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桓

杨桓（1234—1299 年），字武子，兖州人。因居家在城南三里辛泉，故而号辛泉，又号辛权。杨桓自幼聪颖警惕悟，勤奋好学，少有文名，弱冠为郡诸生。他曾读《论语》中孔子批评宰予白天睡觉为“朽木不可雕也”，就下决心以后白天不睡觉，终其一生，除非因病卧床不起，他从未在白天睡眠。中统四年（1263 年），杨桓任济宁路教授，其间为曲阜县令衍圣公孔之仓书写了墓志，撰写了《单州夫子庙碑》和《重修阙里庙垣记》。后应诏入京，任太史院校书郎。至元十八年（1281 年）十一月，太史院并入到

秘书监，杨桓任从仕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杨桓升任秘书监；第二年，又升任秘书监、监察御史。

杨桓学思渊博，为人宽厚。他在太史院奉旨撰写了《仪表铭》和《历日序》，以文辞典雅而受到褒奖。朝廷赐予他金银，他辞而不受。遂后，杨桓又参与了《大元一统志》的编撰。杨桓是一个颇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在任监察御史时，负责考察百官，究纠弹行政过失。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去世时，有人得到一方玉印，不识其印文，请教与杨桓。杨桓看后说，这是一方传国玉玺，印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他还因此写

了一篇文章，仔细叙述了传国玉玺的来龙去脉，并献给皇帝，认为传国玉玺在此时出现是极大的祥瑞。不久后，皇太孙即位，即元成宗。杨桓上了一道疏，奏请了二十一项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吏治、教育、文化、刑法等各方面，表达了他的政治抱负。其中的“访问时政得

失”、“省内外冗员”、“讲究钱谷以裕国用”等内容，都卓有见识，切中时弊，确实是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深入思考得出的结论。后来这些建议大部分为朝廷采纳，由此也可见，杨桓不仅是一个博学的文臣，还是一个有强烈社会感和担当的官员。杨桓在修完《大元一统志》后，回到老家兖州休养。在此之前，他已经将家中财产全部让给了弟弟杨楷，乡里对其孝悌宽厚甚为推崇。大德三年（1299年），朝廷又诏杨桓回京，出任国子监司业，但他却未能赴任而卒。

杨桓是一个有相当成就的文字学家，所著《六书统》、《六书溯源》、《书学正韵》等文字学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些著作是在杨桓去世后，有其子杨守义献给朝廷的，朝廷对其十分重视，下令官办的刊印机构江浙行省儒学为其刊印。这在当时，是一份十分特别的恩宠。因为在元代前期，官方刊印的私人著作，只有杨桓的这几部。《六书统》二十卷，是一部有意识以六书理论为汉字分类，研究汉字的著作。收字 12906 个，重文 8120 个。该书一经问世，即受到广泛的关注，倪坚在《六书统序》中称该书是一部“得古人不传之妙”的著作。刘泰也称：“于古人寓教之妙，发其所未以新天下后世之耳目，可谓方今之盛典也。”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收录了《六书统》，但对其评价却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大致因戴侗《六书故》门

目而衍之，指事、假借二例，则桓以意钩稽，自生分别……以六书论生，其书本不足取，惟是变乱古文，始于戴侗，而成于桓。”《六书溯源》十二卷，专门收录《说文》中没有的，或者附于重文的字。这些字本来没有小篆，杨桓利用他所

掌握的这些字形，为它们回溯小篆的写法。由于元代离篆书流行的年代已经很久远，文字在流传过程中，字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多讹变的现象，所以这种回溯的方式写小篆，难免有些字出现错误。《六书溯源》卷一为会意，收 11 字；卷二指事，收 14 字，合转注为一卷。第三至十二卷谐声，没有象形。故虽名为六书，实为“五”书。

《书学正韵》三十六卷，按韵编

排文字，并分标为一、二、三、四，用以区分声韵的高下。所收文字，以篆、隶为主。在每个字下标注“统指、统形、统声、统意、统注”等字，表示这些字出自《六书统》。标注“原指、原形、原声、原意、原注”等字，表示这些字出自《六书溯源》。《书学正韵》的韵目，大体是因袭《集韵》，稍加改订而成。杨桓的《六书统》，通过收录大量的钟鼎文字，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古文字资料。按事物的特征进行了分类，在编排体例上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符合文字发展的趋势。而且在对文字的释义方面，结合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发展，对文字重新进行释义，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当然，杨桓的文字学研究，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但作为六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杨桓的研究还是有着许多借鉴价值。他的六书研究，影响了一大批的后世学者，《四库提要》中提到的魏极等人，其实反映了后代学者受他启发，对古文字的源流关系的一种梳理。对于今天的文字学研究，我们不应苛求。杨桓的著作有多么精深和完美。他的不足，是时代发展和个人学术素养局限造成的，没有他们的探索努力，甚至失败，恐怕也没有我们今天的学术发展和繁荣。

作为元代精通古文字，且又善篆体书法的杨桓，存世书法作品颇多，传世的除《郭氏南茔碑》、《阙

里庙祭器碑额》、《重修正觉寺碑

额》、《大德三年阙里庙之学记碑》等几个碑外，还有小篆《李翰林酒楼记》、大篆《无逸篇》、楷书《尊经阁记》、《毕显神道碑》、《大德三年王先生墓碑》数种。

《李翰林酒楼记》，书于至元三十年（1293 年），内容是唐代侍御史沈光于唐咸通二年（861 年），为任城太白酒楼所撰《李翰酒楼记》。该碑久佚，仅有拓本传世。赵晋斋《金石目录》最早载录该碑。清人杨叔玄在《续三十五举》中称：“杨桓著有《六书通》，所书《太白酒楼记》甚有名，往岁顺德何上舍清尝欲举以为赠，后不数相见，今已归道山，无从觅矣。”可见此碑在清代虽著名，但拓本却是十分罕见。民国年间，湖南人杨昭俊于 1926 年和 1928 年，在北京书肆分两次淘得拓本，使之得以璧全。《李翰林酒楼记》书法师承唐人

李阳冰，用笔多圆弧，上下匀停，几经弯曲仍不失弹性。这种篆书，虽上承李斯的秦篆，但经过李阳冰等人的改造，已无甚古意可言。传到杨桓，虽然严守篆法，力避讹谬，但终是无力回天，难改篆书艺术江河日下的局面。但是，《李翰林酒楼记》能上承秦篆余韵，取法李阳冰的唐篆，并使之与后世自称“斯冰之后直至小生”的李东阳，及清初的钱沾等联接起来，这不能不说杨桓对篆书艺术发展贡献。

《无逸篇》，故宫博物院收藏。这是一件篆、隶、楷三种字体的合卷，杨桓作篆，萧㪺作隶，赵孟頫作楷。杨桓的这篇大篆《无逸篇》，是现存元代最早的篆书墨迹，是杨桓六十六岁去世那年的作品。对于杨桓来说，由于他在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深度，古文字的发展历史，他了然于胸。因而这件作品写的挺劲古朴而不失灵动，简远散谈而不失法度，对后世篆书的复兴，有着不小的影响。

《尊经阁记》，是 2011 年在济宁尊经阁旧址新发现的杨桓的楷书作品，书于大德三年（1299 年）四月，也是他去世的那一年。《尊经阁记》的碑额，用笔稳健，刚柔相济。与他之前的篆书作品相比，更显得丰硕厚重，雍容华美。碑文虽为楷书，但在体势中却囊括了篆、隶、楷的笔划和意趣。弱化了楷书的提按变化，线条平实，结体方正平和，杂揉篆、隶，刚劲中寓婀娜，遵劲中藏婉媚。笔势古雅，凝重高洁，体现了杨桓不同凡响的书法功底。碑文中不时出现的通假、异体字，既可见书写者深厚的学养功夫，又表现出了作者欲将篆、隶、楷诸体融为一体的书法理想。当然，元代文人自我作古，嗜好深奥生涩的行径，在此也可见一斑。对于杨桓的书法，明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深究六书之义，直用

篆法。”而从其传世的作品看，又是以篆书为主，即使楷书为主体的《尊经阁记》，也不时可见篆、隶书的参糅。这种风气，应该说在复古盛行的元代，还是比较有代表意义的。这种风气，对元代的书法创作起到了促进作用。若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在异族统治下的文人，面对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排斥，所做的这些努力，极有可能是想借助古文字这一载体，来延续汉文化的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