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法会

公元四世纪初，中国南北分裂，晋室南迁，中原士家大族纷纷南渡。书法在南方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以“二王”为主流风格的新体。而北方，则是多个政权割据混战，直到 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始得到短暂的安宁。当时北方的书法，仍然是两晋的延续。494 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南北书风才有了接轨，形成了书法史上重要的“魏碑”、“魏体”这一独特的书体。

北魏遗存的字迹多见于碑版、墓志、造像记、题名、塔铭、买地券之类的铭石，其中半数以上是隶书，但真正为后世所重的，是那结字欹侧，无隶意的楷书新体。这种字体，横向笔划左低右高，撇捺开张，点画俯仰相背，结构欹侧茂密，体态严整。这种楷书是魏碑的正体，最初在洛阳一带的上层社会流行，后来逐渐发展到山东、河北地区，如兖州地区出现的《贾使君碑》、《张猛龙碑》、《金口坝守桥石人背铭》等，都是北魏碑刻中的精品，历代书法家都对其有着极高的评价。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唐世之碑，孰能比杨宣、贾思伯、张猛龙也？其笔气深厚，意志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化于整体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皆极精采，作字功夫斯为第一。”“张猛龙、贾思伯、杨宣，亦号源为民，而结构精绝，变化无尽……自有正书数百年，荟萃而集其成，天然功夫，并臻绝顶，当为碑中极则。”对于《金口坝守桥石人背铭》，康有为则称：“兖州金口坝水底石人，笔势翩翩，直是宋人法度。”而且，在金口坝出土的其他残石中，风格、神采与这些名迹相近的，亦不在少数。针对上述碑刻，徐叶翎先生研究认为，当为一人所书，他又把同时期的《张玄墓志》、《李仲璇修孔子庙碑》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这些作品皆出自一人之手，且以为“这位书法家应是山东兖州人。”徐叶翎先生所研究的这位兖州书法家，我们没能在浩若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发现他的踪迹，但另一位时代相近的书法家沈法会，却是在书法史上真实存在的。

沈法会，兖州人，善隶书。北魏宣武帝为太子时，其为侍书，给事东宫。宣武帝即元恪，生于太和七年（483年），二十一岁被立为太子，二十四岁即位。沈法会能为其侍书，足见其水平和在当时书法上的名声，都应有着重大影响。沈法会的书迹在当时流传甚广，闾里皆可见，声誉也仅次于同时代的崔浩。崔、卢两氏，在入魏之前即是北方的两大书法世家。北魏初年，崔玄伯、崔浩父子居高官，预机要，天子诏令、朝廷文告往往出自崔氏父子笔下，故其书影响，自非单纯书艺所能及。沈法会在东宫任侍书，职责是辅助皇子习字作书，是品级不高的属吏。孝文帝安排工书者侍奉皇子习书，是北魏皇室随着汉文化水平程度提高，而采取的向南朝学习的一个举措，表明北朝宫内也

已经与南朝一样，重视传统文化的传习了。但是，北方的士族书家也如南方士族一样，首先重视门第家世，其次才是个人学问。所以对于沈法会这样既无士族门资，亦非儒学名流的书手，仍属于颜之推所谓：“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在当时，朝廷命制的碑刻、谥册、宫殿题署之迹，都是当道的士族书家的手笔，沈法会的书迹虽然已经“见

知于闾里者甚众”，但想厕身其中，仍然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时人在明知其书之佳，评价时仍然会称之“未有如崔浩之妙”。

沈法会的书迹今已很难见到，在宋人所编的汝帖中，有沈法会的一件作品，只是与崔浩的放在了一起。《汝帖》是北宋汝州知州王采在大观三年（1109年）所编的一部法帖，他从《淳化阁帖》、《绛州帖》及“三代而下迄于五季字书百家”中，选编先秦金文八种，秦汉至隋唐五代名家书法九十四种，共一百零九帖，刻成帖版十二块，史称《汝帖》，是与《淳化阁帖》、《灵州帖》、《绛州帖》并称的宋代“四大名帖”。至于帖中所收沈法会的作品，对其真伪历来也多有争议，但在我们无缘一睹其真容的情况下，这件作品也许能给我们传递一些历史的信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