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一个人不容易，即使是夫妻，是兄弟，是老友，更别提素昧平生高高在上的历史人物了。在中国现代史上，在中共党史上就有这么一位云山雾罩的大人物--他就是王明。王明著作等身，研究王明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彼时的王明高高如神，后来的王明幽暗如鬼，那么王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读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郭德宏先生的《王明年谱》，一个小钢炮似的，风风火火的，足够聪明、抢得先机、能说会写、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的，曾经搅动中国政坛数年的，充满斗争精神、抱紧苏联大腿、从教条主义而终的小个子王明，慢慢浮现在我的脑海。

  一、少有才名。

  王明，本名陈绍禹，字露清，正像他的复杂多变的人生一样，他一生曾用过哥鲁别夫、王明、波波维奇等近二十个不同的名字，后以王明名世。他1904年5月23日（夏历4月9日）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今金寨县）的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小商人之家。

  王明自小聪明，号称神童。6岁上学，8岁就开始写对联，9岁写诗曰：《昼寝*请问孔夫子》“先生非朽木，学生岂粪土？！这大热天起，谁不打中午？！”原来他是听塾师喻南森讲《论语》“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后所写，在学生中传看，被先生发现，称赞他“写得好”。

  据王明的妻子孟庆树讲，王明一生写了600多首诗。可见王明不仅自幼聪明，而且还是一位诗人呢。

  二、在社会激荡的大时代里抓住了机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这一年，刚刚二十岁的王明报考了武昌商科大学，同学梁仲明向他讲述了苏联十月革命和苏联现状，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情况，还向他推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和刊物，给他看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革命文献。这些都是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使他“耳目为之一新，思想大为转变”。他为此赋诗曰：《喜闻报》“塾窗十载又中学，舍我韶华逝水过。聆教一朝开眼界，得书百读喜心窝。儒知世事仁风少，佛识人生苦味多。惟有马恩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

  心中种下了马恩列斯这颗种子的王明，经过极力争取，在1925年的11月与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等50多人一起乘船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从此，王明一到莫斯科就如鱼得水，龙归大海，不仅王明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也因此巨浪滔天、腥风血雨，发生了波诡云谲的变化。

  三、莫斯科时间。

  王明到达莫斯科市中心的沃尔汉克大街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即中山大学时，还只是一名共青团员。1925年12月加入中共旅莫支部。这时的一首诗很能表达他的心情：《谒列宁墓》“红场庄严发圣光，列宁含笑卧中央。苏联屹立巍山岳，中国沸腾哨海洋。万国人民昂斗志，千年历史划新章。精诚革命先师谒，心献青年一瓣香。”

  此时的王明“面目清秀，聪颖年少，俄语流畅，对列宁、斯大林的教导谙熟程度令人敬佩”，完全沉醉在社会主义苏联的美好里。“当年火车上是个木头，如今成了能说会道的雄辩家。他露出了锋芒，显出了才华，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后来就选他当了学生公社的主席”，“从此以后，他接触副校长米夫的机会多了，得到米夫的欢心”。

  汪云生在《二十九个人的历史》中说：“王明的初步成功，固然与他本人的努力有很大关系，但同时却离不开这样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是争得米夫的重视和支持，一是迎合了当时大多数学生的迫切需要，顺应并领导了中大的潮流。前者是王明走‘上层路线’结出的‘硕果’，后者则是王明走‘群众路线’的结晶”。

  当年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团员的陆定一后来说：联共（布）党领导人想用陈绍禹等“米夫的走狗”做控制中国共产党的工具，他们“这批搞大国主义、老子党的人，认为中国党的老领导都是机会主义，要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来代替他们，夺他们的权”。

  以上观点说明“有些鬼机灵，也有野心，不甘寂寞，工于心计，善于趋炎附势、钻营拍马”，具有语言天赋的王明，在中大找到了适合自己野蛮生长的环境，找到了在当时很能吓唬人的教条主义的老祖宗，找到了苏联这个终生可以依傍的大靠山。

  四、回国上台路不顺，贻害无穷生祸根。

        1929年25岁的王明回国，准备接手中共领导权，但他在国内一无人脉二无经验三无威信，他在这里更是遇到了人生克星--李立三，只能听从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的调遣，从基层开始做起。但王明不愿意做基层工作，认为这样发挥不了他的作用，英雄无用武之地。

        1930年1月12日，他在参加上海工联会组织的工会干部会议时被捕，被押到南京路北头老闸捕房。王明因此非常惊慌，不顾党的纪律收买巡捕给党的机关送信，2月18日被保释出狱。他给米夫写信“诡称在狱中遭到毒打，抱怨中共中央把他丢到脑后。米夫大发雷霆。他在四中全会前给中共中央信中，赞扬陈绍禹的英雄主义并称他是英勇革命者的典范，攻击李立三的领导不给陈安排重要职务”。

        8月有诗曰：《从幻想到盲动（评李立三同志决定实行全国暴动）》“拒尊马列独称雄，乱写胡吹总不中。海有鲸鱼陆有象，天无鹏鸟地无龙。应以事实以求是，单靠主观便落空。工未武装农未起，缺兵暴动与谁同？！”

        9月24日-28日，中共中央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下，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10月，共产国际执委向中共中央发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信中除了三中全会没有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国际信任的陈绍禹等人，六届三中全会没有重用，而六届三中全会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又是共产国际不信任的瞿秋白”。

  11月中旬共产国际派远东局领导人米夫来上海，“米夫到中国去的重要使命是：用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拉进中央的办法，来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从而加速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换句话，他的使命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人置于俄国共产党人的绝对控制之下。”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米夫一来，更造成了党内的危机。王明写了小册子，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1931年1月7日，米夫直接操纵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胡乔木在1990、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四中全会时，王明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夺权，当时的中央招架不住。”“毛主席批评瞿秋白在党内没有多大经验，是一介书生。王明、博古在党内没有地位，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结果让他们夺了权。四中全会上王明实际上做了总书记。”

  陆定一回忆说：“王明是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起家的。他同别的野心家不同之处，在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这个外国靠山。米夫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者，这些大国主义者认为苏联党是‘老子党’，中国党和别国党只能当儿子；中国革命靠中国党来领导是不能胜利的，只有王明集团这个宗派（也就是靠米夫自己）的领导才能胜利。”

  为排除在党内的异己，王明、康生借刀杀人致使何孟雄、林育男等24位共产党早期重要成员被国民党逮捕，后全部牺牲；他不仅从政治上打击瞿秋白、邓中夏等中共高级领导人，还从生活上、精神上予以打击。

        1931年9月，国民党政府发出密令，悬赏通缉共党要人瞿秋白、周恩来（赏金各为两万元）和张闻天、陈绍禹、沈泽民、罗登贤、秦邦宪（赏金各为一万元）。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很快占领东三省。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共已经很难在上海立足，共产国际催促王明等人去莫斯科。

  那么，王明走了，为什么后来的中共党史仍然认为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前执行的是王明“左”倾路线，认为这条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4年之久呢？1985、1986年胡乔木在《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的谈话中说：“王明走了，博古上台，可还是王明路线，因为第一，没有王明就没有博古上台，当时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完全是小宗派。第二，博古执行的路线与王明是一脉相承的。第三，王明到共产国际搞的还是四中全会那一套。”

   因为长期执行王明路线致使中共在白区损失百分之百，在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无数共产党的先进人物牺牲或遭错杀，中国革命因此陷入低潮，不得不进行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

  五、共产国际展风采，乘势回国再争权。

        1931年10月，王明等抵达莫斯科，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康生在共产国际七大上首次高呼“王明同志万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任弼时传》说：任弼时1938年到共产国际后，“发现王明和康生政治上极其不正派，一是许多场合竟悬挂着王明的像。据国际列宁学院中的中国学员反映，康生到处鼓吹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甚至串联一些人上书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蔡畅也听到反映说，这里经常有人喊王明万岁的口号。而王明竟然心安理得”。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要与中国同志弄好关系，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时谈话时，也说提醒过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多年，而且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导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可是王明回国后，处处以国际代表和领导自居，动辄指责别人，甚至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在工作中闹独立性，完全辜负了季米特洛夫的提醒和期望。

        1937年11月14日，王明与康生等乘苏联的飞机从莫斯科到新疆迪化，并再次用借刀杀人的手段利用军阀盛世才之手逮捕了俞秀松、江克明等25人，致使俞秀松等多位中共建党元勋惨遭杀害。

        11月29日，王明与康生、陈云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人的欢迎。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他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胡乔木在1990、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王明刚回国时，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得不可一世。对王明的这种表现，毛主席一时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话，但还是坚持了他原来的正确主张。”

        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增为九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王明的发言通过了《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还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了毛泽东、王明等25人的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并决定在七大上由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

  杨奎松对此评论说：“实在不知道一个准备委员会，在‘主席’之外如何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书记’职务？大概是王明不想要那个‘副’字想出来的办法吧？无论如何，王明推举毛作‘主席’，自己又弄个‘书记’坐，这种一山二虎的架势，很符合王明的作风，显示了他不甘寂寞的扭曲心态，而更让人猜疑王明用心的是，在这个文件上，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全体成员还破天荒的被要求依次签名以示赞成。这在中共历史上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有的学者认为：“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除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的响应，但王明获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

   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下卷说：“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前往武汉，是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而特地邀请他去的。那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机关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已先后迁到武汉。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已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重要，因此，到武汉就留了下来，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康生在延安继续吹捧王明。据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回忆：“王明是一个漂亮的中共人物，讲话煽动有力，人极机警灵敏，他说话的时候，全场自始自终，掌声不绝。康生当时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根据王明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工作。这客观上为毛“借洋师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条件。

  任弼时1938年到共产国际后，发现了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期间奉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利用“清党”、“肃托”的机会，排除异己，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他不满的干部的事实。

  王稼祥在《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说：“毛泽东同志指定我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文件，并且打电报叫王明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王明不服从，竟然蛮不讲理，反而要毛主席、党中央到他那儿--汉口或西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一个狂妄的阴谋，他是要以国民党统治区作为开会地点，而不是以我党自己的根据地延安为党的开会地点。不难看出，王明仍以一心要抬高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妄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随时随地送给蒋介石，连我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也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不仅如此，王明还妄想拉拢我个人，要我去武汉向他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经过，和传达文件的内容，以及在莫斯科谈话的情况。我及时看穿了他的诡计，没有上他的这一圈套。我打了电报，告诉他速来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见，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否则后果自负。”王明只好8月29日来延安参会。王明一到延安，就迫不及待地找王稼祥问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稼祥把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告诉了王明，还特别要王明注意：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你不要竞争了吧！王明听后出了一身冷汗。此意见与他回国时季米特洛夫提醒的意见一致。

  对于武汉时期王明的错误及其与毛泽东的矛盾，杨奎松是这样分析的：主要就是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这突出表现在：第一，不经过延安同意，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及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第二，直接或间接地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竟至发展到公然否认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权威性的地步。

        10月12-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突出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肯定了刘少奇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批评。周恩来在1960年7月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渐觉悟了，王明就逐步地孤立了。”

  根据武汉已于10月下旬失守的情况，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王明留延安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务。正是在季米特洛夫的支持下，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自己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李维汉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杨奎松也分析说：“很难设想，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而是支持王明的话，那对中国共产党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的讲：‘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

  六、延安整风之下的溃败与抵抗。

  师哲回忆说：“王明错误的实质到底在哪里呢？1945年6月的一天，我跟毛主席从枣园出来，赶赴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毛主席从我的话里摸准了我的思想不明亮的关节所在，于是只用过一句话就打开了天窗。他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我一听这话，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觉得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这就是毛主席同王明的根本区别。王明对共产国际采取盲从、教条主义式的、生吞活剥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里领钦令、接圣旨，硬套到中国问题上。如果说斯大林对中国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的话，倒不如说王明从未介绍、解释清楚；反而将斯大林的指示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不问情况照搬。而毛主席则不是这样。”

  在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专门讲了如何帮助王明改正错误的问题。1951年6月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专门点名批评了王明。1953年胡乔木写的《党的历史决议》中对王明等的断语是：“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

        1953年3月5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外作诗《大星顿陨（悼斯大林同志）》曰：“普天顿觉大星沉，亿兆同悲斯大林。世界工农全解放，众将以此慰英灵。”

        1956年2月1日王明再次到苏联治病，从此到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度过了他最后的十八年。有人分析说：“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在对王明的处理上，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一再要求王明写出书面声明，要他承认自己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头子，以便白纸黑字，办成铁案。而王明则只承认有错误，拒绝承担主要责任。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没有把事情做绝，没有强迫王明写声明书，并同意王明去苏联治病。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做绝，一是此时王明已经不构成对其领袖地位的威胁和挑战；二是考虑到王明的苏联背景。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王明不是在1956年前前往苏联，而是留在国内的话，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王明的下场不会比刘少奇更好；三是感到底气不足，有点心虚。”

        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批判王明说：“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是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走他的路线。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将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王明又摇身一变完全投进了苏共的怀抱，成为苏共正宗马列主义的捍卫者，与毛泽东隔空对骂，至死方休。

  纵观王明的一生，他是时代的弄潮儿，但脚下没有中国土地；他是理论家，但没有中国人的理论；他是革命者，却没有革命者的风骨；他是小个子，却有万丈雄心；他雄辩滔滔，却贻害无穷；他聪明过人，却品质恶劣；他面容姣好，却心如蛇蝎；他是洋人的傀儡，却要做中国的主人。

  中国革命因共产国际而兴，也因共产国际这道圣牌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共产国际的这面大旗下，有多少豪杰就有多少冤魂！铁托在普拉演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斯大林问题和官僚主义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可谓石破惊天！

  虽然斯大林死了，王明走了，但中国大地上斯大林式的统治，王明式的教条仍然顽固的存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像一句谶语，记下亦步亦趋的中国老是效法苏联，并总比这个社会主义老大哥慢半拍。1955年，苏联已经在平反过去几十年的冤假错案了，中国却要再等二十多年，再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

  违背人类常识和良知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思想纯洁运动对人类文明危害巨大。王明无疑是有典型意义的。

        2024.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