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人。

她辅佐了清初三位帝王，奠定了清朝当时全世界的霸主地位。

野史中对其的描绘，如同缤纷的烟花，虽短暂却夺目。

那日，孝庄为洪承畴归顺大清，换上汉服，提着一壶人参汤，风姿绰约地走进洪承畴的囚室。

多日未曾进食的洪承畴，口干舌燥，哪里还抵挡得住这般诱惑，抗拒意志顷刻崩溃，最终选择了投降。

洪承畴，字彦演，号亭九，福建泉州府南安人，他既是明朝的军事统帅，又是清朝定鼎中原的重臣，他极大地影响了明末清初的历史，是一位让世人难以评论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历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明清时期，闽粤地区一种类似于当代男同性恋的“契父子”、契兄弟关系“习尚成俗”。

“百度词条”记载：明中晚期男风盛行，上至帝王公侯，下至庶民百姓，皆涉于此。洪承畴原籍福建，一向有男宠之癖，这在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有许多具体描写。而这与野史描述孝庄皇太后使用美人计诱降洪承畴的说法就互相矛盾且上不了台面。

本来，这就是一些反清人士有意贬损和恶心清廷和洪承畴一类降清的汉人编造的故事，不然即使对洪承畴的品德多有鄙夷也犯不着拿“清朝祖母”孝庄皇太后来为他洗地。

可是适得其反，这样的传说不仅用孝庄的“美誉”洗白了洪承畴的性取向，传来传去传成了老百姓眼里爱看的“英雄美女”的故事。

在北洋政府历经十年，汇聚了百余位学者的智慧与心血设馆编修的《清史稿》中的记载与野史大相径庭。书中描述，皇太极胸怀壮志，欲图中原。

他深知洪承畴的才能，因此极力劝降。但洪承畴心如铁石，不为所动。一日，范文程再次前来劝降，却发现房梁上的灰尘落到了洪承畴的衣上。洪承畴细心地将灰尘掸去，这一举动让范文程看出了端倪。

他断定，洪承畴是个爱惜生命的人，连一件衣物都如此珍视。

于是，在寒冷的冬日，皇太极来到洪承畴囚室，将自己的衣服披在了他的身上。这份诚意和决心，最终打动了洪承畴，使他决定归顺大清。

洪承畴选择投降并非简单的个人决策，他经历了对明朝的忠诚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奈、对家庭安全的深深忧虑所带来情感巨大的波动和挣扎，最终促使他做出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在皇太极、多尔衮与顺治至康熙前期，洪承畴还是皇帝眼中的“红人”。清宗室爱新觉罗·昭琏的笔记《啸亭杂录》中记载，清太宗（皇太极）说：“臂诸行者，君等皆瞽目，今获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意思是洪承畴有感清廷礼贤下士恩遇优厚，无奈降清之后，皇太极非常高兴，面对王公大臣对他厚待一个败军俘虏的疑惑，皇太极坦然回答：“就好比行走异乡，你们都是失明的盲人，不辨东西。现在突然得到一个引路的向导，难道不值得高兴吗？”

《清史稿》记载“国初诸大政，皆定自太祖、太宗朝。世谓承畴实成之，诬矣”实乃欲盖弥彰。洪承畴对清王朝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1665年，洪承畴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康熙皇帝为他发下御制的碑文：“破明兵十三万时获尔……”，“大兵南下，尔图报豢养之恩。”溢美褒奖之词鲜见，贬抑羞辱之意渐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一代皇帝“文治武功”或“毁天灭地”的体现，即由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的大型丛书《钦定四库全书》编成。

在《钦定国史贰臣表传》中，乾隆皇帝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强调忠君思想，命令国史馆把明清之际投降清朝的大臣们均称为“贰臣”编入传中，并亲自加入了洪承畴的名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年被洪承畴杀害的张苍水、王之仁和陈子龙等反清义士，不仅被乾隆皇帝赦免，还无比荣耀地迁入了忠烈祠享受后世的祭拜。

乾隆本意是要鞭挞明朝降官降将的变节行径，让后人吸取教训，保持名节。但因为洪承畴为大清王朝“鉴于大清，视于大明”清天盖过日月，为满清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立下过汗马功劳，更对统一中原居功至伟，乾隆又专门提出对洪承畴应该给予原谅，不必深究。但他毕竟违背了以“忠君”为标准的封建纲常伦理和道德规范，以至其落入遭到后世的鄙视和仇视的尴尬境地。

以乾隆对汉文化的推崇和精修，以及他对先祖的孝顺和遵从，他对洪承畴如此上纲上线有点不同寻常，大概民间盛嚣其上的“孝庄秘史”的传布，惹恼了乾隆也有可能。“孝庄秘史”给洪承畴洗白性取向又带来令人艳羡“艳福”，终于还原为一个读书人难以承受的“灾难”。乾隆皇帝一不做二不休，将洪承畴列为“贰臣”甲集头名，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洪承畴在清军入关后于北京过的第一个春节，洪府门前就被人贴了一副对联：忠义孝悌礼仪廉，一二三四五六七。横批：“无耻忘八”。“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洪承畴曾经的同事、同学黄道周这幅对联巧妙的利用谐音，褒扬明末大忠臣史可法，讽刺备受皇恩却投敌仕清的洪承畴。洪母骂子也成为传统忠义教育中典型的事例。按清朝定制，洪承畴成为镶黄旗汉军，旗下命妇须轮番入侍太后。

当年，洪承畴为尽孝道，派人迎接老母北上进京享福，让人没想到的是，洪母刚刚下车，看到跪拜迎接的儿子后，便抡起手杖边打边怒骂：“你这个不忠不孝的畜生，为娘都七十多岁了，难道还要到旗下去当老妈子吗？我今天就打死你，为天下人除害！”

洪母怒打儿子的往事被编成闽剧《六离门》传唱于世间，后来又改编成京剧《洪母骂畴》，直到今天依然属于经典曲目。历来对于洪承畴的评价有贬抑也有褒扬。

毋庸讳言，洪承畴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光明日报》在“洪承畴文化研究会”成立的报导曾说到：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单纯评判历史人物的气节好坏是不够的,应该更全面地加以研究。洪承畴是明清鼎革时期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他的活动与明亡清兴的重大历史转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这段历史绕不开洪承畴，可见洪承畴研究的学术价值非同一般，学术界要正视这一点。

实际上，除了叛明降清之外，洪承畴还与明末政局、与南明隆武政权和永历政权、与江南秘密复明运动、与清廷和满族贵族等等问题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今天有必要加以更全面深入的研究，得出客观公正的历史结论，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来探究明清之际那个风云动荡的历史年代的面貌。被康熙视为知己，雍正称为完人的名臣李光地这样称赞洪承畴：“功高德重，清水同明。戚满为家，五族中华。相台远略，国运民生。撑天立宇，开国首伦。”

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专家李治亭评价洪承畴：顺应历史大势，弃暗投明，把他的才能献给了新的统一事业，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是功不是过，更与投降外来侵略者的“汉奸”风马牛不相及。

时代已经变了，旧的史学观念也在变。只有抛弃那种以华夷之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才能对洪承畴及其他降清的人做出科学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明末清初史专家杨海英《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详细介绍了洪承畴审理一宗反清复明大案的前后经过，受此案牵连的湖南各地人士多达百余人（或说三百多人）。此案发生后，湖南“旧绅多被系，富民悉倾其家。”所涉及的士绅人数众多，影响范围极广，为了缩小打击面，极力争取各方支持力量，洪承畴公开审理叛案，“坐幕府前集中士民观听讯”。审讯的结果是全部释放因抗清活动而暴露的湖南士绅，甚至不惜采取特殊手段而将告密者斩首。

通过这个机会，洪承畴迅速改变了对清军十分不利的微妙形势，取得了稳定局势、争取民心的主动权。杨海英文章中虽然指斥洪承畴品行有亏、性格软弱，一生可悲可叹。但亦据实纪录、客观评价了洪承畴“经略西南(他人生最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清廷寄予重望，赋予极权，无疑使他能够比较从容地制定战略战术，几臻炉火纯青的战争艺术遇上了恰逢其时的表现机会。”促使我写这篇短文的初衷是一次随湖南省歌舞剧院同仁采风，在桃江县志上读到的当地名人郭都贤与洪承畴的记载，随后完成一部剧作《清明谣》，发表于当年的《艺海》杂志，获全省田汉剧作奖。没想到之后遭人指责，大概意思是说不该为“汉奸”张目。也有好心人提醒写什么都好，千万不要碰这类“犯忌”题材。

本人才疏学浅不敢妄言治史，但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一段“亡国与亡天下”的论述让人深受启发。

清初之后的相对稳定，国家得到了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安定，清政权越来越稳固。明末思想家迷茫于这种现象，在反省明亡的思考中，顾炎武努力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区别开来。

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中，顾炎武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认为，如果清政府能延续中国的文明，比如华夏衣冠、自由言论学术、西学东渐、儒学、礼仪，那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为明朝政府尽忠的事应该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著名社会科学家，国际应用人类学专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准确概括了我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各个民族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界对民族关系史、地区关系史、民族走廊、历代民族政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发展成为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尤其是近代以来，在我国各民族团结一致、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更加突出，逐渐由一个自在的实体升华为一个自觉的实体。”这已经是全体中国人和党与政府的基本共识。

1651年（顺治八年），五世达赖决定进京会见顺治帝，洪承畴站在儒家立场，上书谏迎达赖，后又以天象示警为由，反对皇帝亲迎，顺治帝接受其建议，没有亲迎达赖，而是派和硕承泽亲王硕塞代为迎接，由此开始清廷皇帝册封西藏政教首领到乾隆皇帝规定用金瓶掣签来决定西藏政教首领人选的历史。“十全老人”乾隆皇帝不仅是清朝皇帝还身兼文殊皇帝(西藏尊号)、腾格里特古格奇汗(蒙古汗号)。

爱新觉罗氏的皇朝有范仲淹的后世子孙范文程和洪承畴等人的功劳，但中华民族的天下绝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家天下。将洪承畴牢牢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忽略范、洪等人的历史功绩，既不利于“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完善，也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