积攒起来，准备女儿嫁人时用的。现在都送进那个小小的窗口。

所长和一些看守，是我父亲当年的老同事，见了我，就问我母亲，这是老乔退职时生的儿子？我母亲说是，让我叫叔叔。我叫了叔叔。所长看着我，叹口气说，老乔死就死在臭脾气上啊。你这儿子眼睛特别亮，很懂事啊。我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他看我一下，说，我会照顾他的，他在里面没事的，放心吧。转身进去了。

我开始上初一。一天下课时，听得外操场上有高音喇叭在轰轰烈烈，我赶紧和同学们跑出校门，到操场上看热闹。我没想到的是，那警车上，下来的是我的父亲。我愣在当场。父亲被带上他当年坐过的高台。现在他的角色转换成反派。我挤到最前面，我已经一年多没有看见他了。我发现他的眼睛很迷茫，好像什么也看不见。我特意挤到他跟前，想让他看见我，他的目光掠过我的身子，不知道望向哪里。那些人抓紧他稀疏的白发，一直往后拗去，他只能被迫向后仰去。

我在台下，悲痛地听着高音喇叭叫出他的姓名，还有一连串听不清楚的词汇。上课铃声响了，我不知道该去上课，还是守着我的父亲。大会不知什么时候结束，没人给我做主。我只好拼命跑进学校去，眼泪从我的脸上不断地挂下来，怎么忍也忍不住。我一把一把地抓眼泪，却怎么也抓不干净。我不知道台上那些人能否体会，这样的打击，对一个才十来岁的孩子，该是如何的残酷。但我没有怨恨别人的想法，我只是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活在这样的世界。我甚至怀疑他们是故意拉他到这里来示众来作践他。

我一路哭着进了教室，趴在课桌上流泪。我的班主任陈老师，是我大姐的初中同学。她把我叫出教室，靠在走廊栏杆上。她说，你别难过，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知道他没有罪。即使他有罪，你是你，他是他我们不会因此歧视你。你要放松些，放下包袱，认真学习，这才是让你爸爸安心的办法。我不住点着头，眼泪还是不断地挂下来。陈老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照亮我的前程。

乱哄哄的政治环境，逐渐变得平静。当然这平静的过程中，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许多人都付出沉重的代价。我家作为当中的一份子，当然也不例外。晚上，我站在三楼窗口，天空星光疏远，我听见广播里，在播送小平同志平反的消息。我很早熟也很敏感，觉得也许父亲的转机来了。次日上午，我在教室里，心不在焉听着课，完善自己的计划。中午，我跑去供销社文具柜台，买了一把原子笔、几大本稿纸、信封、复写纸，回家开始不断地给各级领导写信，贴了八分钱的邮票，投进邮筒，我要为我父亲讨个公道。而他在里面也开始申诉。

他的老同事老战友，经常有不同的消息传来，说他可能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们家里人，天天以泪洗面。有一次，说他次日凌晨，就要押解出去，送到劳改农场去。我们星夜赶路，把所有必需品送过去给他。昏暗的路灯下，我们在寒风中发抖。时间才凌晨三点。漫长的等待后，几辆空空的大客车停在大门口。五点多钟，一队队人犯鱼贯而出，提着铺盖卷，登上客车，依次就座。一直到车子坐满，也不见我父亲的身影。我们非常奇怪，既欣慰，又更加忐忑不安。车子开走，我们的心也提起来，不知道我父亲到底又怎么了。

我父亲的老同事、法院里的领导，宋院长传过话来说，他们几个老同志力保我父亲，不准备让他去监狱。他们说，依他的牛脾气，到了那里，定是有去无回，一把老骨头，都会扔在劳改场里。正因为他们几位的坚持，我父亲终于能在老地方，为他的权利抗争，虽然与事无补。

他在里面抗争，我在外面努力。石沉大海。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我依然用我的零花钱去买邮票，八分钱一张，我以顽强的毅力继续申诉，几年间，我写了三百多封信。我的右手中指突出，因为握笔写太多的字而疼痛。我不断地寄信，我相信我大批量寄出的挂号信，应该比民企的业务信，还要早些时候。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逐渐地有了回信，大部分是公函，红头文件，我打小就习惯了这些词汇。我坚定地认为，太阳会出来的，我的愿望会达成的。我上课心不在焉，每天都在构思，下一封信，该怎么写，该写什么。

我父亲在里面，变得越来越惶恐不安，如惊弓之鸟，一点点风吹草动，他都会惊醒，终夜不眠到天亮。他已经失去斗志、自信和锐气。

终于盼来一些感觉比较好的信件，有些是从党中央国务院，逐级转给省委省政府地委地区行政公署的。县区镇里的头头，因此很不舒服，上面有督办之类的字样在，他们不得不做出交代。父亲的一些老同事，不断传来消息说，快了快了，老乔就要弄出来了。叫你儿子继续写，继续写啊，肯定有用的。

我终于以我的刻苦努力，把我父亲从看守所里救出来。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固执的他，竟然坚决不肯出来，守在看守所的办公室，就是不肯收拾行装，要他们给个说法，要谁给？谁会给你？不知道。他就那么固执地守在那里。我们愣愣地站在门口，一声不吭，胆战心惊。所长气急败坏，老乔啊，你这样的牛脾气，把你一家人害得这么惨了，你知不知道？你看看你儿子，那么懂事；你这么大年纪，还没他懂事。赶紧回家去吧，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走啊走啊，我不能留你了。所长让几个小伙子，赶紧把我父亲架出去。在河轮上，他一路闭目养神，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

这段悲凉的岁月，终于过去，我们的眼泪都流干了。几年来，我们抬不起头来，走道佝偻着背，对别人的话异常敏感。大家表面上，并没有什么明显表示，但我们的心，披上一层坚硬的盔甲，随时准备迎接别人的眼色和挑衅。所谓世态炎凉，我们都品尝过了，从昔日的门庭若市，到今天的门前冷落车马稀，什么都见过，什么都无所谓。只是这样的身世，给我们带来终身的烙印。
　　

四

新的烦恼开始了，那就是监禁给父亲带来的后遗症。他回家，跟变了个人似的。不说话，不见人，喝闷酒。家里像水洗过似的冷清。大家走路说话，都蹑手蹑脚轻言细语。

我继续不断地写信发信。他被免予刑事处分；他被改为无罪释放；几年后，终于帮他恢复党籍；我继续不断地写信，终于使我父亲有了退职补助工资，虽然才几百块，但聊以安慰他苍凉的心灵。

他的心情，逐渐有一点点明朗起来。虽然他还是时时惶恐不安。平静下来的日常生活和家庭，给了他慰藉。虽然他已经没有继续幸福生活和勤奋工作的勇气和能力。但他依稀又在向往着什么。每逢镇里退离休党支部通知他去开会时，他往往几天前就坐立不安，前一天就早早去理发，叫我母亲帮着找出体面一些的中山装换上，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出家门，向镇政府走去。政治、声誉对他们这些老人来说，实在比自己的生命，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后来我听到孙楠唱的“五星红旗你比我生命更重要”，我很是理解。我想这歌词作者，应该是上年纪的人，否则不大可能有这样的理念和感受。

我看着他，热泪一点点渗透出来，终于盈满眼眶。我的父亲一步一步走远，走得那么艰难，直至我再也看不见，他佝偻浑厚的背影。

父亲的事，严重影响我的人生走向。我因为偏科厉害，高考成绩一般，只上了电大的分数线。毕业后，考上乡镇干部、税征员和土地测绘员，都因父亲的原因，被排斥被侵占。转业干部、镇委副书记老黄，两次到我家门口道歉。后来，我考到城里单位，上班和入党，单位都派了领导，去我父亲呆过的县公安局政审调查，总算侥幸过关。父亲的老同事，还是给了我保障。

孤身生活很清苦，离家三十五公里也是异地。每个周末，我都回家一趟，带回换下的衣服。母亲和三个姐姐，谁有空谁伸手，在院子里摆开大浴盆，哗啦啦帮我洗衣服。在家匆忙吃过饭，我便撒腿窜往女友家。筷子还在桌上蹦达，屁股已装上马达，一溜烟就不见人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家里这碗饭，还是看父母面子，才留下来吃的。父母姐姐多年宠我，养成我贪吃懒做，以为幸福理所当然。母亲说，中午开始你爸就在巷口张望，站了两个小时，一直等你出现在大桥上，他才欢天喜地，说来了来了，赶紧端了脸盆，跑去菜场买海鲜，跑了一趟又一趟。

这时候，正是大批海鲜上市时分。下海涂抓海鲜的渔民，成群结队挑着竹篓上来，在菜场设摊零售。有渔民为节省菜场费，直接蹲在街头售卖，其中尤以蝤蛑、鲜虾脍炙人口。按照种类细分，还有黄鱼、带鱼、鳗鱼、刀鱼、鲳鱼、丰鱼、马鲛、海葵、水潺、弹涂鱼。壳类则有蛏子、虾蛄、瓜子蛤、梭子蟹等，鲜活蹦跳。居民端着脸盆，穿梭在摊位中间，各有所获。鲜货多了，价格就跌，父亲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父亲的眼睛，一直没有恢复过来。他已成为废人似的，眼睛发直，极度敏感，始终怀疑自己有皮肤病，一抓就是一把蛛丝。你看，这里有，这里也有，还一根根长长拉开，透明的。我凑近去，盯半天，没啥发现，所以怀疑他精神是否出问题。他听了就气恼，说连我们都不信他了。双方无可奈何，这事就算过去，我们也不再提起，离开盘丝洞。留他一个人，与蜘蛛网作不折不挠的斗争。我透过虚掩的门缝看他，无话可说。父亲的一副好牌，是被自己打烂的。时代潮流，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

他还是很想为我的前途做点贡献。父亲在部队时的同班战友，后来有一位，任温州市公安局局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离休。另一位离休时，是温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我到城里工作后，他想让我有些出息，便鼓励我上门拜访，说这两位老战友，一定会照顾你的。我口头应承，心里却想，如果你在岗，人家可能认你面子。现在你白身人一个，谁还照顾你儿子，一切都靠自己的。

虽然他出不了力，但总想帮忙做点什么。到周末，儿子要回家，他一门心思，就用在照顾儿子身上。他的眼睛已差不多失明，但为找到我喜欢吃的菜，硬是跑了一趟又一趟，摆满满当当一桌，摆不下的，放在镬灶额头备选。然而适得其反，我嫌他太浪费，完全吃不了，我就发脾气，我的意思是，希望他今后不要铺张浪费。我的性格，也决定我不想成为生活的主角。他一声不响听着，然后慢慢出门，在院子边上的电线杆下，木讷地站着。他的人缘不错，路过的人会和他打招呼，老乔伯，吃了吗？他一时认不出是什么人，条件反射地回答，吃了，吃了。一会儿才想起，改口说，没吃没吃。他回头问我姐，刚才，和我打招呼的人是谁？

晚上，我在女友家里过夜。她家后院，原来租给我父亲药店当仓库。在我八岁时，我就见过她，一个黄毛丫头，这应该是天生的缘分。我岳母对我很关心，看我瘦骨伶仃的，天天茘枝龙眼炖西洋参给我吃，希望让我一口吃成个胖子。岳母很体谅我，没收什么财礼钱。女友是二姐介绍的，在她结婚前的傍晚，忙得脚不着地，也没忘记弟弟还单着。她在院子里说起，她工友的邻居家，有个姑娘长得不错，如果有兴趣，可以见个面。我跟过去相亲，一见钟情。母亲说，都说娶了媳妇忘了娘，你还没有娶媳妇呢。

三个姐姐，都是从牛棚改造的房子嫁出去的。我们也在这里结婚。两边都要摆酒请客。我没钱办婚礼，母亲做主，让大姐借给我三千块钱。后来算了利息付给她。母亲说得实在，姐姐是自己人，姐夫是别人。亲戚之间，不要为钱生了龌龊。父亲不愿参加我的婚礼，说自己当年做公安特派员，处理江里漂下来的木排，得罪了许多乡亲，难免误伤你女友家的族人，避免尴尬，不去为好。现在看来，其实他心理扭曲，已无法融入大庭广众。母亲则说，抱养的外甥明天结婚，这外甥和她关系好，她必须到外甥那里筹备婚礼。我想起我们的新房装潢清理，都是女友挺着肚子辛苦操劳，我母亲一脚都没来看过。忍不住说，我是你亲生儿子，你宁愿去筹备外甥明天的婚礼，也不参加我的婚礼，这母亲做得也太容易了。

岳父是海员，平时很讲究，注意自己的形象，这么一来，他很不开心。我两头不落席，干脆破罐子破摔，甩手说，算了，不结婚了，爱咋咋的。岳父母想了又想，毕竟过意不去，还是过来参加婚礼，但脸色总有些微妙。我母亲，最后还是来了，也随婚车到我新房，但当晚就随车回去了。

因为妻子上班的仓库失火，我儿子七个月早产下来，身体羸弱。后来，在他学习上获得一点荣誉，我们兴起，难免说给大家听，三姐说，你这个儿子，“弯搭猴，哮搭嗽”，还搞起来很能干似的。一句话，把我们搞得讪讪的，话不投机半句多。

当年，在老屋登记房产证时，父亲干脆一步到位，直接登记我的姓名，母亲在边上有些不高兴，说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直接写给儿子，以后我怎么办。但她拗不过父亲。

我不知道父母之间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开始分餐，父亲自己去菜场买些菜，放在酒精灯锅里烹制，菜汤沸了又沸。父亲贪杯饮酒，一天到晚醉醺醺的。
　　

五

一九九三年四月底，我考到报社工作三个月后。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说父亲食道有些不舒服，后来逐渐只能吃些面条，现在好像吞咽也有些困难。她很紧张，不知道到底会出什么事情。

父亲过去可说是个美食家，几乎吃遍大半个中国。他不写文章，但能说会道，对自己走过的地方，尝过的美食，一直津津乐道，使得年幼时的我，就对天南地北的风光美食耳熟能详；虽然经历坎坷，但他绝对是个乐天派，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我姐弟放学回来，他都是站在楼梯口，乐呵呵地邀请我们，“楼上请，打扑克”。因为我们当时实在没有任何学业压力，所以大家的日子，过得不是不滋润的。在我印象中，他特别喜欢吃鸡蛋，一吃就是一脸盆的鸡蛋。他半辈子行医，却丝毫没有对胆固醇、血糖、血脂、血压之类的惧怕。也是无知无畏。

后期，他的生活出现太大变故，内外交困的压力，迫使他时时亡命他乡，他在逃避着什么。我往往大半年不能见到他，也没有任何音讯。于是我小小的年纪，便养成看报纸上讣告和死亡通告的习惯，每逢黑框地带，便即如饥似渴。我心里一直有深深的恐惧。我深怕他哪一天，走出去就不再回来。

母亲这样打来电话，肯定是有什么变故。正在逐渐熟悉业务的我，心里一阵阵发紧，我对工作不敢稍有耽误，一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过日子。踌躇复踌躇，最终决定请假去看父亲。

和妻子带了孩子开车抵达家乡，一路上心乱如麻，惶惶不可终日。寒风凛冽，我们骑着助动车，迎着寒风骑到家，我们苦中作乐问儿子，痛快吗？儿子揉着通红的小鼻子，瓮声瓮气回答，痛快是痛快，就是冻得像冰块。

我父亲，一个素来自称革命乐观主义者的人，如今同意他的儿子，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看他，可见已经处于非常状况。到家后，还没放下行李，我就跑到三楼去看他。他看上去精神不错，只是稍微清瘦了些，这对高大魁梧的他来说，实在不算有什么变化。

我强自镇定，问候他。他看见我和妻子、儿子，忽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很是欢喜，但又奇怪，今天好像不是休息天，你们怎么能来？见面才几分钟，他马上就起身要去菜场买菜，这是他的真诚所在。但我一直不很喜欢，怕他太过铺张浪费。我没结婚前，他一直如此。今天他当然也不例外，和我说了几句话后，他就下楼跑出去，怎么拦也拦不住。

母亲以眼神询问我，是否看清父亲的神色有变，我默默无语。我不是医生，但毫无缘由的恐惧，已经渗透了我的心脏，使我全身发凉。我无法想象，今后的日子该怎么办，我无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惊恐。我以为父亲是不会老的，虽然每一次见面，都会发现他的头发，一丝丝变得斑白，皱纹一条条加深。但我一直以为，他是不会老的。我以为告别他的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父亲回来后，我坐下来，第一次试图与父亲面对面。现在，在我的想象中，我们心有灵犀，但我们父子多年，其实没有任何机会，一起讨论过什么。男性的心灵壁垒森严，即使父子，也无法窥视无法攻陷。今天我对父亲的所有想法，其实都是在他过世后揣摩出来的，之前我却无法进入父亲的胸怀，去了解什么。他从外地回来后，途经城里，总是要到我这里看看，带些水果之类的东西给小孙子。在沙发上才坐几分钟，起身就走。我们之间的对话，永远不会超过十句。

父亲从菜场回来躺下后，我开口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没什么关系的，我自己心里有数，可能有些炎症，吃些药就能好。我默然。妻子善解人意，轻轻地劝说父亲还是去看看医生。我感觉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因为话语中，不能太过惊动他。他是个非常敏锐的人。父亲很喜欢听我妻子说话，所以这个貌似艰难的工作，居然很快就迎刃而解。或许是他给我们一个尽孝的机会，或许他也想证实什么。

父亲、母亲、我阿姨和我姐姐们，坐塘河轮船到城里后，我带他们到一院。医生说可能会有些麻烦，但床位非常紧张。我便询问采访时认识的市卫生局计财处长，有何良方，他推荐第五人民医院，因为那是肿瘤专业医院。他帮助联系院长，院长建议我父亲住院治疗。我带他们到了那医院。

院长吩咐该院最好的几位主任医师，马上进行会诊。我去办理住院手续，交了两千多元住院费，开一大袋的药提回病房。父亲坐在病床上，一言不发，看着窗外。母亲和我姐姐、我妻子几个人围着他。

见我回来，他对我说不想住了。我奇怪地问为什么，他说他没什么毛病，只是一般的炎症，用不着住院。我说住在这里，让医生彻底检查一下，很快就没事的。他找理由说这医院条件不好，我说，条件不好有什么关系，能治好病就行。他说不喜欢窗口看出去，就是满山的椅子墓，感觉不好。

我说那我去找一医，我来想办法。他说，不用想办法，我想回家。站在床头边上一直没说话的我大姐，实在忍耐不住，冲口而出，你是食道癌，不治疗会出事的，还是住下来吧。他沉默了，许久没说一句话。

忽然他抬头对我说，我同意治疗，但我不在城里治，我回县里去，有的是好医生。我说城市的医生，当然要比县里的好，你还是住在这里吧，过几天如果不习惯，我再送你到一医去。他说，我知道，还是让我回县里好了。我自己懂医，知道该怎么办。

大家都无可奈何。许久，我只好到门诊室找主任医师，哀求他能否退掉住院费，他非常奇怪地询问缘故，我说我父亲想回县里去，请求他帮帮忙。他考虑好久，到病房和我父亲谈了几句，终于同意退房，叫我跟着他去办手续。

我楼上楼下跑，眼泪一阵一阵下来。太阳非常大非常热，我一路哭着，哭到病房门口，才忍住泪跨进去。父亲已经起床，好像没注意我有什么异常，我的心有些安慰。大家陪着他，坐车到我小小的家。

我儿子还很小，陌生感过去后，很快就腻着爷爷玩。我父亲一直有传统的情结，那就是男丁观念。我儿子出生后，我曾经和父亲探讨过，我如果生的是女儿，他会有什么想法。他笑一下，说，如果是孙女儿也没什么，只是感觉像皇帝丢了玉玺，当然皇帝依然是皇帝。这是我记忆中，比较好玩的一次谈话。

祖孙俩很开心地待一会儿，父亲便有些疲倦，睡下了。次日一大早醒来，他说想吃炒粉干，我便赶紧骑上自行车，出去找炒粉干。一直骑到小南门，才发现有一间刚开门不久的小吃店，我问有没有炒粉干，那人说有粉干，但没有炒粉干。我央求他，能不能为我炒一碗粉干，因为我实在骑不动了，我那时非常瘦弱。他见我眼泪都要下来，说好的，帮你炒一碗吧。一会儿他就炒好一小碗，说五块钱。我给了他，急急忙忙地往回赶，父亲很开心，吃几口就放下了，顺口问这么一小碗要几块钱，我没注意，顺口说五块钱，他让我母亲给我五块钱。我有些生气。我母亲掏出五块钱给我。我气急败坏，但也无可奈何。

大家都吃好后，他就督促大家起身往县里去。我赶着要去上班，把他们送到门口不远的码头。他们上了轮船。目送他们远去，我就急忙到报社去了。半天后，家里打来电话，说父亲没有坐船到县里，而是在经过镇里码头时，就下了船，回家了，他说知道自己已经是晚期，没必要再做手术，反正要死的，做手术也是死，何必喉咙被人割开。自己能抓中草药治疗自己，没必要兴师动众，到什么县里医院住院，有时间去看看病即可。

我实在无计可施，赶回家，扑通一声跪在父亲床前，求他入院治疗。他流了泪，把头朝向床内，不再理睬我。大家都拗不过他，也只好遂他的意。

才几天，消息传来，便不对头。他开始吐血，出现不良反应。我和妻子赶紧请了假，带着儿子赶回镇里。才几天没见，父亲已经消瘦，身体疼痛，而且什么也咽不下。我再三再四，请求他入院治疗，他只默默摇头。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说到做到。

我只好到镇里医院拿药，请同学过来为他注射。县公安局领导知道后，也要我们派人过去，领一些药物回来。但后来没能派上用场，父亲去世时，有人帮忙整理房间，把有用的没用的，都远远扔了去。我同学来了多次，工作也忙，时时被什么事情耽误，父亲便示意我和妻子为他注射。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战战兢兢几次注射后，也开始掌握技巧，知道如何才能使父亲不过度疼痛。他疲乏的眼神无助地看着我们，好似在鼓励我们胆子大些。他周身难受，我妻子坐在父亲床边，饱含热泪不断地为他按摩痛处。他感激地看看她，沉沉地睡去。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五官端正的他，逐渐两眼深陷，脸如土灰，神色疲惫，昏昏欲睡。我们在父亲身边陪伴着，惶惶不可终日。所有的劝解均告失效，我们只有度时如年地等待着末日的到来。我们就像坐上死亡列车，眼看一步步临近深渊，却无法自拔。我是个敬业的人，坐在父亲身边，想着他赶快好起来，心里却不争气地挂念着工作。我到报社不久，心理负担甚重。父亲半睡半醒，朦朦胧胧地说，你工作忙，先回去吧，我没事的。我唯唯诺诺。

稍后几天，他已经发不出什么声音了。默默地看着我们。我们每天一次，为他擦洗身子、注射药物。逐渐地，改为一天两次，甚至几次，他一有痛感，我们便为他注射。我们和母亲、三个姐姐、三个姐夫，日夜轮流值班。我们看着他，一天天衰弱下去。刚开始，他还喝一些水，后来便什么都喝不下了。

如此十五天后，和二姐夫一起帮他擦洗好身体后，他凝视着我们，轻轻地说，谢谢你。

看他的嘴形，他似乎还要说些什么。我们把耳朵凑到他嘴边，却什么也听不清。我怀疑他的认知出了问题，他要求墓碑上不用真实姓名，而用上他当年的乳名，巨升，那是他的母亲为他取的名字。也许，这能让他离多年不曾亲近的母亲更紧密一些。我叹息着想。

几天来，瘦弱无比的我实在累坏了。看他精神还算不错，母亲便要我先到妻子娘家休息一下，让姐夫在边上陪伴。我们回到她娘家，我躺下就睡死了。

半夜里，楼下有人大力拍门。在夜深中特别骇人。是我大姐夫的母亲，她过来通知说，我父亲刚刚过世。这一天，是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四日，离我知道父亲的病情三十天。父亲生养我三十年，我只陪他十五天。

我愣愣地坐在床上，想不明白什么事情似的。渐渐地，我起身，穿好衣服，和妻子下楼，走出屋子，慢慢到我家去。夜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感觉风特别凉，浑身在战抖。但我已经麻木。

家里灯火通明，楼下大门洞开。从来只在别人家看见过的丧事，在我家铺开。我慢慢上楼去，父亲已经离开我很远很远，而且逐渐更加远离，永远不再回来。母亲低低地告诉我，我走后，父亲睡着后，就没醒过来，后来才发现他已经逝去。

后来才懂，他白天的清醒，叫回光返照。

我阿姨闻讯赶来，在他灵前哭泣说，老乔啊老乔，你怎么这么狠心，不等等我就走，你抛下我可怎么办。

丧事，依照乡镇的惯例，有条不紊地进行。母亲和姐姐们，哀哀哭几天后，一家人开始安静地待人接物，一切都波澜不惊。第三日发丧。不少花圈不少挽联，把整个院子装点得气氛肃然。老家的亲房族人，陆续下山，来为我父亲送丧。

举丧时，我们在父亲灵前举行告别仪式。落柩时，急急如令令，钟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牵头办事者命所有闲散人等，尤其生肖相冲者，远远退避三重门外，只让我在灵前最后看父亲一眼。瞻仰着父亲的遗容，想起从此不再有父亲从此不能再见父亲，心似被摘了一瓣，不禁悲从中起，顿时恸倒在当地。

我身后，扑通通跪了满满一院子人，不少人跪到道路中间去。

我父亲起丧时，我儿子被岳母抱着，举着幡走在队伍前头，他还什么都不懂，被鞭炮吓得够呛，满脸是泪。长长的队伍围绕街上走了一大圈。旁观者密密念起老乔同志的好处，一些人陪着垂下泪来。县局老陈局长、市局陈副局长，都过来给我父亲送行。老陈局长唏嘘道，老乔这人，死在他的脾气上。做人一世，太执拗了。

牵着我走过一段岁月的父亲，就那样默默走了。没给我留下任何话语。

在思思念念中，一年一年度过我的人生。母亲有时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渐渐地，她会念起我父亲来。她告诉我们，父亲自己做了大半辈子医生，当然了解自己的病情，他知道治疗也没什么效果，也知道我的收入不高，他可能是不愿意因为治疗自己无法治疗的毛病，给下一代留下还不尽的债务。但我知道，父亲不愿欠我的情，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可能早已彻底失去了，在这个世界继续生存的欲望吧。

我无语以对。我还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留下来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思念。陪着母亲坐一会儿，走出家门时，阳光非常刺眼，我抬头看天，在心里积了多时的眼泪，慢慢渗了出来。

他终于回到山里，面朝塘河。他一辈子没离开这山这水。他所在公共墓区，数千米之遥，相对塘河源头。他的墓碑上，刻着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以为，是父亲不愿留下曾来过的痕迹。回故乡问起，才知道那是祖母为父亲取的乳名。我想，父亲终于回到祖母怀抱了。

鲲鹏是刻在我父亲墓碑上的名字，上头还有七个红字：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和一帮堂兄弟姐妹，一起去的父亲老家。

多年前，追着父亲飘出山的可是头顶这一片云？多年前，拂动父亲小褂前襟的可是刚才那一缕风？山还是那山，岚还是那岚，物是人已非，山丹丹一茬茬依然灿烂而矜持地开着，归乡的却是从未踏过故土的下一代。当年，为了一种朦胧的向往，独自走过十来个小时山路的少年，而今，长眠他乡已经年。

打懂事起才知道，父亲的老家在这里，几十年来一直无缘亲近。年少时，骨子里有一种歧视山里人的苗头，对故乡来客总是爱理不理，有着没来由的不耐烦和廉价的优越感。辛辛苦苦扛下山来的春笋，好吃，但菜场不才几块钱一斤吗？终于，逐渐感觉自己世故了一些，心也似慢慢结了茧，但在想象中，故乡的轮廓却一天真似一天。

当与堂兄弟谈起祖屋、祖坟时，我的心忍不住轻轻地颤栗，有一种感觉缓缓沁出，到山里去，看看父亲住过的老屋，濯过足的小溪。

终于，汇集了一群堂兄妹，我们浩浩荡荡地走进大山。七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从山东济宁迁来此地时，大约攀援的也是这条山路。七百多年来，原先的金山村，开始有了住着刘姓的上金和住着金姓的下金。行程间，这一段历史方才于堂兄妹的言谈间渐渐明朗。

故乡的渐近，思绪亦如简易盘山公路，上上下下，漫无边际地延伸着。一九四八年冬，父亲还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少年，挑着几把竹椅和一捆削好的扁担，沿着我们车轮底下这条山道下山时，他心中有着怎样的感受？对未知的世界，是满怀憧憬，抑或更多的是惶恐？

他可曾想到，这一走就是几十年，与故乡的联系仅靠那一份依恋维系；他可曾意识到之后的路是如此艰辛坎坷，境遇是如此复杂？当年的他，在会市上卖掉最后一把竹椅，就跟着一群游击纵队的人走进了另一片大山，从此他的生命豁然洞开，开始走向祖祖辈辈从未接触过的天地。

几年后，回到山里探亲的父亲穿着军装，已是两个区的公安特派员，然后这个山里人做了水上派出所所长。他一如既往地耿直和温厚，一直以来，村里人皆引以为荣。

如今，父亲深深眷恋的故乡只剩下三十来户人家，稀稀落落的，只余老人、孩子静静地生活着，不复当年二百多户农家的大村落了。袖了手的老人眯缝着眼，在太阳底下昏昏地打着盹儿，脚边卧着的土狗，偶尔张开湿漉漉的眼睛，懒懒地瞄一眼走近的人群，似乎只有这一画面，千百年来未曾改变过。外面的世界，与他们仿佛是不相干的。

但这里的世界，却与从未踏上这方土地的我，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婶奶奶絮絮地说着父亲的往事，父亲从十几岁上离开村子，先后只回来过三趟，最后一次是重病之后，突然打定主意回老屋住了三天。或许是为了圆最后的心愿。

在尘世间，一日日地忙碌着，似乎连悼念、追忆的时间亦是匆忙的，然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一一拜谒祖公、太祖的坟墓，燃烟为香，看袅袅青烟随风飘尽，心亦如这里的空气，澄澈无尘。在这里，父亲的影像异常地清晰。

品着家酿的黄糟酒，在婶娘烧热了的铁锅里，轻轻地揉着刚刚从老茶树上摘下的新芽儿，轻轻地揉着，一下一下，也慢慢地收拾起七零八落的惆怅。
　　

六

旧镇改造时，镇里动员我们带头签字。我怕跑来跑去影响工作，一次回乡时，直接跑去镇里，签了拆迁合同，作价九万三千块钱，再加一块宅基地。镇委书记老陈，还对别人说我占了便宜。后来，老陈因为贪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此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这字签下来，母亲没有了房子居住。我签字后，便回城里上班。满街拆出宅基地，我的宅基地无人接手，我又拿不出五十万元参与集体联建，就作价转让给我舅子。三姐想要房子，但她很争气，不想问我，径自去买了她朋友家的宅基地。母亲就此没了房子，我当时懵懵懂懂，一直没有想到，我造成一个退休老人居无定所，开始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母亲流了多少眼泪，我不清楚。母亲在三个姐姐家，轮流住一段时间后，买下县城边上的老人公寓，三十七平方米，有使用权，无产权证，用的是她自己的积蓄，加上姐姐的支持。母亲说我不孝，我没有亲耳听闻，是好心人传过来的。我不大懂人情世故，忙着拼命工作，维持小家庭运转。

母亲一直独自居住。我们也曾经几次请她过来与我们同住，她来住过几天，总是能找出绝妙的理由，回到她一个人的家。她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管寒冬腊月，始终要开着窗户，每天都要出门溜达，走走路，甩甩手，刮风下雨也不间断。她工作到退休，一辈子织袜子。我的二姐三姐也是，织针织衫。她们工作到针织厂在十几年前倒闭。

母亲过去喜欢肉类食品，腊肠，鸡肉等等。所以我们夫妻私下探讨时，有时也会担心她的消化功能有问题。但这些顾虑，在她比较健康地，独立生活二十四年后，就打消了。她过得还好，去看她的时候，她担心我们太辛苦，说一周打个电话过去，问候一下就行了。一周一个电话，也就成为双方默认的习惯。我知道这是她的客气，不想让我麻烦。但我也无可奈何，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她和我，都是不大会表达爱意的人，知道我们彼此在乎对方，但我们都说不出口。她很善良，也很爱我们，但她可能不懂得怎么去爱去表情达意，说话习惯直通通的，甚少考虑听者的感受。过去，她和我父亲，一辈子也是钉头对铁头。这是他们俩的自我评价。当然，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也都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相处模式。在心中，我把这样的相处模式，想象成刺猬一家的相互取暖。

那年国庆节前夕，我给妈家里座机打了两次电话，没人接；又给她打了几次手机，也没人接应。我有些奇怪。她平时出门不多，大部分时间在看电视剧，部分时间在门口和老工友们聊天。她的人缘很不错。她住一楼，这座楼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听雨楼，处于老人公寓的中心区位置，她收集了许多椅子凳子及坐垫，供老太太们聚会时安坐，天天坐起跟打八仙似的。老太太们对她的评语是，阿美孃人好兮好的。所以，她的活动半径就那么大，听到电话铃声，基本会过来接起，我问，阿妈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妈咳嗽几声后，说总那样嘛。然后我问，还那么嗽啊？她说是啊，天气有点变化就会有感觉。我说天气凉了，要多穿衣服了。她说嗯。或者我说这几天下大雨，有没有淹啊？她说没有。然后母子俩就无话可说了，嗯嗯啊啊几句以后，电话也就放下了。几乎每次电话，都是这样开头如此结束。

国庆节当天上午，我又给她打了几次电话无果，然后打手机。手机终于接通了，听她有些疲倦的声音，说有些头晕，想呕吐。所以住到我三姐家。准备去医院看看，我说是应该去看看，要不做个体检也行，她也答应了。打完电话，我再作葛优躺，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大概因为国庆节，我想起父亲来了，从沙发起来时，我嘟囔说，儿子也快做满了。妻子从厨房出来，慌忙问道，你说什么呀？我说没什么。她说妈妈怎么了，你干嘛说儿子做满了？我没回答。之后不久，参加外甥的女儿满月酒席，我们回家时，送妈妈到老人公寓时，正下着瓢泼大雨，妻子扶妈妈下车开门，她们聊了几句。妻子回车上时，我说有些不舒服，她问怎么了，我轻声说，妈妈看上去怎么一股死相？妻子说，不会呀，你千万不要乱说。我说，我是看妈妈的脸色很差，我错了，我不该乱说话的。

岂料一语成谶。在父亲去世二十四年后，母亲查出了肺癌晚期。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日上午，从医生口中得知，我这一辈子第二个亲爱的人，也将要离我而去。

外甥媳妇张医生，以沉重的心情告诉我，我七十九岁的母亲，这几天经过CT、胃镜等检验以后，证实为肺癌晚期，转移肝部，淋巴，已大面积扩散，胃和肠有待确认。

我心沉重。上一次落泪，是在二十四年前父亲的葬礼上。想起从此不可能再见到父亲时，便悲从心中来。而今，这一幕又再度出现在我的人生当中。张医生说，留给老人的时间估计只有三个月，最多不会超过一年。她为我打开老人的电子记录，肺部的片子，和肝部的片子，在我眼前翻转着。她指点说，这里，这里，这里，都已经是大面积的阴影，基本上已经病变。看见那一团团阴影，想起那是存在母亲肝肺当中致命的疾病，我的眼泪就哗啦啦地往下流。张医生抽了几张面巾纸给我，说在现在的医疗水平和条件下，肺癌不算是很可怕的毛病，有些患者愈后情况很不错，甚至有可能再活二三十年，都没问题的。治疗老人家的难度在于，她错过了最佳时机，肺癌肝癌又用药不同，所以她非常担心，前景很不乐观。张医生是上海交大医学院的硕士，毕业才一年，我母亲很为拥有这位内科医生外孙媳妇为荣，说人吃五谷，难免生老病死。家里有医生就方便多了。谁知道应在这里。

从县医院出来，送母亲到市医院做全身CT，结果可想而知。然后，坐动车到上海，就诊龙华医院。十天后，老太太要求出院返乡。年底年外再度入县医院两次。直至弥留，回家。

分分秒秒在痛苦中度过。过程漫长，老人每天都在抗争，挣扎。这是注定失败的一个人的战争。从骨子里说，医生，护士，家人，谁都帮不上忙。

是我和三姐，送的母亲去上海治疗，无济于事。三个姐姐都已疲惫不堪。春节期间，我陪伴在母亲病床前。她看着我，好像一直看不够，我在她眼睛里，看见我自己。我说，妈，睡吧。

她说，我要长睡了，现在先不睡了。我们母子俩，难得有相处的一天。你也老了，头发稀疏，也劳心啊。其实，当年，我是不想把你生下来的。怀上你后，我拼命搬棉纱，搬袜筐，想把你给累下去，结果你天生是我儿子。养你养得很苦，你小时候患盘肠气，整夜整夜哭，哭得肚脐眼都突出来，我整夜整夜无法睡觉，第二天，要继续上班。你是我的冤家，是过来折磨我的。你爸把老屋写给你了。一直是你姐姐照顾我，我去世后，老人公寓就不给你，给你姐姐了。我的病，是你害的。我和你爸，龙虎斗，斗了一辈子，就没过过一天的安生日子。现在你爸去世了，你又是这样，只会给我气受，带给我痛苦。

我木然以对。如此犀利的对话，是直击灵魂，撕心裂肺的。母子间关于遗产分配的对话，戛然而止。空气很安静，似乎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屋外偶尔传来放鞭炮的声音，噼里啪啦，把凝固的空气给撕裂，响过，一切又静止下来。雪花似乎已经飘下来。多少年没有下雪，今天飘起来了。渺渺茫茫中，我似乎听见，那首从遥远的天边传来的《好了歌》。

凝视着昏迷中的母亲，我泪湿脸颊。

母亲住院三月，临终关怀，治疗无望后，辞别人世，终止在二零一七年三月八日下午。

职业殡殓人王建设，神情肃穆地打开玉白色骨灰盒子，用胶刀细细地在盒口四周打上胶水。在等待一个多小时后，火化间的双门打开，职员两手提着没有扎口的白纱布包裹两端出来。通过长长的栈道推送进去的亡母，已成为几根骨骺和粉末。

王建设交上回执，核对姓名，接过包裹，放入盒子，盖上，又细细地把外包装的红绸布四角打上死结，细细地理出，然后扎出花束，再将网兜套上，缓缓转身将背带套入我的脖子。谢谢，谢谢。我的眼泪，哗地一下就下来了。

我轻声说道，妈妈，走了，我们出发了。

她和父亲，一辈子龙争虎斗，终于在地底相聚，再度相依为命。

骨灰盒挂在胸前，我走在送葬队伍前头，心中喃喃自语，妈，要过桥了，妈，要上山了。妈妈再见，如果有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儿子吧。儿子无能，欠您的情，我下辈子再还。

边上有户丧家，奏的音乐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军乐队一直在苦苦追问，你到底爱不爱我。我心里一阵苦笑，看来，人世间与我一样心境的，大有人在。大家都在作无望的追问，你到底爱不爱我，其实，问了又能怎样，还不如没有答案，即使有明确的答案，谁又如何明确应对。人世间几回伤往事，最难厘清的，就是亲情和爱情。

我知道，不用问，我母亲，一定非常爱我，否则就不会十月怀胎生我下来。我张开双手仔细端详，虽有十个簸箕，却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只落得两手空空。而把好牌打烂的人，在我们家，代代相传。我也是其中之一。

一家有一家的甜酸苦辣，“龙虎斗之家”的爱情和亲情，紧随时代节律，峰回路转。

十八个表兄妹婿媳，组了一个微信群，除了偶尔转发心灵鸡汤、中医良方，基本保持缄默状态。岁月流逝，人生苦短，看来，该找个时间，和姐弟们聚一聚了。上一次还是冬表哥牵头的，席间，他希望年年有人做东聚会。但过不多久，意气风发的他，在接待装潢项目合作方时，因酒噎亡。他是一位出色的国画家，在省内外小有名气。兄弟姐妹会就此作罢。

我想，如果和闹矛盾的三姐见面，场面一定尴尬。但做人无须顾虑太多，总得去面对。上了岁数，聚一次少一次，不妨珍惜机会，尽可能多多相会吧。我想起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的大蒜故事，包着蒜衣是一家，剥了蒜衣各顾各。父母在，兄弟姐妹是亲人；父母去，就是亲眷了。幸而，父系母系的基因，在我们身上延续，再如何折腾，我们始终都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