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人生短暂而多彩，有欢乐，亦有悲伤;有所得，亦有所失去。有些记忆，永恒地沉淀于心灵一隅，在某个特殊时刻泛起，指引我们前行。

回家乡金乡探亲，在社区里遇到一位老相识，圆滚滚身形，闪着油光的大嘴唇子，满嘴轰轰跑火车，妥妥的社会人，充满江湖味儿，询问其在哪里高就，答曰“混桥头的”。我颇有些愕然，天下还有这等职业。回头思忖半天，他所言“桥头”大约是指莱河桥，桥东是有几间铺子的，桥下河道上沿建有沙子站，船只从微山湖一路过来，载些建筑用沙，满足当地之用。混桥头，大意是指在莱河桥头有话语权，大概是垄断着某些营生。想想不禁哂然，这哥们儿大概也江湖未路了。但莱河桥头诸多记忆却鲜活地涌现出来，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三十年时间，莱河桥的确在县城东部片区局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这里确实也是一片俗世江湖。

老金乡县城东约三华里，有南北流向的河流曰莱河，通往鱼台县鱼城镇的县道上有桥曰莱河桥，其桥东路南路北有相对宽阔的空地，最早的建筑是路北的高河莱河桥供销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附近的村民相继开办了饭店、裁缝铺子，路南有华德饭店、电器维修店。桥头以东偏离大路向正东方向有下坡，正对着下坡的是高河莱河桥信用社和棉花收购站，东行则是西官庄、东官庄、牛桥、苏楼、李庄、康楼等一众村庄。记忆中，这里一度是东部片区的“CBD”，是进入金乡县城的必经之路，周边百姓的生活日用、农资、棉花销售及金融活动均可在这里得以实现和完成。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部分日用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由供销社实行专营。莱河桥头的供销社是座两层小楼，二楼与桥头空地平齐，开门向南，一楼则在路基下沿，被棉花收购站，开门向北，被棉花收购站圈在大院子里。记忆中供销社有十余间门市，黄色的木制玻璃柜台里陈列着肥皂、雪花膏、梳子、小圆镜子、文具、针头线脑等商品，后面则是高大的框架式货架，大宗的商品就摆在上面，诸如脸盆、铁锅、打气筒、胶鞋、收音机、布匹等，油盐酱醋等专用柜台则处于靠近门口的地方，另有农药、化肥、五金、条筐等则摆放在门市的空地里，供人挑选。供销社的女售货员们都很骄傲，平时喊上一声两声是不会答理你的，催急了，才吐出瓜子皮，慢腾腾地走过来，眼皮都不抬地问顾客“要啥?”，再慢腾腾地拿出来放在柜台上，嗓子眼里挤出一句“交钱，五毛八分。”以致我每次去买东西都怀着深深的怯意，唯恐得罪了高冷的女售货员。那个年代，供销系统是吃国家粮的金饭碗，商品专营制度让他们炙手可热，是高含金量的工作岗位，没有社会关系的一般群众是很难获得这份工作的。童年时期，商品票证制度还未完全取销，记得买诸如煤油、糖、点心、布等还是要煤油票、糖票、粮票和布票的。那时家里五口人，点灯用的煤油供应大概是五斤，购买时不仅需要钱，还需要煤油票。这点煤油根本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家里常常要半年点柴油，墙壁熏得发黑不说，早上起来，鼻孔里满是黑乎乎的油烟。买煤油时，拎着空瓶子，走上二里路去供销社，交上煤油票和钱，售货员就用提子计量给灌到瓶子里。就这各路煤油，还常常缺货，并不是每天都能买到的。90年初，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个体经济犹如雨后春笋，物资丰富起来，票证制度被取消，风光三十余年的供销社也走向了没落，售货员们纷纷下岗自谋生路，过起了艰辛的日子。多年后，我曾在桥头遇到过那位最为高冷的女售货员，与她的丈夫在桥头上摆了一个水果摊儿，满面尘灰烟火色，遇到顾客就热情打招呼，亲热得不得了，令人唏嘘不已!

供销社的西邻，九十年代初开办了莱河桥农村信用社代办点，也就是银行了。信用社是三上三下的二层小楼，安装了保险门的大门，里面是铁棂子，工作人员就在里面办公，单据或钱币铁棂子下面的凹槽里递进递出。附近的农民有了积蓄，就会拿到这里存款。与供销社相比，工作人员就热情得多了。每逢售粮、售棉旺季，就有信用社的工作人员骑了自行车进村入户吸纳存款。常去我们村的是附近魏楼村名字叫辛亭的工作人员，带着一个尼龙皮包，在农户的板凳上填写存款单，字写得十分工整，我记忆尤为深刻。记得那时有一款存款产品，利息特别高，三年零七个月就能实现本金翻番。我考上大学之后，父亲告诉我，在我上初中时在信用社里存了五六千元，所获甚多，让我不用担心大学期间的费用。信用社在莱河桥头存在了近二十年，后来随着桥的新建和道路拓宽，就搬离了原址，再后来银行改制，现在是农商银行了，信用社已成为历史。

供销社东邻是莱河桥棉花收购站，属高河供销社。每到秋意浓时，棉花收购站便迎来了高光时刻。门口棉农的地排车常常绵延数里。棉花统购统销政策指令供销社为唯一的棉花收购单位，如私自销售他人，则属于投机倒把，需承担刑事责任。棉站的工作人员，那精气神儿就上来了，眼睛照例是不看脚下的，全部斜眼向天，无视为了多卖几分钱的棉农的苦苦哀求，轻描淡写一句或压价或拒收。棉农们的身子便更低更弯了，一路小跑着追赶着那些工作人员，塞上几盒他们从不舍得抽的高档烟，或是一些土特产，换来的却是深深的鄙夷。我有时候常常想，这些人也出身于农民，也许只是一个临时工，但位置使得他们骄傲起来，自大起来，便高高的站在芸芸众生的头上，冷眼看人，没有任何的同情心、同理人，其与牲畜大抵也没有什么区别。很多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棉厂或是收购站的后代们，特别是父辈担任一官半职的，蒙了祖荫，觅得一份工作，也形成了唯我独尊的破落性格。数十年后，仍然端着架子，摆着谱子，老子天下第一，飘在天上没有落地。更有捧臭脚沆瀣一气者，跪言其出身干部家庭，顶礼膜拜。

供销社西邻是一家裁缝铺子，店主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子，名字叫做香兰。铺子里摆着几台上海牌的脚踏缝纫机，四壁挂满了制作好的成衣或是半成品，工作台上层层叠叠摆放着裁好的布料。八十年代的农村，还没有买成衣的习惯，女主人多是过年过节时买上几米布料，为家人做上一件新衣裳。量体裁衣，做衣服的客人要亲自上门，由店主拿着软尺细细地量了腰围、颈围、袖长、腿长，记在纸上，再问了紧身或是宽松，记在张上，用小夹子夹在布料上作标记。我曾经历过这些，所以记忆很清晰。女店主的手艺很好，在周围颇有口碑，她常常在宽大的工作台上，摊开一方布料，按照纸上标记的尺寸，先用白色、粉色的粉饼在布料上划出衣服的样子，再拿起大剪刀“呲呲”一阵裁剪，干脆利落，上衣或裤子的拼块就出来了，再抱到缝纫机上，低头一阵猛踩，或锁边或缝合，很快一件衣服就做了出来。店主除了做衣服外，还收学生，收很少的学费，我的三姑曾在那里学习过，而且成绩不错，裁衣服得了真传。学成之后，爷爷为三姑买了缝纫机，从那以后，家里大人孩子的衣服及缝缝补补都由她负责了，我因此获益良多，会经常有新衣服穿，而且款式也很时髦。

缝纫铺子的西邻九十年代初期开办的个体饭馆，老板是我隔壁村子的女婿，可以做炒菜、凉菜，兼卖烟酒，同马路对面的华德饭店双雄并立，互为竞争对手，据说当年也是刀光剑影。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饭馆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去的，倒不是去不起，而是长期贫困生活而养成过度节俭的习惯。在鲁西南，老百姓说一个人经常下饭馆，是贬义的，内涵此人不会过日子，属败家子之流。所以，两家饭馆的客人主要是供销社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周围村上的头面人物村干部和所谓的“先锋青年”(二流子)，通常是中午或晚上，他们在里面划拳行令，粗口大嗓，喝着劣质白酒，抽着白莲大前门，满面赤红，豪情满怀。中间一言不合，拿起酒瓶就抡，操起板凳就砸，喝得也美，打得也惨。村上的二流子们喝多了，照例回村上会骂大街，从村东骂到村西，从村南骂到村北，骂村子里日子过得好的，骂那些陈谷子烂芝麻，骂老天不公令他壮志难酬，力竭方休。

桥头河堤的二道滩，是沙子站。河道里的水泥船从北面运来建筑用的黄沙，卖给岸上沙子站的老板。那个年代还没有起重设备，沙子需要人力从船上挑上岸来，是个苦力活儿。我的父亲和村上几个年纪差不多的青壮年邻居就曾短期做这个活计。他们挑着300来斤黄沙，踩着颤悠悠的船板，再爬上40度坡度、200余米长的河堤，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艰辛。一船上百吨的沙子，就靠着肩膀运送到河堤上。若干年后，我还记得那一条条青筋暴露、打着颤的小腿，如此的触目惊心。挑上一天，所获不过十余元，人回到家里，基本上动弹不得，躺在床上，话也不想说一句。很多年后，村上一个长期挑沙的大哥，患上了静脉曲张，腿上筋脉突显，溃烂，几近残疾。这种力气换来的钱，哪有可能会舍得到隔壁的饭馆里炒上两个菜，喝上一壶酒呢?

有商店、有饭馆、有铺子、有活计、有了人气，就有了江湖。莱河桥头也就有了自己的江湖，总有人热衷于不劳而获，靠所谓的拳头和头脑从别人口袋里掏钱。莱河桥头也有江湖势力，邻近村上的好勇斗狠之徒聚集在一起，也排上了位次。打架斗殴自然不在话下，偶尔有远处村庄的农民在桥头上支了摊子，这些人便蜂涌而至，轻则勒索点钱财，重则殴打流血。他们最热衷的一种行当叫做“割耳朵”。在鲁西南方言中意为借调解之名从中谋利。比如，两个外地人在桥头发生交通事故，争吵不休时，这些人中的一位就站出来，充当调解人，问受损一方需要赔偿多少，比如要求赔300元，调解人就会威逼利诱让肇事方赔偿600元，拿到钱后，再诱导恐吓受损方说对方只赔给200元，这样调解人就能净赚400元。这还是好的，后来，他们发展到自己“制造”事故，就像今天的碰瓷，一伙人一拥而上，猛宰外地肥羊。想来，我那个老相识，便是新时代的“混桥头”者吧!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如今的莱河桥南移，并新建拓宽，桥头的诸种建筑也随着更高标准的道路修建已不见踪影，但那个老的莱河桥却愈发清晰地出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带着淡淡的伤怀!感谢这些岁月的馈赠，使我们坚强无比，不惧人生风霜雪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