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怀，对自然，对人文，我们敬畏，我们景仰。江河从哪里流来，你我从哪里来，我们文明的源头在哪里，我们怎么可以不闻不问不查考?

我们寻找文明的根源，就是能被称为“源头”的文化，说明它像大河支流一样，有属于自己的起点，与自身的文化发展路线，并且对大河产生重大影响的支流。夏文化(也称河洛文化)、东夷文化与苗蛮文化三大文化在中华大地相对独立发展，在五帝时期发展成“大火并”，又经过上千年的时间，最终融进一条大河内。而司马迁将华夏源头追溯到五帝时代。更有人再上溯至伏羲传说时代。人文源头探索，又因考古学的成长揭开新的一页。其中，属东夷文化相当顽强，从夏商周起，东夷文化就与华夏文化反复较量，最终打入汶泗流域(夷之称谓，大约产生于夏代，起初是一种泛指，并不仅指居住在东方的人们，指的是生活在某一层次区域内的人，故古人有“四夷”的说法)。华夏文化称自己为中心，称东夷为“边缘”。而一个不能争辩的事实是，在《礼记》《周礼》中记载的上古五帝，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是最具影响力的部落或者部落联盟首领，都在东方的汶泗流域。

关于太昊氏的分布范围，文献记载主要有两条：《左传·昭公十七年》的“陈，太昊之墟也”，陈即今河南淮阳;《左传·僖公二十一年》的“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历代考证任在今山东济宁，宿和须句均在东平县，颛臾在费县。这些周代古国都奉祀太昊氏，其中陈国在豫东平原，出土大汶口陶文的蒙城尉迟寺遗址则在皖北平原，豫东与皖北相连都属于淮北大平原的一部分，因此尉迟寺的发现与陈为“太昊之墟”的文献记载是大致相符的。

任、宿、须句、颛臾四个古国集中分布在鲁中南的北部，其中宿和须句位置毗邻，并靠近古济水东岸，可知“有济之祀”应主要由这两国主事，而颛臾地处沂蒙山中，在蒙山专司祭祀太昊氏之事。

任，宿，须句，颛臾是太昊的后裔，世代居住在济水流域，他们以太昊为祖，祭祀的河流为济水。这部分人又与西南地区交流频繁，同时，也将太昊与伏羲互不相干的两个部族崇拜的祖先神，合二为一，成为太昊伏羲氏。

顾颉刚先生通过梳理文献坚持认为，古济水和沂蒙山区才是太昊氏的“遗墟”，这四个古国并未发生迁徙，而是太昊氏留在这里的“裔孙残余”。我们通过上文对颛臾在蒙山主祭太昊氏的分析也能看出，这四国对古济水和蒙山的祭祀应是一种承自史前的古老传统，充分说明了它们与太昊氏之间的渊源关系。

鲁中南地区是大汶口文化分布的重心地带，历年来已对泰安大汶口、邹城野店、滕州岗上等大汶口文化中心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现在宁阳于庄陶文的发现，可以说印证了《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这条记载的真实性，也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正确判断。

由此可知，太昊氏至少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陶文开始，就分布于鲁中南至豫东、皖北一带，以由东向西南倾斜的山地丘陵和冲积平原为主要地貌特征。

根据汶泗流域文化遗址考古证实，在汶河、泗河两岸的地上和地下，陆续挖掘出大量新石噐时期人类活动遗址、遗迹和遗物，其数量之多，考古价值之高，前所未有。考古学家从众多出土文物中，发现阴阳八卦象牙梳、玉版八卦图、八卦獐牙勾形器等，这是大汶口文化所独有的。证实汶泗流域的邹鲁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

《太平御览》引《诗含神雾》说：“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可见，华胥氏与伏羲氏是母族与子族的关系，她们的出生地就在济水、汶水、泗水区域。景以恩先生在《炎黄虞夏根在海岱新考》认为：华胥氏是中国华族最早的祖先，源于山东汶泗流域的鲁西平原，即：在菏泽古雷泽。另有，一支居章丘(属于北迁一支);一支居泗水县(属东迁一支，为华胥氏后裔少典氏)。

1981年9月，山东省沂源县发现一块猿人头盖骨化石，这块化石距今四十万到五十万年前，被定义为沂源猿人，这即说明在旧石器时代，山东一带是古人类活动的区域。

发展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通过挖掘与整理，将山东地区东夷文明分为五个阶段——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它们都是东夷人所创造出来的不同阶段的文化，且是一脉相承的。

在久远的新石器时代，东夷文化已经生根发芽。在北辛文化时期整个社会已处于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而所有制的形式，则开始由氏族公有制向家庭私有制转化。北辛文化后，海岱地区进入大汶口文化时期，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太湖流域的崧泽、良渚文化等。尤其是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汶口文化对周边影响大大增强。到了大汶口晚期阶段，海岱文化区的西界进一步向西拓展，包括周口、开封东部一些地区，从而进入海岱文化区的极盛时期，影响遍及整个豫中、豫西，个别甚至进入陕西东部和山西南部。

到了距今4600—4000年，海岱地区进入龙山文化时代，龙山文化时期，并开始向文明社会迈进。此时的中原地区崛起，其势力开始向东部渗透。

距今大约4000年，中原地区进入“天下之中”的夏王朝纪年时，与其突出的中心地位相对的是，周边的四方被称为“四夷”，东方海岱地区成为“东夷”(“东夷”一名始见于商王武丁时的甲骨，直接提及“东夷”二字的仅有两片(《合集》8410反、《合集》40550)。近些年又新发现了两条甲骨卜辞：“蠢夷方率伐东国，东典东侯，夷方”(《辑佚》690)、“夷方伐东国，典东侯，夷方”(《辑佚》689)。这两条卜辞明确提出，“夷方”位于殷商王朝东部，更是印证了《礼记·王制》“东方曰夷”所言不诬。)也由此形成。龙山文化晚期万国林立的文化格局面临一次历史的重新“洗牌”。

海岱地区进入到岳石文化时期，在鲁南等地区发现的商代遗址，体现出夷商混杂的态势。其商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外来文化，夷人文化则是土著文化。由于商文化东渐，夷、商文化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文化面貌。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夷商之间延续着长达6个世纪的民族冲突与斗争。考古学已经发现，夷、商文化的互动早在先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据史书记载，商仲丁即位成为夷商关系恶化的转折点，商族与夷人不断发生激烈冲突。有学者认为，考古学发现商文化的不断东扩，逐渐取代东夷文化，正是仲丁“征于蓝夷”的体现。

伴随夏商周三代历史的更迭，从夷夏对峙到夷夏之争，再到夷夏融合。通过对考古学上青铜时代的回眸，记录下海岱地区曾经独立的东夷文化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的缩影。

从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汶泗流域邹、鲁大地上最早的土著居民，应该是考古发现的北辛文化时期的原始人类(王洪军《邹鲁文化探源》P26)，即北辛人。其迁徙路线是：起点从鲁东南的沂沭河下游地带开始，到滕州市薛河一带，再从薛河开始沿泰沂山脉西南边缘逆时针旋转，到泗河，汶河、济水流域。这应该是邹、鲁文化的起点和终点。

由此，太昊伏羲时代是沿鲁西济水流域繁衍生息的，其时间应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

华胥氏生伏羲氏，伏羲氏生少典氏，少典氏生炎帝、黄帝氏;黄帝之子青阳氏承太昊之号为少昊氏;炎帝、黄帝及黄帝后裔尧、舜、禹活动于东方，其后裔所建立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活动于中原地区，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核心力量。

多数专家学者研究认为：不仅尧、舜、禹、契、稷、皋陶、伯益等皆生于东方，即使他们的始祖黄帝也生于山东曲阜寿丘;与黄帝同一父族的炎帝则生于菏泽之成阳;繁育了炎黄二帝的少典氏为太昊后裔，十之八九也生于成阳;少典之父太昊伏羲氏，其母华胥氏生太昊于雷泽，雷泽在成阳西北。黄帝诛杀蚩尤后，初步统一了海岱地区，为尧舜禹方国大联盟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距今5000年前后的炎黄时代，据考古资料证明：大汶口文化居于领先地位。同生产力相对落后、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仰韶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确证华夏族只能诞生于先进的东方。以黄帝为首的华夏族初居东方，后迁中原，其后裔禹契稷的子孙于中原建立了夏商周三代王朝，无论从古史记载、考古成果、古文字学、民族学等方面讲，都反映了史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西周的分封，由西方到东方建立新国—鲁国，与东方的土著国---邾娄国，接触、碰撞、交流、融合，其文化趋于一体，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业态。经春秋战国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传承，历秦汉，逐渐上升为国家意识，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种文化就是邹鲁文化。

最新考古显示：2023年十大考古发现之首，山东旧石器时代的跋山遗址，为我们展示了晚更新世人类的连续发展历史进程。为现代人起源，即我们直系祖先来源问题提供了更重要的证据。否定了距今6-7万年末次冰期寒冷期东亚古人类灭绝的推论，清楚地展示出本地区乃至中国与东亚早期人类与文化持续演化发展的特点。而汶泗流域的现代人演化是：沂源人--跋山人--北辛人--野店人--大汶口人。（凫之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