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这片包裹在两山（武陵山、雪峰山）、两水（沅水和澧水）之间的地域由于山高林密的地理环境，在清代改土归流前长期处于封闭的局面。直到民国，尤其至抗日战争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湘西才获得空前的关注，被从中国正史旁落的位置上捡拾起来。随着1938年湖南省政府暂迁沅陵，沈从文、周立波等作家关于湘西的作品面世，以及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政治的风云变幻，湘西终于从崇山峻岭间奔出，汇入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惊涛骇浪中。

现代湘西的文学开拓有迹可循。自沈从文以人、事、物块状临摹湘西人文风土，到以《乌龙山剿匪记》为主的红色政权视域内的匪患叙事，再到新时期以来对湘西历史纵横交错地耕耘，如蔡测海和于怀岸等具魔幻色彩的寓言式写作，所有与湘西有关的文学言说都在做着祛魅的努力，试图建构起湘西地域的主体性，并以此形成了中国现代乡土叙事的一支重要支流。而新世界以来有关湘西历史的书写进一步突破了以往的写法，呈现出鲜明的叙事特征，体现出对湘西历史更多元更宏大的精进，如邓宏顺的《铁血湘西》，李怀荪的《浦阳镇》，蒲钰的《龙虎镇》，它们拓展了湘西文学表现的边界，分别以三种不同的叙事模式拓展了对湘西的主体性言说。本文对此展开有力分析，尽量整体、动态、复合地去索影湘西文学地域性的构成质素，去勾勒湘西文学创作的当代性特征。

一、《铁血湘西》：地方史写作与去地方化

《铁血湘西》叙述的是湘西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尤其是抗战至建国这段时间的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湘西民众与中国其它地方的百姓一样经历了抗战和两次内战的洗礼。但与其它地域不同的是，几次战争以及伴随战争而来的历史风云给湘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改变，不仅使湘西成为中国当时各种政治、文化力量交锋的节点，而且使湘西的内部社会也发生剧烈震动，让湘西在急遽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亮丽的一笔。

秉笔直录一直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铁血湘西》在以小说的形式记录湘西的现代史之时，也体现出这一古老的历史书写原则。这部小说的史传性不仅在于作者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来结构，而且还充分写出了政治对历史的推动与建构功能。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①这个结论既适用于整个的中国近现代史，也适用于表现这一历史的近现代文学。朱晓进在《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一书中也提出了一个有建设性的观点：“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②之所以如此，是由整个20世纪还可以上溯到19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性决定的，这种特殊性就在于中国社会高度的政治化，政治成为晚清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变革的原动力。

在《铁血湘西》中，政治对历史的推动作用首先体现在政治加速了湘西的现代化进程。湘西偏安于湖南一隅，虽然依靠沅江水系保持着与外界的商贸往来，在长江流域的经济版图上不可或缺，但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长期处于化外之地，被置身于边缘而不被重视。这种边缘性由于抗战而得到了改写。《铁血湘西》以辰溪县为背景，展示了被改写的过程。武汉失守之后，抗日中心向湖南转移。随着战火往长沙蔓延，湖南和华中地区的党政军文工学商等机关陆续迁往沅水两岸的大湘西，1938年湖南省政府西迁沅陵，湘西由此成为当时中国大后方的前沿。全国各地难民也有很多逃往湘西，或经湘西逃往川滇。相继迁至辰溪的有十多家国民党的部队及隶属于部队的医院、仓库，还有华中水泥厂、汉阳兵工厂等许多工厂。因工厂用电量大，国民政府在沅水和资水的交汇处小路口投资建起了发电站。湖南大学和桃源女中也迁来辰溪。之后又有军事机关和厂矿企业不断迁往辰溪，不足万人的小县城一下增加到十几万人。这些外来的经济文化力量直接催生了辰溪的百业繁荣。

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这个古老的小县城变得日趋开放和活跃。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辰溪和湘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湘西成为宣传抗战的重镇，民众也进行各种捐助，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抗战。这样的时代变动不仅让湘西人意识到湘西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自觉地跨出地域的局限，走向更广阔更深远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表现在小说中的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救陈策出狱来领导辰溪的抗日救国运动。湘西人身上的这种强烈的国族认同意识正是湘西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产生较强的政治意识的结果，是湘西借助历史的机遇融入中国现代史的重要体现。它表明湘西已打破了它的自足与封闭，从之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逐渐向中心位移。政治在湘西的现代演变中发挥了绝对的作用。小说对这一主题的表现是丰富而深刻的。

其次，作者不仅描写了政治对湘西这个地域共同体的历史再塑造，同时也深入勾画了政治强势介入之后所导致的湘西内部社会各种势力激烈的分化与重组。小说细腻生动地描写了三四十年代湘西党、政、军和地方各种武装之间，国共党派和民主势力之间，地方统治者与民众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纠葛，它们掀开了中国现代史上最波橘云诡的一页。但小说的可贵不只是向我们真实地展现中国和湘西的这段特殊而动荡的历史，而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描写，让读者深刻体悟政治带给历史以及历史中的人那种预见和不可预见性的致命纠缠。之所以说是致命的，是因为处于政治中的人总是显示着它的全部脆弱性。阿伦特曾经解释过这种脆弱的含义，她认为人类对自身的行为不可预见，原因在于人类没有能力预测一个特定行动的逻辑后果，另外，这种不可预见还直接来自于故事本身。因为故事作为行动的结果，只在结尾的时候才透露出来。换言之，尽管人在每个政治体里能找到自己行为的依据和力量，但因为不可预见性的存在，使得个体在某种政治情境中的选择具有了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而这种悲剧一旦与人性产生联系，它便会更真切地显示政治如何成为历史与人性之伤。

小说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主人公张玉琳和张中宁。张玉琳作为受过教育具有见识和抱负的土匪，他与熊桂清这些土匪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有较强的政治头脑，所以他投身于国民党军队，并依靠陈迪光和张中宁平步青云。内战的最后时刻，他在国共两党之间选择上的反复及选择失败就昭示着阿伦特所说的这种软弱性，在政治晦明和人性光亮中无所适从最终失据。而张中宁虽然知道自己在湘西的最后经营无济于事，但出于对蒋介石和自身信仰的忠诚，他依然选择了与历史的对抗，让自己与陈策之间维系多年的师生之谊化为乌有。在张玉琳尾随张中宁出逃台湾的那一刻，留给读者更多的也许是对这些失败者的感伤。

《铁血湘西》以政治为叙事的原动力，以极具现场感的场景和事件建构起湘西的一部现代史，它依靠外力催化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了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同步。这种同步显示出湘西地方史被中国大历史有效吸纳、改造、合并的性质与过程，使得《铁血湘西》这种地方史的写作最终呈现出地方化与去地方化的悖论的统一。换言之，《铁血湘西》中的湘西已褪去了固已有之的神秘野蛮没落的色彩，成为中国大一统政治版图中的一角，从化外走向化内，从边缘走向正统，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深度下沉中完成了“湘西—中国”历史经验的复制，成为无数个被复制的“中国经验”中的一个，也正是作者对这种复制的书写显示出这部湘西历史题材小说最独特的价值，以及对湘西历史书写的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和突破。

二、《浦阳镇》：地方志写作与在地性重构

《浦阳镇》以清末湘西浦阳镇为故事发生地，以浦阳镇西帮三十六家商号的两个主要商家张家和刘家的儿女故事为主线，纵横捭阖地叙写了浦阳镇清末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图景，几乎涵盖了当时湘西社会的所有层面，如同湘西的一部地方志。在这类似地方志的写作中，《浦阳镇》以动态的历史为主干，再在主干上添加形状各异的枝丫，从而形成纵横交错、动静相宜的文化网络，建构起湘西浦阳镇人的生活世界。在这个生活世界中，每一个文化事象：宗教的、艺术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这一生活世界中的每一个体的行为：交往、劳动、审美、娱乐、游戏等，都作为经验，源源不断地汇入到文化个体的经验支流中。同时每一个文化个体又通过各种方式与其他个体进行合作、交往、交流，从而共同创造了带有交互主体性的文化世界，即格尔茨所说的“地方意义世界”③。

《浦阳镇》的整个叙事就是建构这一“地方意义世界”的过程，也即湘西复合型文化形态生成的过程。湘西文化的复合型特征源于湘西多民族杂居的地理特性，在这汉、侗、苗、瑶等世居民族聚居圈，个体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以巫傩文化、商贸文化、婚恋文化、戏曲文化等质素聚合起来的复合—交互型文化，简称交感文化。在《浦阳镇》中，湘西的交感文化呈现为一个丰富复杂的象征符号系统，这些符号不断引发人类的动机、情感和情绪，创造某种独特而持久的氛围，从而塑造出湘西这个地域独特的精神气质、审美风尚以及伦理格调。

这个符号系统的核心是水，确切地说是绕浦阳镇而去的沅江，这条连接大西南少数民族和洞庭湖的长江支流，是当时沅水流域与外界贸易交流的唯一生命通道。人们靠水生存和发展，所以在水上讨生活过程中所缔结的仪式、观念、禁忌等逐渐影响到陆地，并相互吸收整合铸造成湘西特有的文化类型。因而《浦阳镇》的叙事起点和终点都放在这条江上，由水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商贸文化成为湘西交感文化的中心界面被得到贯穿性书写。小说中的主人公张家和刘家都是浦阳镇上的商业大户，张家开油行，刘家开木行，而木材和桐油是湘西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它们是湘西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同时也是湘西百业的根基。围绕木材和桐油的水上贸易催生了铸造、鸦片、药材、白蜡、布匹、食盐、百货等行业，使得常人眼里的边外之地自有它的蓬勃生机，养活了沅江流域的水上人和山地人。

由此小说虽然以张家儿子张复礼和刘家女儿刘金莲的婚姻悲剧为线索来写，但文本深意却在铺陈两家家业兴衰所隐喻的近代湘西经济变迁。浦阳镇（今泸溪浦市）作为清代沅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是沅江流域货物必须的中转集散地，繁盛一时。清康熙年间行人司行人徐炯奉诏出使云南，取道沅江前往云贵，他在其《使滇日记》中写道：“过鸬鹚滩行六十里至洪江，烟火万家称为巨镇”，而“浦市称巨镇，尘舍稠密，估舶辐凑，十倍于洪江”④。可见当时浦市的规模。但到清中叶后洪江崛起，浦市日益衰落。小说中张家全盛时在汉口和镇江都设有分号，镇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桐油交易市场，这两个城市也是整个湘西桐油销售的据点。而质量更好的洪江桐油出现后，张家的生意受到巨大冲击，后来虽有张复礼之子张钰龙去洪江偷师学艺，也难挽家族衰颓之势。大木商刘家则因屡遭变故，在刘家主人刘昌杰被地方强梁龙永久害死后也走向了败落。然而不管是衰落中的浦阳，还是兴盛中的洪江，它们与中游的沅陵、下游的常德等共同构筑了当时湘西乃至整个沅水流域的经济版图，以这些码头为核心经济活动延伸辐射到黔桂川鄂四省，从而使《浦阳镇》中的商贸文化叙事具有了建构沅江流域区域经济史的价值。

而且作者是在一种流动和开放的大框架中进行建构的，表现在小说有意描写了张复礼在武汉经商时与英国商人詹姆斯夫妇的商业往来和私人情谊。这种关系不仅意味着清末帝国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内侵，也意味着湘西被纳入晚清逐渐扩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格局中，成为世界市场的有机环节，显示出湘西近代化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张复礼对詹姆斯还存在某种文化输出的意味。他在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湘西人的信用仁义，赠送给这对英国夫妇的湘西物产如茶叶、晒兰肉、腊肉、魔芋豆腐等，还有告知他们的湘西种种故事传说，都极大地激发起詹姆斯们探索异族异域文化的热情，詹姆斯对沅江乌鸦神兵和伏波宫的向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湘西想象昭示着经济和文化的同根性，即经济贸易对文化交互性形成的指导性作用。

但《浦阳镇》的叙事并不停留于此。由于水上贸易运输的危险，产生了系列与水有关的仪式与禁忌，如小说重笔描写的护航神鸦之死，由于沅陵青浪滩是沅江最凶险航段，所以每过此滩必要敬奉盘旋在船上的乌鸦，相传乌鸦是东汉平五溪蛮的名将马援所变，专为保护船只顺利通过。为感激伏波将军马援，还在岸上修造伏波宫专门祭拜。如果在过滩时不小心伤害了乌鸦，那是犯了水上大忌，必须以犯事人的性命相抵，所以才有了将尹长久装在猪篓沉水的情节，幸亏张复礼愿造金乌鸦向伏波将军赔罪，尹长久才得以逃过一劫。还有书中描写的草船送瘟与翻解道场。这些由水生发出的禁忌与仪式，很好地发挥了文化的弥合和增持功能，它们不仅治愈了人们对水的恐惧，而且还成为湘西巫傩文化、戏曲文化等文化形态的构成性要素。

《浦阳镇》的作者将多年田野调查的结果付诸笔端，深描了湘西巫傩文化的典型场景，其渗透于湘西的日常生活。连接起了水上和陆地。湘西作为土家、苗、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具有深厚的巫文化传统。屈原沿沅江而上停留此地后，受当时巫文化“鄙陋”之辞影响创作《九歌》，在他作品中出现的众神祗如天神、河神、太阳神等皆揭示出巫文化的原始多神教色彩。后因汉人不断南迁至此，中原的道教与傩仪也随之进入，巫文化逐渐转变为巫傩文化。其特征为出现了各民族都共同信奉的神祗东山圣公和南山圣母，称傩公傩母，并形成一套规范严谨有序的符号系统，包括文书、纸牒、符録、咒语、科仪、手诀、巫术、傩技、道具、仪式等，集巫、道、傩为一体。

这一符号系统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和指义性，承担起驱瘟去疫、纳吉迎祥、治病除秽、求安祈福等多种功能。小说中的苗族巫师龙法胜和他的徒弟火儿便是湘西巫傩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精通汉语，法术高超，深谙傩道，活跃在浦市的道场、傩坛等不可或缺的场合与仪式中，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能，作为称职的通灵者角色受到人们的尊重。另外在巫傩文化的描写中，作者特别凸显了独属于沅水流域的巫元素，如放蛊、赶尸、盘蛇、制迷药，它们使湘西变得神秘诡异。缘水而来的还有戏曲文化。小说饶有兴致地描写了浦阳镇人们打围鼓和唱目连戏的场面。

它们都属于辰河戏，其为综合高、低、昆、弹四种声腔，以高腔为主的地方大戏剧种，分为舞台演出（高台班）、木偶（低台班）和围鼓坐唱三种形式，盛行于沅水流域。大约在明初随着大量的江西移民进入，江西弋阳腔与这里的语言、民歌、号子、宗教音乐、傩腔等结合，逐渐地方化，形成了辰河高腔。

辰河高腔最早形成于沅江两岸汉族客民聚居的重要码头，如泸溪、沅陵、洪江等，后逐渐传播到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如小说描写到当时从贵州清水江下行到洪江和浦市做生意的侗人，都喜欢去这些地方的戏台看戏，富庶的村寨还会请戏班去寨里表演，或者请戏师教授寨中子弟，如贵州锦屏县铜鼓侗寨寨首吴宗亮延请戏师康喜春、筱碧玉夫妇教授侗寨子弟班，这些情节均是少数民族地区接受传播辰河戏的例证。辰河戏之外，沅水流域还流行傩戏、阳戏、花灯等地方剧种。湘西的戏曲文化是外来汉族文化和本地土著文化融合的产物，它以沅水为媒介，以商贸为依托，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江口岸繁荣生根，然后呈扇形广泛渗透，与巫傩文化等一道成为沅水流域社会娱神娱人的主要工具与手段。体现湘西文化多元共生的还有婚恋文化。

在这片多民族杂居的区域，婚恋文化既相互影响又保持着独自性，《浦阳镇》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表现。浦阳镇的居民大多是汉族商贾，但周边多是苗人居住的村寨，所以浦阳镇的婚俗在沿袭周礼的同时，也融入了当地苗人的习俗，如刘金莲出嫁前夜的离娘饭，新娘的脚置竹筛，哭嫁歌，苗家老司主持的“封禁”（关轿门）、“回神”（送别死去的先祖）、“开禁”（开轿门）等巫仪。但在吸纳苗族婚俗的同时，不同民族的婚恋形态又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这可从汉女刘金莲和苗女阿春的婚姻际遇管中窥豹。同样都是婚前失贞，刘金莲被张复礼厌恶冷遇抛弃，终生没有获得丈夫的体贴爱怜，而苗族对女人婚前失贞比较宽容，所以阿春带着孩子嫁给石老黑之后得到丈夫的疼爱。汉族婚姻对女性生命的规范与禁锢甚于其它少数民族，因此也赋予女性更浓厚的悲剧色彩。

总之，《浦阳镇》所有的人与事几乎都与沅水有关，它将湘西的经济与民俗串构在一起，为沅水的河流文明立传，其等同于一部地方性知识的百科全书。它既是清中叶以后湘西社会的经济史和近代史，又是民俗史，同时更是一部文化交融史。作者通过一系列文化符号，以及演绎这些符号的日常生活情境，向我们展示了湘西地方世界的复杂意义结构（a texture of meaning）,从而使我们获得了对该地方文化事象和文化行为的深入理解。而这种由符号、情境、结构、理解组成的话语系统恰如其分地完成了对湘西“地方性” （在地性）的重构。

三 、《龙虎镇》：地缘性写作与再边地化

《龙虎镇》是湘西新晃苗族作家蒲钰新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该作延续了作者在《脑袋开花》中的题材类型，演绎了一个土匪的幻梦人生。上世纪四十年代，主人公狗娃听闻所爱女人被美军奸污，遂杀美军被通缉，入山为匪，解放时被剿，投诚后参加抗美援朝，成为朝鲜战场上的无名英雄。受伤回国后屡受冲击，经历了生产队、镇反、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中的批斗，后被陷害受骗参加湘西反共组织被执行枪毙，死里逃生回家躲地窖十几年，改革开放后才见天日，因参加抗美援朝享受老兵补贴终得颐养天年。显然，《龙虎镇》里的湘西历史是在狗娃的人生中展现的，由一个人牵出湘西的当代史是《龙虎镇》区别于其它湘西历史题材小说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既非《铁血湘西》的地方正史式写作，也非《浦阳镇》的地方志式写作，而是一种“地缘性写作”，之所以如此命名，源于以下缘由：

一是地域隐含的边缘性。首先来看作品设置的地点，这个地点不只是小说一系列故事发生的起源地，而且还代表了整部小说的叙事视角，决定了作者切入湘西历史的方式，切入方式的差异最终导致湘西言说的多歧。在《铁血湘西》中。故事主体投放在因抗战而繁荣，各种重要政治势力巧取豪夺的辰溪县城，《浦阳镇》把故事安置在沅江中游重要的商业码头浦阳镇，这两个地点在当时的历史场域中都处于比较中心的位置，是开放、充满活力的非封闭领域。而《龙虎镇》却恰恰相反，故事发生的地点是龙虎镇，它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小说描述它是黔东南在湘西的一块飞地，行政上属黔东南管制，但因身处湘西境内又往往难以管辖，于是多时处于行政管理上的鞭长莫及状态。这样的飞地又称插花地，它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原因。对湘西人来说，龙虎镇代表外省，所以其成为湘西犯事之人的避难所，住在这里的基本都是有官司的人，他们在这里生存下来繁衍生息，逐渐形成龙虎镇。

龙虎镇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被正统权力和秩序放逐的地方，是被高度边缘化的封闭的社会空间，它有它自身运行的规则，这个空间的规则混合了土匪的强人逻辑，少数民族土著的习俗，以及当这种封闭不断被打破来自外在政治势力的惩罚与规训。而越是被正统和权力抛弃的空间越能滋生对正统和权力的反抗，所以龙虎镇这样的插花地多土匪。这不仅是文学表现，也是现实生态，1910年的《贵州公报》记载“插花之地， 适为逋薮之区，插花之民，半系逋逃之主，各属抢匪之多寡，适与兴插花地之有无广狭为正比例。而现今满地荆棘，大有滋蔓难图，若将成江河而为网络者，插花地要不得谓其非一大原因也”⑤，民国时期，湘黔桂川交界地区的插花地匪患严重，与这些地区的区域特点密不可分。

龙虎镇的飞云寨是土匪的啸聚之处，当地和附近乡民无路可走时便上寨落草。作者在书写土匪凶猛彪悍残酷的强人逻辑时，非常注意展示这一群体在江湖层面的“好汉”传统，即献身于自己所认可的价值的热情。如收养仇人儿子的梅子寒，为抗战赴死的李铁胆，给予自己女人真情的李世雄，与爱人一生不离不弃的狗娃，替被屠家乡复仇的悍匪杨白狼，因救人被追杀而落寇的罗锅山。至于飞云寨土匪在抵御外敌时的舍身杀伐、战地救助更是淋漓尽致地诠释了江湖“好汉传统”中的侠与义。与此同时，源于地域性的对正统和权力的反抗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性，龙虎镇土匪正是如此，他们大多数农民的身份决定了骨子里的排外固守意识，所以国民军来了他们打，洋鬼子来了他们打。解放军来了他们也照旧打。这既铸就了湘西土匪的血性，也不可避免地生产出自身的狭隘性。

此种狭隘性使得在反抗产生的多重博弈中，很容易被正统和权力所收服和利用，所以土匪在小说和现实中成为参与中国历史的一支重要力量。《龙虎镇》里在抗日和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或侥幸生存的李铁胆、挖竹根、王老五、狗娃、军用地图等湘西土匪，只是当时现实中开往这些战场的湘西土匪群体的一个缩影。然而作为社会边缘化产物的土匪不管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历史，都注定他们被利用被改造被毁灭的结局，狗娃、李铁蛋的人生也是因为有命运的眷顾才得以保全。因而，土匪在小说中不只意味着一个特殊的集群，它也成为龙虎镇的隐喻，即存在土匪的龙虎镇最终变成土匪一样的存在。换言之，产生于社会边缘的龙虎镇与产生于社会边缘的土匪均无法消灭其自身的边缘性。虽然龙虎镇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生产队、人民公社、地富反坏、大饥荒和改革开放等各项政治运动，似乎与中国的当代史取得了一致，但它其实从未获得过历史的主动性，都是被历史裹挟着往前走的，在对历史的深度蒙昧中承担了所有来自于历史非理性的惩罚，如饥荒、内斗、自然灾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鲜明边缘性的龙虎镇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融入了当代文学中的民间话语。

二是人物的边缘性与不可靠叙述。历史除了讲述什么地方的历史，由谁来讲述也至关重要。《龙虎镇》与《铁血湘西》、《浦阳镇》在这方面最大的不同就是历史讲述人的不可靠性，整部小说是以“我”狗娃的视角来叙述龙虎镇的历史的。他是被梅老爹收养的弃儿，是梅仇人的儿子，因为没奶喝吃狗奶长大，使他具备了狗的某些特质。例如极其敏锐的听力和嗅觉，以及迅速的奔跑能力，这些特质使他一次次死里逃生并帮助他人化解危难。狗娘养的弃儿身份使他区别于周围的人群，让他产生高度私人性的生命体认，从而铺写了独属于他的生命轨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成为土匪的过程。

与众多叙述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土匪故事不同的是，狗娃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女人梅花而留在飞云寨落草，做了三当家。他虽然也参与土匪们的一些活动，但主要还是消磨在寻找梅花和享受她带来的生命欢愉上。情爱是他生命的首选法则，爱情在土匪叙事中最匮乏的一维在狗娃身上得到了弥补，这就注定了他作为土匪这一身份的社会性的不足，而呈现出高度的自然性和私密性。这种源于情爱的个体生命体认和选择也成为日后在残酷的抗美援朝中狗娃自救和活着回家的唯一动力。

极具个人性的历史讲述必然会使历史打上个人性的印记，虽然作者努力不想让狗娃眼中的历史成为碎片，但它奔腾而来，呼啸而去，没有联系没有逻辑，令人摸不到头绪。于狗娃而言，有时他是参与者，有时他是旁观者，而在他视线之外的历史就只能呈现为空白。即便在他视线之内，历史何以如此跌宕起伏在狗娃这里从来也没有获得过只言片语的答案，这种茫然和空白导致了个人性历史体认剧烈的撕裂，使得狗娃除了没有任何喘息地被动地承受一切之外，只剩下对历史的懵懂无知。其次这种不可靠的叙述还来自于讲述人身份的模糊难辨。狗娃到底是土匪还是英雄？他随时被命名，最终却无法命名，狗娃的自我本质一再被剥夺。一个经常处于无法确证的困惑的自我如何能判断自我与历史的关系？答案是不言自明的。狗娃身份的不确定性加剧的是他对历史动荡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同前面的历史断片一起强化他对历史的无知感。

换言之，狗蛋讲述历史的过程就是历史施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所讲述的历史已不可靠，不可靠的历史隐藏着瓦解其自身的荒诞性。小说中于此最有代表性的情节就是肥妹的发疯与死。在龙虎镇的地富反右坏和夺权运动中，王家富、张四清、李大富为了完成地富反右坏的政治任务，不惜靠强拉硬拽敲定和批斗龙虎镇的黑五类分子，夺权运动中均利用地主婆肥妹制造男女关系把柄斗倒对方，因李铁蛋想出借肥妹屁股反印上“阶级斗争”一计让王家富不小心中计，最终王家富自杀，肥妹发疯后于一场洪灾中不知所踪。历史与人性的这种荒诞与疯狂正是历史施魅的体现。毫无疑问，《龙虎镇》有着建构湘西地方史，尤其是当代史的企图，但是由于这种地缘性写作方式的存在，使得在建构历史的同时又在消解着历史的某种合理性，加强了历史反思与批判的意味。

作者的这种反思与批判强烈地辐射出湘西当代一部被改造的历史。这种被改造源于新兴民族国家的需要，它要把各自为政的“公民原生情感（Citizen’s primary emotion）改造成为一种统一的、新兴的、现代的、目标一致的意识形态。”⑥其本身是艰巨复杂的，因为两者之间总是充满抵牾，但国家强大的权力系统会对公民的原生情感进行一一改造。需强调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越是具有地域性、部落性和集团性的公民原生情感越会被改造得彻底，从而越被边缘化。这也是《龙虎镇》地缘性写作所隐藏的深层意义。作者选择处于边缘地域的龙虎镇和社会边缘人物的土匪狗娃来叙写湘西的当代史，最终昭示的是以龙虎镇隐喻的湘西的再边地化，我们很难找到湘西在当代史的位置，就像狗娃很难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一样。

综上所述，《浦阳镇》《铁血湘西》《龙虎镇》分别以经济、政治、地域为切入方式书写了湘西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构建了明清以降湘西较完整的历史发展链条，复现了湘西本土与外界的复杂关联，凸显了湘西在国家和地方、中心和边缘、正统和个人之间的历史文化生态。这既是对沈从文湘西写作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有力突破了红色经典语境中的湘西叙事模式，走向了更开放和多元的历史还原，这对重新认识与评价湘西的历史与文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也为当代的文学地理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注释：

①[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②朱晓进：《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③⑥李清华：《地方性知识与民族志文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11页，第118页。

④(清)徐炯：《使滇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7页。

⑤王文章：《民国时期滇黔交界处插花地与匪患问题研究》，贵阳: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