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眷恋

邵尔辉

母亲说过，所有的梦想，都会开花。——题记算起来，到今天为止，母亲走了整整六年了。生前，母亲曾履任过山东省第七、第八届省人大代表、济宁市政协常委，兖州县台属联谊会主任。她的后半生，既见证更参与了我们党和国家历经坎坷的复兴之路，并且始终在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家国梦而奔走呼号，直到终老。

母亲于1931年生于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县城一户普通人家。

1948年，兖州解放前夕，滋阳中学（兖州一中前身）决定迁址南下躲避战乱，数百名在校学生追随学校一路向南。据说，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蛊惑，再加上迫切的读书愿望，当时整个山东省大约有八千多各校中学生与校长、老师们一起蜂拥南下，他们被称为“流亡学生”。我母亲、两个舅舅也在其中。那一年，母亲十七岁，二舅十五岁，分别是滋阳中学三级和四级在校生，而大舅那年刚刚结婚，已不再求学，不知为什么也别妻背井跟着瞎跑。师生们的初衷，无疑是想找个没有战乱的地方继续读书，但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这些懵懵懂懂的学生娃一生的噩梦便由此开启。正像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描述的那样，这群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孩子，绝大多数不仅求学不成，反遭厄运，一路之上，饿死、病死、横死的不计其数，有的甚至因为质疑国民党的逆行而惨遭戕害，许多人不得已流落海外或稀里糊涂地上了贼船，更多的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我大舅就是这样去的台湾。四十年后，大舅回乡探亲才知道，原来他在大陆还有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女儿，当然，这是后话。

我母亲一生极为坎坷。当年她带着二舅不久就与大舅走散了，后来才听说大舅被抓了壮丁。二舅因为年龄小又染了病，侥幸躲过一劫，可学校师生早已七零八落各奔东西。没办法，母亲只得拖着病恹恹的弟弟形同乞儿，走走停停，于1949年秋艰难的回到了家乡。

家乡已经解放了，百姓生活终于安定了下来。母亲想继续求学，但姥爷不许，因为家里已经为她订了一门亲事。男方是一个四十多岁丧偶的铁路工人，姥爷说，人虽然年龄大了些，却是在铁路上混事的，跟上将来吃穿不愁，况且人家还给了那么多彩礼呢！母亲听说自然心灰意冷，她选择了出逃，奔着一个远房亲戚去了东北。那个年代，关里人闯关东司空见惯，一个十九岁的单身弱女子，却很少见，又是为了逃婚！不久，母亲考上了教师行当，后来，又遇上了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父亲。那时节，母亲曾单纯地认为，她的幸福生活正在拉开序幕，尽管姥姥姥爷一直不肯原谅她，尽管大舅仍然音信皆无。

母亲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闯罢关东回少陵，历尽艰辛劫后生”。二十年后，母亲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了她出征的原点。父亲的右派身份再加上自身疑似有海外关系（当时并不知大舅的死活）的定性，成了母亲面前绕不过去的一堵墙，虽然侥幸没有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却也不允许再登讲台，这也是母亲最为伤心之所在。

伤心至极的母亲，想家了，她知道，远方那片饱含亲情和友情的土地，那片无助时能拥你入怀，容你静静啜泣的胸襟，是故乡。有时，我总在想，母亲这一生，像极了某种乔木盆景，内心极渴望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却总有外力不停地整饬，不可抗力时，只好示人以另一种美。

母亲和我都喜欢李清照，我肯定是受她的影响，但我们喜欢的风格却有不同，我比较喜欢易安早期作品，比如“蹴罢秋千”“昨日风疏雨骤”等等。记得我十五六岁时曾胡诌过一首小诗，《暮雨》：“日暮雷鸣骤雨，涌入脚下成溪，檐下行人嗟叹，路旁绿枝窃喜。”明显是东施效颦。母亲却对易安中晚期词作爱不释手，比如“红藕香残玉簟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等等，常常被我私下里笑作“老林黛玉”。其实我那时少不更事，还不能理解母亲寻寻觅觅的一番苦心。

大舅的女儿那年已经二十多岁了，有时，她会仰起一张白皙俊俏的脸，以那种与她的年龄并不相称的表情和语气向母亲发问：“大姑，为么当年你们一起出去的，你和二叔回来了，俺大（方言：爸）却没回来？”二十多岁，正花开待折，却因为有一个疑似在海外的爹而前景堪忧。后来，已经参与县委统战工作的母亲告诉我，据统计，当年兖州全境去台人员共937人，这里面，就有120多人是与母亲和舅舅们一起南下的流亡学生，而他们的亲属，后来被统称为台属，共有1339户，约一万余人，这其中许多人，特别是子女，在升学、就业和婚姻等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七八十年代的老人，习惯把获得解放的那一年作为世道变迁或人生经历的分水岭，他们常挂在嘴边上的比如解放前如何如何，解放后又如何如何。但是，如果你经常接触那些台属，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人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就是1979年。

1979年以前，母亲被我们居住的那个街道革委会任命为“读报员”，那时，组织本辖区居民学习时事政治和进行思想教育，是街道这级党组织的重要工作之一。一般情况下，每逢一、三、五或二、四、六，街道会组织居民集中读报纸或听广播，偶尔也会组织学习心得交流会，但往往最后会被那些大娘或大嫂们的张家长、李家短搅乱。1979年元旦刚过，并不是正常的学习日，母亲却接到通知让晚上去街道读报。母亲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许多重要精神会通过《人民日报》这条官方重要喉舌集中发布。但是，接过报纸的那一刹那，她不知为什么竟有些发懵，那是一张1979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母亲张嘴读出第一行字“亲爱的台湾同胞们”便立时哽咽了，周围的人都张大眼睛看着她，有一个大嫂还小声嘟囔了一句：“又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你激动个啥?”。

其实，当时我也在场，不要说别人，我也不能完全理解母亲的这种情绪波动。回到家里，母亲郑重地回答了我的疑问，她说：解放后三十年来，这是党和政府第五次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前四次都是民主党派或国防部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布的，语气强硬，措辞严厉，就好比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跑了，听到母亲在后面大喊“快回来！看不打死你！”，可这次，孩子却听到母亲在牵肠挂肚地呼唤：“亲爱的孩子，你还好吗？”，你说，这孩子能不激动？我猜，如果你大舅他们还活着，听到这个消息，一准儿会抱头痛哭到天亮。那年春天，县里组织港澳台及侨眷代表座谈会，会前有人跑来询问，上面到底是什么态度？我们去还是不去呢？母亲知道他们心有余悸，却笑着告诉他们：你看，春天来了，冰雪都化了，花儿会开的。

电影《小花》的主题歌唱道：“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望穿双眼盼亲人，花开花落几春秋”，母亲说，那绝对是她当时的内心写照。因为当时两岸三通还没能达成，直接找人仍不现实，但母亲了解到，当年去台湾的部分同学中，有一些后来又脱离了国民党，去了香港、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周边国家或地区，甚至去了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他们与台湾的联系应该是不受限制的。1981年，几经辗转，终于得到了大舅的消息，他竟然还活着，并且早已退役。母亲喜极而泣，当即把这个消息向县委统战部及政协相关领导做了汇报，领导们非常高兴，表扬母亲说：陈老师，你打通的这条通道非常好，就像不辞劳苦收获的一根藤，下一步，咱就可以顺藤摸瓜扩大战果了，你放手干吧，我们会全力支持！

“顺藤摸瓜”，这对母亲真是一个莫大的启示，母亲想，这根藤真是太重要了，一定得想办法让它扎根、抽芽，直到枝繁叶茂。她决定从寻找当年去台同学入手，尽最大努力使每一位台属都能得到自己亲人的确切消息。于是，她想到了重新修订滋阳中学同学录。之所以萌生这个想法，是因为几十年来，母亲心中一直珍藏着一本《同学录》。

1947年，滋中师范部及初中部有六个班即将毕业，这是滋阳中学自1943年建校后的第二批毕业生，学校非常重视，“诸生亦以行将离校，辑同学录以作纪念”（摘自滋中教务处主任田抡一为滋中《同学录》所写的序）。虽只是薄薄的一册，却收录了1947年在校的五十多名教职员工及八百多名在校学生的相关资料，只是通信地址早已不能使用。如能觅得原本，则既可使寻亲工作如按图索骥少走弯路，又可逐步补充内容加以修订，待完善后从新再版，赠寄远方，聊补师生多年来“雁分蓬散，天各一方，欲语无人传，欲书无处递”（摘自滋阳中学《同学录》再版前言）的思念之情。然而，近四十年过去了，几经离乱，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况且解放初，这本《同学录》还被认定为敌伪档案，被勒令收缴处理，谁知道幸存的几率到底有几分？到底是苍天不负有心人，经多方询问，终于打听到有一位定居北京的老校友，当年曾偷偷带出去一本并且珍藏至今。母亲闻讯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便一头扎进了这项被我称之为“海天一号”的寻亲工程中，如饥如渴，如痴如狂。我这样形容，并无夸张，我可以举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

那年我结婚，农历八月十六，一大早，梳妆完毕，母亲却觉得我的发带太暗，说是得亲自上街帮我买条大红的来。说完还真就急匆匆地走了，谁知这一走竟没了下文。那天，老公找的那辆硕大的面包车一早上要接三位新娘，我是第二个，时间都是排好的，车不等人。可母亲却老也不见踪影，派出去的几拨人全都无功而返。最后，我终于坚持不住了，流着眼泪爬上了面包车。后来母亲解释说，她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台属，说是母亲帮她找的失散了三十多年的父亲终于有音讯了，还转来了一封信，只是那信上写的全是繁体字，认不全，要母亲帮她看看，如果方便，还得麻烦帮忙写一封繁体字的回信才好。母亲这一高兴，就把什么都忘了。

两年之后，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母亲已经将她当年去台的128名同学和老师全都找到了（其中 3人已故），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台属得到了自己亲人的确切消息或收到转来的信件。那本同学录也被增补完整，并且还补录了1947年—1948年在校学生及教师的相关信息，共收录教职员工78名，在校学生1182名，于1986年底由母亲自费再版1200册，分发寄赠给每一位当年的师生校友。

后来，曾跟她谈起这件事，她说你当年说得对，那几年，我的确像是在做一项浩大的工程，好在不是孤军奋战，市委及统战部政协的领导还有好多滋中老同学都在鼎立支持我，不然我真的坚持不下来。不过，说起那些细节，老人依然历历在目：“那时的邮票真便宜啊，寄一封信才八分钱，寄到海外也不超过两毛，可架不住我一天怎么也得寄个十封八封的，一来二去，一个月的菜金就没了。”我笑着说：“怪不得您那时老让我们吃咸菜泡饭呢，弄得我到现在都还好这一口！”她不理我，依然沉浸在绵绵的回忆中：“那时候找一家能印繁体书的出版社真难啊，几乎跑遍全省，最后还是去了北京。还有那两千块钱的印务费，忒贵了！为这，咱家的老房子都没能及时翻修，不过话又说回来，没几年就拆迁了，要是真翻修了，咱那钱可就白花了不是？”我抱怨道：“您是在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又不是私事，花多少钱找公家报销不就得了？”。她突然笑了，低下头说：“那怎么好意思！”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母亲最繁忙的时期。那时，她已担任了台属联谊会主任一职，只不过没有级别，也不领工资，搁现在，大概应该称其为对台工作志愿者。我们姐弟仨也陆续结婚生子了。母亲为我们定的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谁家也不许麻烦她照顾孩子，理由是她太忙。这一点，我们只好忍了，可是到后来，连我们带孩子回趟娘家，她都很少给予接见，这一点，是不是有些过分？可是，她的确太忙了。全县一千多户台属，她几乎全都认识，没登过门的，几乎没有。她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落实政策情况、子女上学，就业情况，甚至帮他们读信、写信，不方便的，还会代为寄信，哪家的亲人久寻无果，她会跟人家的家属一样，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得知哪家的台胞要回乡探亲，她一样会高兴得手舞足蹈。正是由于这种锲而不舍，更由于党的拨乱反正各项政策己全面铺开，使得兖州境内早在两岸“大三通”之前，台属通信率已达到99%，台胞回乡探亲累计超过千余人次。许多侨胞、港澳台同胞还积极投资捐物，争相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做贡献。

自八十年代以来，母亲每年都会按照市委及相关部门的部署，组织滋中老校友开展各种活动，或自发为回乡探亲的台胞校友组织聚会，如1985年9月10日，由120多名港澳台侨及滋中老校友参与的庆祝我国第一个教师节活动，在兖州特别是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88年5月，为庆祝滋中老校友，浙江美院教授李蒂为兖州少陵公园义务雕制的杜甫塑像落成，大家欢聚一堂，进一步激发了学子们服务奉献家乡的热情。有一次，我居闲翻看《兖州市志》，竟然无意中发现在大事记一栏有这样一条记载：1987年1月31日，县台属联谊会主任陈琦等邀集海内外原滋阳中学师生147人，返校参加春节团拜。

2013年春节前夕，病中的母亲预感来日无多，跟我商量，想把那几位国外及台湾回兖定居的、昔日曾与她一起并肩工作过的老校友请来相聚。前些年，母亲每次邀集类似的联谊活动，都会响应者甚众，人多时甚至会在某个酒店里搞成专场。但近年来，能参与活动的逐年减少，这些当年浪遏飞舟的激情少年，如今均已垂垂老矣，更别说那些已经走远了的背影。我试着跟她说，天太冷，舅舅们都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要不等节后春暖花开时再邀？母亲说，我怕等不了。

能来的果然只有六七人。订的一桌菜，他们几乎没怎么吃，但嘴却一直没闲下来，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那天，母亲的精神特别好，始终微笑着、注视着、倾听着，末了，还饶有兴致地吟诵了她前些年的一首诗作：

闯罢关东回少陵，历尽艰辛劫后生。

冰心依旧玉壶在，梦里伊人淼无踪。

窗前老树蝉声起，耳边依稀读书声。

不是情暖千秋雪，哪得塔影伴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