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荫 | 拐点
1970年2月,我中专毕业,分配到山东电建二公司工作,同期分来的大中专生约有200多名。
当时文革未艾,学生属于“再教育”群体,所以在分配工种时,不论专业学历,全都分到一线施工班组,成为胼手胝足的工人。我被分配到“焊接独立排”,当了一名电焊工。
电焊,技术含量比较高,而且苈动强度比起钢筋工、瓦工、起架工等,要小的多。再说,那富有诗意的炽热焊花,魅力无穷,令人向往。工作伊始,心情逐浪高。
好心情很快就低落下去,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所以政治运动抓得特别紧,工地墙壁上到处写着“抓革命,促生产”。告诉人们,革命是第一位的,所谓抓革命,就是我们口袋里要随身携带一本《毛主席语录》,早晨上工前有一小时的雷打不动的“天天读”。读语录还要求带上纸笔,随时记录学习心得。为省事我在语录里夹了一支圆珠笔芯应付。晚上下班2小时后,搞运动1.5-2小时。当时的运动叫“斗、批、改”,所谓“斗”,就是批斗有问题的人。这样算来,每天8小时工作,2.5-3小时革命,每天个人支配的时间少之又少。那时我刚二十出头,常常感觉睡眠不足,身累;又觉得政治活动很无聊,在那真假禁辩的时代,有苦难述,心累……
一天晚上,“斗、批、政”又开始了,挨斗的是一位54号(即1954年进厂)的老师傅。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在一次学习发言时他说:“《鞍钢宪法》是大毒草”。据说,《鞍钢宪法》是毛主席领导制定的。当时还有一部《马钢宪法》,是刘少奇主席领导制定的,那位老师傅只是口误,误把“鞍”说成“马”,招来祸端。首先领导讲话,说明斗争的必要性云云。正在这时,人群中传来阵阵鼾声,由小变大,打断领导讲话,气得领导一声断喝……吓得那位师傅一激灵,问:“到点了?”引得工友们哄堂大笑。哎!难得的笑声……接下来那位师傅挨了一顿猛批。
余欢未尽,我找了一个烟盒纸,从《语录》抽出圆珠笔芯,即兴打油一首:
霄衣旰食斗批改,
忽闻惊雷动地来,
高低起伏似鼓乐,
一扫烦闷悦心怀。
写完后,传给身边的工友,他看完后会心一笑,又传给另一位工友……传来传去,引起骚动,烟盒就到了领导手里。他先是不置可否,脸上还挂着微笑,继而,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正色厉声地说:“对政治学习感到烦闷,你该挨批了……”顿时,我如五雷轰顶,掉进深渊,已听不清领导在讲什么……第二天,天天读后,领导宣布处理意见:“停止工作写检查,晚上接受帮助。”
这一天,我“深挖灵魂一瞬间”,写出了厚厚的检查。晚上“帮助会”开始了。所谓的“帮助会”,就是我不需要像那位老师傅那样,站着低头认罪,可以坐着念检查,然后,接受大家发言批判帮助……工友们一改平时嘻嘻哈哈的面孔,个个严肃、认真,各种表现,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有的口若悬河,转动着起死回生的巨舌;
有的正言厉色,大有呑吐天地之威势;
有的慢条斯理,好像不按他说的办,就会误入歧途……
尤其有位马师傅,是58号(1958年进厂)的,据说读过2年初中,在我们这批学生未进厂之前,号称“马秀才”。我们到来后,他的“秀才”光环逐渐褪色。这时,他突然跳出来发言:“撇开内容不谈,你这叫诗吗?诗有平平仄仄,你懂吗?”说完,得意之状溢于脸上,仿佛“秀才”的光环又重新罩在他头上……
涉世不深,情商极低,缺乏周旋力的我,倾刻间跌入低谷。每一天上班都怕下班,每天下班都提着一颗心,不知“帮助会”上又会遇到什么!不知工友们又会提出什么刁钻的问题让我回答……有一天我在高处工作时,萌生一种“跳下去”的想法……但一想到年迈的父母无人照顾,又打消了念头。
俗话说:“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在“帮助会”上,也常感到暖流暗涌。最明显的当属一位姓周的女工友,她长我一岁,是长沙电校分配来的中专生。平时我们交际不多,但在关键时刻,她却能说几句公道话。她在发言时说我犯错误,并不是本质坏,而是因为“进厂没几天”,“学生气十足”,是“单纯”造成的,对那首诗的评价是用词不当,是对政治学习不“严肃”……她的观点,无疑撇清了我不少“罪状”。由于持她这种观点的还有好几位,所以领导也只能无奈的听之任之。
平时生活中,我也能感到周姐的关心。3月8日,食堂炸油条,只定量供应给女职工,在我吃饭不经意间,她放到我饭盒一根油条,旋即离开,着实让我感动……后来,她知道我喜欢读书,就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我,当然都是“革命”书籍,如《苦菜花》《铁道游击队》……虽然这些书在初中我都看过,但在文化贫乏的年代,在我人生异常低谷的时候,这些书对我也是很大的慰藉。这样,每晚睡觉前,我抽出半小时或1小时的时间看书,一扫“帮助会”的烦恼……
大约我非常爱惜书籍,能够好借好还。一天,她神秘地给我一个用报纸包裹的物件,并严肃地对我说:“你要用批判的眼光看。”我当即明白,这是一本不宜公开的书。
终于熬到我的阅读时间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一本如杂志版面的厚厚的书展现在眼前,书名叫《名人传记合订本》。看目录里边有《乔治·桑的一生》《巴尔扎克传》《司马迁与“史记”》等,我不顾一切地读了起来……
读了几天,感觉到名人的命运几乎都是坎坷的。尤其读到“司马迁”,他因为素昧平生的李陵说情而招来宫刑。想到他在那样耻辱的状态下,著下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尤其他在《报任安书》里,写下了一段天花板级的格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订。”传记的作者在此还补充了一句:“司马迁遭受宫刑而作《史记》”看到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灾难可以毁灭一个人,同时可以造就一个人,如果沉沦,就等于死了一只蚂蚁。由于太喜欢这段格言了,我立即找了一个新本子,把格言抄录上去,从此,我养成了摘章择句的习惯。
第二天清晨起,我感觉头顶的天是那样的湛蓝,对那些“帮助”,只感觉是无足轻重的过场。后来,又一位学生出事了,是一位南方藉的,由于吃不惯黑面窝头(地瓜面做的)扔了半个,被一老师傅发现揭发。因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既然犯了“罪”,就得批判帮助,“帮助会”立马换了角色,我的厄运也结束了……
1976年,文革终于结束了,国家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规。1977年恢复了高考,1980年,为那些超龄的人圆大学梦,国家又开办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考生的年龄不再受限制。1982年,公司教育科发了个通知,内容是电视大学增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简称中文系),入学考试的课目是《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门,学期3年。
这个通知立即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激起一股跃跃欲试的冲动,几年来看书学习学到了不少知识,但也积存了许多问题不知所以然。终于盼到了这样的好机会,于是,我几乎是不管不顾地去报了名,然后参加了入学考试。没想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就这样,当年9月份,我以33岁的“高龄”跨进大学的大门。
进了学校才知道,我的年龄全班排第二。再说我没系统地上过高中,记忆力也差,学习中遇到不少困难。但司马迁这个偶像经常出现,学习《中国古代史》时,司马迁及其《史记》是重点;学习《古代文学》时,“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又被推崇为汉代文学的高峰(西汉文学两司马);学习《古代汉语》时,《报任安书》又被列入范文读本……总之,有他的鞭策,我苦读3年,终于1985年6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回到公司报到后,我当即“释褐”,调到教育科,负责职工培训管理工作,同时,还被聘为兼职教师。当时对职工教育抓得很紧,我的授课安排很多,先后教过《初中语文》《近代史》《全面质量管理》《电力应用文写作》等;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山东电力局也非常重视培训工作,成立了培训中心,我又被聘为兼职教师。这样,我又经常出差授课……1987年,我被评为局级“优秀兼职教师”。
当时职工的考核包括文化、操作技能。如考核成绩不及格,会调离原岗位,降职,降级。那位曾批评我不懂“诗”的马师傅,就调到后勤部门,工资下降了很多;曾经在困难时期帮助过我的周姐,她和丈夫都调到省局工作,成为局领导。
到了九十年代,我又参与了公司各种奖项申报资料的编写。如《鲁班奖申报资料》《档案一级复审资料》的编写等。大约命运眷顾,我所参与的申报项目,全部如愿获奖,其中一项“QC小组”(群众性科技成果)资料,在即将到会发布时,我突然心血来潮,把枯燥的成果资料改写成“小品”,在发布现场大获成功!该成果毫无悬念地获“国家级优秀QC成果金奖”,同时,小组还获得“优秀创新发布奖”。该小组还到其它发布现场巡回表演,一时“全才、奇才、怪才……”的桂冠向我涌来。2000年,我被公司评为“拔尖人才”,每月享受100元津贴。据人事部门领导说,该项政策共实行了3年,只有2人获此殊荣,这也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吧!
2009年,我退休了,赋闲几年,就被社区招了去,为社区的宣传做了些工作,同时还担任了社区创办的《社区报》编辑。2023年,社区开办了老年学堂,我被聘为“现代汉语”教师,还郑重地给颁发了聘书。
记得认真讲完第一堂课后,社区工作人员为我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我当即把照片发圈,并题诗一首:
已别黉门十几载,
耄耋重又登讲台,
不为糊口半斗米,
只求夕阳更精彩。
是的,日子过得忙碌,充实而精彩,感恩之情也油然而生!感恩周姐,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束光;感恩司马迁,告诉我在逆境中学会坚强;尤其感恩司马迁那天花板级的格言,给我指明了人生的拐点,使我成为有用于社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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