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所辑为度量衡文化。眼界为之一大开亦一大亮。你叹服于古人的智慧之外，尤其骄傲于其文化传统之深厚。中日文化关于衡器交流的长文正好对此作了诠释。常识性与学术性相融的选辑风格初步作了尝试，此飨于众。

度量衡的发明

度量衡的发明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首先，根据文献记载和实物考证，中国的度量衡起源于商周时期。在春秋到战国时期，度量衡器具和量制已基本齐备。其中，商鞅在公元前344年为统一秦国度量衡而制造的标准量器铜方升，上面刻有“十六寸五分寸壹为升”，用度量审其容，这一器具至今仍有遗存。 同时，战国时期齐国的一件标准量器栗氏量，包括升、豆、三个容量单位，也反映了当时度量衡的发展状况。

到了秦汉时期，度量衡标准器得到了更加全面和系统的发展。人们开始使用的度量衡标准器具包括衡、斤、尺等多种不同类型的器具。这些器具不仅在形状和材质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在使用方法和精度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说，秦汉时期是度量衡标准器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阶段。

度量衡的发明和演变对古代社会的生产、交易、建筑等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度量衡标准的统一化，使得商业交易更为便捷，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度量衡标准的统一化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科学家们可以更加准确地进行实验和研究。此外，度量衡制度的完善也是社会制度完善和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

总的来说，度量衡的发明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密切相关，对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度量衡

当代度量衡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标准化和国际化。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规定，以确保度量衡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首先，国际计量局（BIPM）是负责制定国际计量标准的国际组织，它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规定，如国际单位制（SI），这是一个全球公认的度量衡标准，包括长度、质量、时间、电流、热力学温度、光的强度、物质的量等七个基本量的测量。

其次，各国的国家计量院也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和规定，以确保本国度量衡的一致性和准确性。这些标准通常与国际标准相一致，以确保国际间的贸易和合作可以顺利进行。

在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中，我们广泛使用各种度量衡器具来测量物体的长度、质量、体积等。例如，在超市购物时，我们会使用电子秤来称量水果和蔬菜的重量；在建筑工程中，我们会使用测距仪来测量建筑物的长度和高度；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会使用各种高精度的测量仪器来测量物体的物理量。

此外，当代度量衡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和创新。例如，电子衡器产品正朝着小型化、模块化、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这些新技术不仅提高了测量精度和效率，还使得度量衡器具更加便携和易用。

总的来说，当代度量衡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标准化和国际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提供了便利和保障。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度量衡技术（也将继续发展和完善。

交流互鉴：从中国戥子秤到日本银秤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古代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传统科技不仅自身持续发展，也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古人也不断吸收外来科技知识，促进传统科技的创新发展，进而推动了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宋代发明的一些器物也曾流传海外，推动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科技的发展，其中就有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戥子秤。

戥子秤，北宋初年由刘承珪（949—1012）发明。作为精密计量器具，戥子秤个体虽小，却曾对古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使用时间跨越宋元明清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随着古代中日贸易往来和海上丝路的繁盛，戥子秤传入日本，最终转变为江户时代（1603—1868）至明治时期（1868—1911）日本精密度量衡的重要衡器——银秤。本讲座希望通过对比戥子秤和日本银秤的发展历程，观察中日传统计量文化之间的联系，进而分析古代中国传统科技文明对亚洲近邻国家和地区的深远影响。

萨日娜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数学史、丝路文明与中外科技交流、中外计量比较等方面研究，著有《东西方数学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发表论文多篇。

中国古代度量衡的发展与戥子秤的创制

中国度量衡研究的相关记载散见于历代古籍、史料之“律书”“算书”中。《汉书·律历志》曾对其之前的古代度量衡制度进行总结：

“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上，佐助旋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故曰玉衡。……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者。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关于中国传统权衡器具的设计，《尚书·虞书》曾提到“同律度量衡”，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文献记载，其中也透露了古人眼中的度量衡与律制的关系。《史记·律书》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即认为六律是度量衡之制的根本。《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凡权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升为大升，三斗为大斗，十大斗为斛。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这里出现了大升、大两的计量方式。这种权衡器具设计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权衡制度计量标准的变革。

自汉至唐，重量单位命名有铢、两（24铢）、斤（16两）、钩（30斤）、石（4钩）等。唐制虽然曾把一两分作十分，称作钱，然而当时这个“分”的进位还未确定为钱的十分之一，所以其说以“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也”（明方以智《通雅》）。

具体到戥子秤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宋代在重量单位上沿用了钱这个名称，但在当时，重量的最小单位用到钱位，已经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公元976年，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发现计量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太府寺旧藏砝码重量从一钱到十斤不等，没有统一的标准，与此同时，从地方征收上来的金银、绢帛等则以毫、厘来计量，两者无法兼容，导致账目混乱不清，由此贪赃枉法、冤假错案迭起。有鉴于此，他下诏详定秤法，司监内藏库崇仪使刘承珪（后改名刘承规）受命执行。刘承珪，字大方，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宋初宦官，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曾参与封查府库，平定土民动乱；负责规划修建城垒、玉清理应宫等，又修改茶法，制定权衡法，编修《太宗实录》和国史《册府元龟》，掌管内藏达三十年，以做事缜密严谨著称。然而，刘承珪在制定秤法过程中遭遇了各种阻力。

公元997年，宋真宗赵恒即位，随即再次下令统一度量衡，刘承珪得以重组人马，进行大规模的度量衡改制。《宋书·律历志》记载：“曰权衡之用，所以平物一民、知轻重也。权有五，曰铢、两、斤、钧、石，前史言之详也。建隆元年八月，诏有司按前代旧式作新权衡，以颁天下，禁私营造。及平荆湖，即颁量、衡于其境。淳化三年三月三日，诏曰：‘书云：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乂，九赋是均，愿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秬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秤法，著为通规。’……寻究本末，别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其法盖取汉志子谷秬黍为则。”

从上述记载来看，当时“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度量衡混乱，上至朝廷百官下至黎民百姓均受其害。此时“承珪重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二度受命的刘承珪，对宫内传承下来的旧式权衡作了仔细调查，发现症结所在。他指出：“太府寺旧铜式，自一钱至十斤，凡五十一，轻重无准。外府岁受黄金必自毫厘计之，式自钱始，则伤于重。”（《宋史》）即太府寺所保存的砝码从一钱到十斤，约有五十一种，以“钱”为最小单位，相较于外府每年收上来的必须以毫厘计算的黄金等物品来说，“钱”这个计量标准过大，导致称重时差错较大，产生各种漏洞。

针对这一症结，刘承珪提出要“别制法物”，另外制定出适用于金银等贵重物品的新式杆秤。为了提高度量衡的改制效果，刘承珪研究了宋以前历代权衡法和各种衡器，结合《汉志》记录，重新校准权衡基准，终于在公元1004至1007年间，发明并制造了两种戥子秤，作为国家级的标准衡器，从杆秤的设计上体现了权衡的新法。

据记载，刘承珪的这两种戥子秤，一种是“一钱半秤”，分度值为一厘，以钱、分、厘、毫为单位，采用十进制系统，其杆长1.2尺、杆重1钱、锤重6分、盘重5分、初毫起量0.5钱、初毫分量1厘、初毫末量1.5钱；另一种是“一两秤”，分度值为一累，以两、铢、累、黍为单位，属于非十进制系统，其杆长1.4尺、杆重1.5钱、锤重6钱、盘重4钱、初毫分量5钱、初毫末量24铢……两种戥子秤可以相互校量，确保了称量的准确性。小的那杆秤，初毫分量（分度值、测量精度）为一厘，相当于今天的31.25毫克，当时具有如此的称量精度，在世界衡器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因度尺而求牦”“自积黍而取累”是统一重量计量单位制，确定单位量值的法制计量管理和计量科学实践活动的表现形式，是制造国家级标准器的核心。

自宋代诞生之后，戥子秤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四库全书》所录清胡煦撰《周易函书约注》中有“曾闻蒙古入市不挟星戥，但视其物价所值，酌其金银多寡，用以相易”，此处的“戥”即戥子秤。《御制数理精蕴》下编卷37中记载的一些数学问题也涉及使用戥子秤后的换算技法。戥子秤发明之后很快流入民间，成为专门用于称量贵重金银、人参、灵芝等高档药材以及进口香料等物的精密衡器。

中国传统药物计量与戥子秤的应用

中药的计量单位，古代有重量（铢、两、分、钱等）、度量（尺、寸、毫、厘等）及容量（升、合等）等多种计量方法，用来量取不同的药物。此外还有可与上述计量方法换算的“刀圭”“比”“撮”“权”等较粗略的计量方法。由于古今度量衡制度的变迁，后世多以重量作为称固体药物的方法。明清以降，中药计量普遍采用16进位制，如1斤等于16两。

而在古代的药物计量用具中，最重要的一种衡器，就是刘承珪发明的戥子秤。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戥子秤都是中医药铺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在广东、香港等地区，戥子秤也被称为“司马秤”，客家谚语有云：“司马秤，司马砣，好老公，好老婆”，由此可见司马秤作为衡器在人们心目中的珍贵。

作为一种制作精细的小型杆秤，戥子秤在中药计量中能够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因为其具备三个特点：

其一是尺寸小巧。在古代，与称量蔬菜等日常杂货的中型杆秤以及称量盐包等大型货物的大型杆秤不同，戥子秤的秤杆长度较短，通常约为10厘米~30厘米，微型的甚至只有5厘米~6厘米长，适合称量体积较小又精密贵重的物品，而且便于商人外出进货时随身携带。

其二是选材考究。戥子秤的秤盘和秤砣一般由黄铜或白铜等材质制成，秤杆选材则更加多样，有乌木、紫檀木、兽骨、银、青铜等，而以象牙材质为上品。目前在一些博物馆收藏有明代早期的戥子秤（如故宫博物院、修正博物馆等），其秤杆为象牙制，全长约30厘米，铜盘直径约5厘米～7厘米，外盒为高端红木或紫檀木。某种程度上，选材考究也代表了古人对精确计量的郑重态度。

其三是工艺精细。秤盒往往刻有精美图案，形状多是琵琶、如意等，装有锁扣固定，以免戥子秤滑出掉落。有些盒内还用丝绒等作为铺衬，外盒上配有挂绳或者皮袋，设计和制作工艺十分精巧，不仅确保了精确的计量，还具备较高的观赏价值，是我国古代工匠精神的一种体现。

古人对戥子秤的认识也很有特色。以十六两为一斤的戥子秤上，钉有十六颗秤星，古人认为这十六颗星源自先秦名贾陶朱公范蠡，在民间传说中，范蠡先是发明了杆秤，之后又选取天上的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在秤杆上做标记，秤杆上的一颗星代表天上的一颗星，以十三两为一斤，后来又增加了福、禄、寿三颗星，改为十六两一斤，其意为告诫后代生意人做生意要讲究诚信、公平，在称量货物过程中，切莫缺斤短两、投机取巧，否则就有警示接踵而至：少一两为“损德”、少二两为“伤禄”、少三两则“折福”。

戥子秤发明后，虽历经朝代更迭及度量衡制标准的各种变化，但仍旧凭其精准性，沿用长达1000多年。我国目前所存古代戥子秤，多为明清时期的产物，大都工艺精美、衡量准确。可以说，历代制造戥子秤的工匠们，不约而同秉承着同一种意识，那就是在保证戥子秤的实用性前提下，十分关注各个部件的精度，并不断提高外观装饰的精美度。

这里以我收藏的几件戥子秤为例：戥子秤的秤盘或圆形或椭圆形，秤锤的样式则有钱币状、圆饼状、椭圆饼状以及长方体状。秤盒的外观不仅雕刻精美，且寓意丰富，有琵琶形、葫芦形等，琵琶寓意吉祥、和平、纯真友谊、大福临门、一生无忧、雅名远播等，葫芦则谐音“福禄”，寓意“幸福与爵禄”永相随。从这些藏品中，不难看出戥子秤身上的历史烙印。在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洗礼后，戥子秤的部件多已年迈，其金属有斑驳锈迹，其提绳脆弱、秤盒纹饰淡化，但它仍旧向后世传递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蕴。

1959年，国务院要求计量单位一律改10两为1斤，但允许药铺仍使用按照16进位制设置的戥子秤，直至1987年。1994年9月，随着《关于在公众贸易中限制使用杆秤的通知》文件的出台，戥子秤作为一类杆秤，其作为衡器的使命正式完结，退出历史舞台，成为收藏和研究的对象。

作为具有千年历史的精密衡器，戥子秤在中国度量衡史上的作用无法磨灭，同时，其作为古代商业诚信计量的典型代表，蕴含的文化精神也影响着后世。

戥子秤的传日与精密衡器“银秤”的推广

“汉方医”是日本传统医学的代称，与中医有很深的渊源。南北朝末期，中医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唐代，日本开始全面学习中国文化，本草及中医药学也被日本全盘吸收，并在后世发展成为具有日本特色的“汉方医”。

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日本仁德天皇时（313—399），中国传统医学知识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各种医书164卷到日本，将中医知识直接传入日本；公元608年，日本天皇专门派遣药师来中国学医。

隋唐以后，经海上丝路和唐船贸易，往返于中日之间的遣隋使、遣唐使，以及商人和医生，络绎不绝地将古代中国先进的文化和科技知识、匠作器物传入日本。公元701年，日本文武天皇颁布“大宝令”，其中出现了医药计量相关的法令和制度。平安时代，藤原佐世编著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年）中出现了诸多中医相关古籍。由此可知，七至九世纪，日本医学大量吸收了中国医学的经验和管理制度；十至十六世纪，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汉方医学体系。

汉方医学中所必需的药物计量知识和相关仪器，也随着来自中国的传统医学和药物的演变而不断变化。中国传统计量知识传入日本，历史相对更久远。据《古事纪》记载，公元300年前后，中国传统计量知识传入日本。公元六世纪，中国传统天文、历算传入日本，由吴地又有早期的度量衡知识传入日本，包括“权”和一些长度名称。日本八世纪的古典文献《新撰姓氏录》中就有详细记载。七至十五世纪，汉方医的药物计量基本受中国的影响，其中也出现了一些适合日本本土的变化，不乏一定的创新性。

古代海上丝路在宋元时期非常繁盛，日本作为其时海上丝路东海线的一端，深受东西文明影响。当时有大量汉文科技典籍经过海上丝路传入日本，为当地传统科技发展奠定基础，对其学术体系的建构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十六世纪以后，日本传统计量或医学，成为独立的学术体系。尤其是江户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变化，东西文明交汇，也体现在计量和医学的发展中。江户时期，德川幕府实施“锁国”政策，但对海外，唐船贸易仍旧是其获取最新信息的主要途径。

在历史上，经唐船贸易流入日本的戥子秤，很快出现在日本江户大街小巷的贵重典当铺和药铺中，用于日本汉方医药的称量。随后当地出现了专门制作戥子秤的工匠。一些江户时期刊行的技术类和数学类书籍中，绘制了不少描述十六至十九世纪日本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图片。通过查阅文献我们发现了一部分制作和使用戥子秤的绘图。十六世纪出现的著作《七十一番职人歌合》（约公元1500年）中描绘了一个卖香的人和一个卖药的人。卖药的男子用杆秤称药，日文写着“卖药，有药有供，有人参、甘草”等。其图中使用的杆秤很小，推测就是戥子秤。这说明至少在公元1500年之前戥子秤已传入日本，并转型为适用于日本本土的衡器。

1698年刊出的一本日本数学著作《算法指南大全》，插图中描绘了钱庄、米行，以及生丝买卖的场景，其中出现了戥子秤。1700年，日本数学家西川祐信在其著作《绘本士农工商》中描绘了一家药店的日常，图中有手持戥子秤的药商，旁边的台子上放着药袋和陶罐，门口的板子上写着“地黄丸”，药店门口还悬挂着写有“药种”的旗子，右侧有“薬屋”（药铺）的板子，左侧有写着日文“あうみ”的帘子。“あうみ”是今天仍以出售汉方药知名的“近江”医药公司的前身。

1797年的《职人尽发句合》中有一幅图，描画了一名制作戥子秤的工匠抽烟袋的景象，其身旁放着正在制作的戥子秤，工匠悠然自得的神情，似乎说明他的生意还不错。

江户时代以后的日本文献中，戥子秤逐渐被写作“银秤”，意指其为称量金银器物的衡器。由于江户时代商业发达，药铺生意兴隆，药商和医生手里逐渐出现了制作精美且流传至今的银秤。日本内藤药物纪念博物馆（在岐阜县各务原市）藏有非常多的汉方医药器物，其收藏的银秤主要来源于江户时期制作银秤的两大工匠世家，即“守随”家族和“神善”家族。其中一杆银秤，上刻“守随”二字，其杆长有23厘米，铜盘直径6厘米，外盒长26.8厘米，还有“天下一”印字，寓意其工艺精美，制作一流；另外一杆银秤，由另一家族工匠神善四郎制作，其旁的说明文记载可秤15匁、50匁、160匁（匁是日本独特的古代衡量单位，1匁=3.759克），其杆长31.5厘米，铜盘直径8厘米，外盒长度为35厘米。

日本银秤的形状和用途跟戥子秤完全一致，但它以10进制设置，这是和中国戥子秤最大的不同之处。江户时代之后，日本的度量衡制度走上独立之路，在受中国计量文化影响下开创了适合本国体制的新模式，将16进制改为10进制就是一个明显的特征。

十七世纪的西方大航海打破了东亚海域固有的贸易格局后，东亚海域贸易的新时期随之开启。彼时的东亚海洋贸易被纳入逐步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戥子秤作为精密的计量仪器，不仅被日本也被欧洲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广泛认同，成为精密计量的世界标准。

中日传统药物计量标准的差异

纵观历史，度量衡标准变化多端。古今分量的差别，虽有后人做过考证，但结论并不一致。而这种差异，在古代药物计量方面尤其明显，历代医药家的用药和处方，有些随当时的度量衡变迁而变化，有些却沿袭旧制而不变。

1981年，我国考古界发掘出汉代“光和大司农铜权”（简称“光和铜权”），被认为是推算汉代度量衡标准的权威衡器，其年代与著名医生张仲景（约150—215）的生卒年相仿，为研究其医书中的药物计量提供了依据。“光和铜权”为12斤权，重量2996克，每斤约合250克，汉代的斤和两的进位是16进制，16两等于1斤，所以1两等于15.625克。为了换算方便，汉代的1两相当于15克。现代对中药计量采用公制，即1公斤等于1000克，1两（16进制）相当于30克，1钱等于0.1两，所以1钱相当于3克。关于古代医家用药剂量问题，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唐时权量是大小并用，太史、太医则仍沿用汉代古制。又据《唐六典》论述，晋唐之间的秤，其量制虽是汉秤的三分之一，但晋唐书中的用药量仍与汉代相同。

另有文献记载：唐秤有大小两制，小秤与汉秤相同，只限用于“合汤药”等。《晋书·律历志》指出其原因是“医方人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关于医方用药量的进制法，宋代《证类本草》中曾引《名医别录》写道：“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又据文献记载：唐代将一枚铜钱之重作为衡的单位，称为一钱，代替了以铢为单位的旧制。明代《本草纲目》则指出：“古之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量之所起为圭，四圭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五斗为斛，二斛为石。”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朝廷颁布了不同度量衡制度，但医药计量由于关系到百姓生命，相对比较谨慎，一般情况下仍允许使用旧制。如在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和王焘《外台秘要》中，药物计量仍然使用着张仲景时期的汉制。根据学者考察，宋朝以前的中医药书基本使用汉制，所以“光和铜权”为后人研究宋以前的药物计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张仲景的医书在唐代就传入日本，在日本最古的歌集《万叶集》中记载“在世良医，无不除愈也”。狭义的“汉方”即为张仲景的医学，可见其在日本的影响深远。了解汉制，也有利于日本考究汉方药的计量。

至宋朝，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宋代中药熬制发生了改革，进而影响了中药的服用方法，最终影响到了中药的计量。宋代开始用“煮散”，把药物作成粗散，煮过后连药渣一起喝下去。这使病人使用的药量减少，进而导致宋以后的药物计量出现了大的改变。宋代大多数医药典籍中使用了当时的度量衡制度。就衡重而言，宋代用了斤、两、钱、分、厘、毫等单位。从宋代到清代，度量衡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宋以后的医学书基本沿用了宋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日传统医学发展和交流的历程中，中日药物计量的标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学者认为，同样的药，日本医学典籍所载用药量比中国原典中要少很多。对于这种情况的成因，江户学者贝原益轩（1630—1714）在其《养生训》中给出了解释。他认为中国人比日本人健壮，肠胃功能更好；日本药材原料多数从中国和荷兰舶载输入，所以价格昂贵，药物计量相对减少；日本医生用药比较慎重，他们认为药量少其副作用也小。

十七至二十世纪日本的度量衡相关著作和医学典籍中记录了不少探讨中日传统科技相关性和中国传统科技仪器（度量衡、医学、天文）对日本影响方面的内容，这为后人研究中国传统科技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依据。

1759年的《医者谈义》中记载：在宋元以及明朝的方书中，古代的3两等于现在的1两，古代的1升等于现在的1合……（日本的）八十目等于明朝的半斤，明朝的一斤等于百六十目。这是“广秤”，也是“大秤”。半斤为半秤，也是小秤。书中还对明代和江户时期的药物计量进行了换算。

江户时期的解剖学家山胁东门（1735—1782）也在书中详述了医药计量问题。他的观点是：中国药用剂量有时候可能达到同剂量日本药的10倍以上，其原因推测是中国人吃肉比较多，体格更加健壮。此外，他还记录了日本学者如何参阅传日的中国医学经典，以及如何换算为日本人熟悉的计量单位等问题。

结语

中国宋代发明的精密计量器具戥子秤，随着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传播到日本，成为其传统的衡器——银秤。而日本传统计量器物受中国影响之后，又经过一系列的革新，最终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在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计量发展会受到当时的社会、人文和经济的影响，但从计量文化视角观之，虽有诸多差异，可在本质上大家是相通的——都有追求标准化、精确化的客观需要。回望历史，交流、会通是科学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中国戥子秤的发明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02日 10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未来度量衡发展展望

未来度量衡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趋势：

高精度与智能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度量衡技术将越来越追求高精度和智能化。例如，通过引入更先进的传感器、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未来的度量衡设备将能够提供更准确、更快速的测量结果，同时实现自动化操作和数据分析。

小型化与集成化：为了满足现代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度量衡设备将越来越趋于小型化和集成化。这意味着未来的度量衡设备将具有更高的便携性和灵活性，可以更方便地应用于各种场合和领域。

绿色环保与可持续性：在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未来度量衡技术的发展也将注重绿色环保和可持续性。例如，通过采用低能耗、低排放的设计和材料，以及开发可回收和再利用的度量衡设备，来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挑战：

技术壁垒：度量衡技术是一个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壁垒较高。企业需要具备核心技术和专利，才能在市场中立稳脚跟。因此，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将是未来度量衡技术发展的重要挑战。

市场竞争：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包括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提升和服务升级等。同时，也需要关注市场动态和客户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策略和市场策略。

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定：度量衡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需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未来，随着国际贸易和技术交流的加强，各国之间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也将越来越趋于一致。因此，企业需要密切关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变化，确保产品的合规性和竞争力。

总之，未来度量衡技术的发展将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企业需要加强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应对市场竞争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同时，也需要关注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变化，确保产品的合规性和竞争力。

十六两与一斤的关系以及应用

十六两与一斤的关系源于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制度。在古代中国，特别是秦朝时期，度量衡制度得到了统一，规定了十六两为一斤。这一制度在后来的历史中得到了沿用，并对中国的商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十六进制的度量衡制度背后有一定的文化和历史原因。据传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负责制定度量衡标准的丞相李斯，在面临制定重量单位时，为了避免以后在实行中出问题而遭到罪责，决定用“天下公平”这四个字的笔画数作为标准，于是定出了一斤等于十六两。这个传说虽然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公平和统一的追求。

此外，这个制度也符合当时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需求。 在古代中国，商业交易非常频繁，货币流通量很大。采用十六进制的度量衡制度可以使得交易更加便捷和准确。同时，这个制度也体现了商贾的智慧和百姓的生活实际需求。

在现代社会，虽然度量衡制度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标准化和国际化，但十六两与一斤的关系仍然被广泛使用。无论是在商业交易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仍然会用这个制度来衡量物品的重量。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度量衡制度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传承。

尽管现代度量衡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标准化和国际化，但“十六两与一斤”这个传统度量衡单位仍然在某些特定场合被广泛使用。

首先，在传统文化和民俗活动中，十六两与一斤的关系经常被提及。例如，在庆祝传统节日、婚礼等场合，人们可能会用“半斤八两”来形容两个人或事物相差不多，这个成语就来源于古代度量衡的十六进制。此外，在一些传统手工艺品、中药等领域，由于历史习惯和实际需要，仍然会使用传统的度量衡单位。

其次，在一些地方性的商业交易和市场中，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十六两与一斤的关系仍然被广泛使用。这些地区的商家和消费者可能更习惯于使用传统的度量衡单位，因为这些单位对于他们来说更加直观和方便。

此外，在一些特殊领域，如考古、历史研究等，也需要对古代度量衡单位进行了解和研究。因此，在这些领域中，十六两与一斤的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知识点。

总的来说，虽然现代度量衡已经高度标准化和国际化，但“十六两与一斤”这个传统度量衡单位仍然在某些特定场合被广泛使用，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度量衡制度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传承。

在中药领域，十六两与一斤的换算关系具有特殊的应用。古代中药的剂量常常使用两、钱等作为单位，而自1976年起，卫生部规定中药处方的剂量应改为国际度量衡制度，即以克为单位。为了将古代中药剂量与现代度量衡制度进行换算，常常采用近似值进行转换。

具体来说，古代的度量衡制度中，一斤等于十六两。而在明清以来，为了处方和配药特别是古方的配用方便，通常将一两（16进位制）近似地换算为30克。这样的换算方式在中药领域中被广泛应用，使得古代中药方剂的剂量能够与现代度量衡制度相对应。

因此，在中药领域，当遇到古代中药方剂的剂量时，可以根据上述换算关系将其转换为现代度量衡制度下的剂量，以便更准确地掌握用药量。这有助于确保中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时也体现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十六两与现代度量衡制度的换算公式为：1斤=16两，1斤=500克。这意味着1两等于500克除以16，即31.25克。这个换算关系在现代中药计量中尤为重要，因为古代中药的剂量常常使用两、钱等单位，而现代则需要将其转换为克等国际度量衡单位。请注意，这里的换算关系是基于现代中国大陆的重量单位制度，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可能有所不同。

十六两与一斤的起源

关于十六两与一斤的起源，有一个与秦始皇和丞相李斯相关的传说。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负责制定度量衡标准的是丞相李斯。李斯很顺利地制定了钱币、长度等方面的标准，但在重量方面却犯了难，他实在想不出到底要把多少两定为一斤才比较好，于是向秦始皇请示。秦始皇写下了四个字的批示：“天下公平”（秦始皇统一后用小篆），这算是给出了制定的标准，但并没有给出确切的数目。

为了避免以后在实行中出问题而遭到罪责，李斯决定把“天下公平”这四个字的笔画数作为标准，于是定出了一斤等于十六两。这个制度在此后两千多年一直被沿用。

此外，还有一个与木杆秤的传说。传说木杆秤是鲁班运用杠杆原理发明的，最初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在杆秤上刻制13颗星花，定为13两一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添加了“福禄寿”三星，因此改成了16两一斤。那时十六两秤叫十六金星秤，告诫做买卖的人要诚实信用，不欺不瞒，否则，短一两无福，少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

这些传说都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对于度量衡制度的重视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同时，这些故事也为我们理解十六两与一斤的关系提供了有趣的历史背景。

　　关于中国的木杆秤

关于木杆秤的传说，除了之前提到的鲁班和秦始皇的故事外，还有一个与春秋时期的范蠡有关的故事。

传说范蠡在井中汲水时受到启发，观察到一木桩上绑一横木，一头吊水桶一头系石块的巧妙平衡现象。他从中受到启发，便用一根细而直的木棍，钻上小孔，并在小孔上系上麻绳，用手来掂量。接着，他在细木杆的一头拴上吊盘，用以装货物，另一头系一鹅卵石作秤砣，利用杠杆原理制成了最初的简易杆秤。

这些传说不仅展示了木杆秤的起源和发展，也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木杆秤的演变过程中，每一颗星都代表一个刻度，每个刻度代表1两，这种设计既方便了交易，也体现了对公平交易的追求。

此外，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木杆秤上添加了“福禄寿”三星，改一斤为16两，并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既是对之前木杆秤的改进和规范，也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公平交易和诚信经商的重要性。民间对添加“福禄寿”三星的解释是告诫商人经商要光明正大，不能赚黑心钱。 这既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星相学在这一技艺中的映射，也暗含着天理公道的观念。

总的来说，木杆秤的传说不仅有趣，而且富有深意，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追求和信仰。

中国木杆秤，又称杆秤，其制作结构通常包括金属秤钩、秤杆（带有秤星的木制杆）、秤砣（或称称砣、称锤）以及提纽（或称毫系）等部分。有的木杆秤还配备有秤盘。

在结构上，木杆秤利用了杠杆原理来称质量。使用时，用秤钩钩住所要称的物件，一手提毫系，一手前后移动称砣系绳，直到左右平衡，称砣所在星号数就是所称物件之重量。

关于木杆秤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一个衡量物体的工具，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体现。木杆秤的发明和演变过程中，蕴含了公平、公正、诚信等价值理念。在古代，木杆秤被用作商业交易的重要工具，它的准确性和公正性直接关系到交易的公平性和诚信度。因此，木杆秤的制作和使用都需要遵循严格的规范和标准，以确保其公正性和准确性。

同时，木杆秤也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秤被视为衡量人心和道德的工具。人们常用“心中有杆秤”来形容一个人有道德、有原则、有判断力。这种象征意义不仅体现了木杆秤在商业交易中的重要性，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和品质的重视。

此外，木杆秤的制作工艺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精湛技艺和匠心独运。从选材、刨圆、划线、上刀子、校秤到着色、抛光等二十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细心操作，容不得半点马虎。这种精细的制作工艺不仅保证了木杆秤的准确性和耐用性，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精湛技艺和匠心独运。

总之，中国木杆秤不仅是一个衡量物体的工具，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体现。它的制作结构、象征意义和制作工艺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特色。

木杆秤在古代有着广泛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商业交易：在磅秤、电子秤出现之前，木杆秤是市场上最普遍的称重工具。人们无论是进行集市买卖，还是邻里之间借还米面，都会使用木杆秤来称重。商贩们会高声吆喝“足量高高的秤”，以显示其秤量的公正性，使客人能心满意足地满载而归。

中药房：木杆秤按秤杆长短及秤砣大小分大、中、小三种型号，其中用铜盆替代秤钩的“铜盆秤”多用于中药房抓配中药。由于中药的剂量需要精确控制，因此木杆秤的精确度对于中药房来说至关重要。

生活用品：在电子秤面世之前，木制杆秤是农家必备的生活用品。人们可以用它来称量各种物品，如粮食、蔬菜等。木杆秤的使用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体现了古代社会的商业繁荣和科技发展。

此外，木杆秤的形状像龙，有些人家还视其为吉祥之物，用于镇邪而供奉于正间堂内。这也体现了木杆秤在古代社会中的文化价值。

然而，随着电子秤的普及，木杆秤逐渐退出市场，制秤手艺人大多退休，后继无人，濒临失传。尽管如此，木杆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它不仅是古代商业交易的重要工具，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体现。

在古代，木杆秤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和需要，存在多种不同的型号。这些型号主要根据秤杆的长短及秤砣的大小来区分，常见的有大秤、秤杆和司马秤等。

大秤通常用于称量较重的物品，如粮食、货物等。它的秤杆较长，秤砣也相应较大，以保证称量的准确性。

秤杆则是更为常见的木杆秤类型，它的长度适中，适合用于一般商业交易和日常生活中的称量。秤杆上刻有精确的刻度，通常使用十六进制，即一斤分为十六两，每两由一颗星来表示。这些星星中，除了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外，还有“福”、“禄”、“寿”三颗星，寓意着吉祥和美好。

司马秤则是古代一种特殊的木杆秤，主要用于称量贵重的物品，如药材、金银等。它的精度更高，设计也更为复杂，以确保称量的准确性。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木杆秤，如用于中药房的“铜盆秤”，其秤钩部分使用铜盆替代，方便称量药材。

这些不同型号的木杆秤不仅体现了古代人民对衡器制作的精湛技艺，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特征。

                  称陀

称陀，也被称为秤砣或秤锤，是杆秤中的一部分，相当于砝码。根据用途的不同，秤砣可以分为商业用秤砣和实验室用秤砣。商业用秤砣主要用于商业交易中的计量工作，如称量商品、计算价格等，要求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以确保交易的公平和公正。而实验室用秤砣则主要用于科学实验和研究工作中的计量工作，要求具有极高的精确度和稳定性，以确保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在历史文化方面，秤砣上的铭文和造型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古代的秤砣如秦权、汉权等，不仅是度量衡器，同时也是研究历史、文化的重要物证。秤砣上的铭文通常天真稚拙，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同时，秤砣的造型和材质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技术水平。

此外，秤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象征意义。它象征着公平、公正和诚信，是商业交易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同时，秤砣也被视为衡量人心和道德的工具，人们常用“心中有杆秤”来形容一个人有道德、有原则、有判断力。

总之，称陀（秤砣）不仅是商业交易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同时也是研究历史、文化的重要物证，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称陀（秤砣）的制作材料对其在使用中的性能有重要影响。以下是几种常见的制作材料及其对应的影响：

铸铁、不锈钢或合金：标准秤砣通常采用这些材料制成，它们具有耐磨、抗腐蚀的特点。这些特性使得秤砣在使用过程中能够保持较好的稳定性和耐用性，从而确保称量的准确性。

黄铜：实心秤砣常用黄铜制作，这种材料兼具稳定性和耐用性。黄铜秤砣在长期使用中不易变形或损坏，能够保持较高的称量精度。

塑料：塑料秤砣虽然轻便且成本较低，但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限制。塑料材料相对较软，容易受到磨损和变形的影响，从而影响称量的准确性。 此外，塑料秤砣的耐用性也相对较低，可能不适合长时间或高频率的使用。

钢材：钢球秤砣由钢材制成，具有高度的均匀性和稳定性。这种材料能够提供比较高的测量精确度，适用于需要高精度称量的实验室或特殊场合。

除了材料本身的影响外，称陀（秤砣）的重量也是影响其性能的关键因素。秤砣的重量需要根据秤杆的长度和称量范围进行合理配置，以确保称量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如果秤砣过轻或过重，都可能导致称量结果的不准确或不稳定。

因此，在选择称陀（秤砣）时，需要根据具体的使用需求和场景来选择合适的材料和重量。同时，也需要在使用过程中注意保养和维护，以确保其长期稳定的性能和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