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指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乡贤，他们或以博学多识，或以道德品行，或以某个方面能力突出而闻名，皆在本乡本地有一定影响力，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乡贤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一种产物，中国古代社会乡贤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和官职而获得的。科举制度下，乡贤们的身分具有双重性质，即“士”，读书求功名者为“仕”，为官或准备为官者。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里，乡贤阶层是唯一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他们或者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功名的进士，举人和秀才，因没有官职实缺而长期留在乡间的人、辞官返乡的官员、告老还乡的官员、久试不第的知识分子等，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这种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既保证了人才的良性循环，也保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促进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良性发展。乡贤们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可以教书育人、代人书写信件、诉状，也可以调解纠纷，而且一部分人以掌握的知识资源而获得更多土地、人力等资源，他们共同构成了乡贤这个群体。他们拥有文化，拥有知识，成为农耕时代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重要角色，他们的身份在乡土社会中具有多样性：

　（1）他们是地方学务的重要承办者：乡贤们大都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和热心支持者。旧时乡村里兴办的各种社学、义学、族学甚至私塾，基本上都由乡贤们负责；

　（2）他们是地方公务的协调者：乡村社会中的道路修筑、桥梁构建、学宫营造，甚至寺庙修缮、家祠修建等事务多由乡贤们负责主持和协调。

　（3）他们是乡村道德风尚的宣讲者与维护者：其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 在漫长的中国乡村历史进程中，乡贤始终是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

　　千百年来，生活在乡村的士子们基于个体生存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在传统农耕与读书求取功名的生活中逐步形成了独有的“耕读文化”。少时在乡村耕读，成年后在城市经商或做官，年老后又回归田园，继续耕读生活，用毕生所学所得反哺乡里，以耕养读，以读馈耕，将耕读文化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他们不但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充足健康的物质基础，也保障了文化的传承。耕读文化作为我国五千年乡土生活中最精髓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最本真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一，它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更为中国乡土社会孕育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乡贤。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一直有着浓厚的重贤、尚贤的良好风尚，乡贤就诞生在中国乡村浓厚的耕读文化土壤之上，并由此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乡贤文化。分布在大江南北的一批批乡贤们借助自己的威望、品行、才学主动承担起了凝聚族群、尊祖继统的职责，他们不仅是乡村社会优良道德和淳美家风的示范者和引导者，而且还是规范族人和乡民行为的监督者和执行者。他们在打理好本族事务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慈善、教化、纠纷解决等社会功能，很好地参与了乡村社会的共同治理。中国传统村落中的乡约、族规和家训等，都由当地的乡贤参与制定，带头遵守。其内容都是规劝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做到友善。具体来说，包括家族中的孝悌修身、主次尊卑、婚姻祭祀等，进而推及和睦乡邻、规避词讼、调解纠纷、严惩盗贼、保护环境等。几千年来中国传统乡村形成的勤劳朴实，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尊重自然等乡风乡约离不开历代乡贤们的领导与文明的传承。

　　乡贤文化是凝聚中国海内外人士的文化纽带，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张扬固有文化传统的精神原动力。新时期我们要想实现乡村振兴，重构传统乡村文化，需要一批有奉献精神的乡贤。他们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因为乡情与家族血缘的牵引而选择回乡，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他们是从乡村走出的成功人士——退休后赋闲在家的老领导、老干部、老白领、老工人、老企业家、老商人、老教师、老医生、老法官、老科技人员……——他们是一大群昔日在城里各行各业打拼而今功成身退的“退休老人”。这些“在家赋闲”的退休老人，他们更希望用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资源等为家乡再作贡献。他们是我们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准新乡贤群体”。

　　乡贤文化的精神底蕴不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有重要意义，而且就社会价值而言，也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农村得以实现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农村精英大量涌向城市，乡村治理主体和手段呈现多元化的背景下，破解农村困局，最好的办法是吸引乡贤回归，重振中国乡村行将消逝的乡贤文化。乡贤回乡，能充分运用其经验和智慧，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同时凭借“新乡贤”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和在乡里、村里的威望引领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重塑乡风，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传统乡村文化，实现基层管理的和谐发展，助推乡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其积极意义具体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

　  “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弘扬乡贤文化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带动农村精神风貌的改变，促进中国农业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乡贤回归，能够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帮助中国农民解读“三农”政策，让从事农业的公民了解中国农业新政策，帮助从事农业的公民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带领农业公民走上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带动农村精神风貌的改变

　  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性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并自觉遵守支持这一格局运行的相关礼法和习俗，整个乡村运行和谐有序。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的逐步推进，中国农村物质文明在不断丰盈的同时却导致了乡村精神文明的畸形发展，原有的乡村和谐正在不断地消失。乡村教育凋敝，礼俗秩序崩塌。而乡贤回归和乡贤文化的发展有助于扭转这种局面。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乡贤文化作为一种亲善性、人本性的先进文化，具有教化乡民，引导乡民，能够被乡民更好的认同并自觉内化的的价值作用。

　  弘扬乡贤文化的耕读精神，引导农民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营造学习型乡村共同体;发挥乡贤文化的教化功能，引导农业公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自觉遵守相关礼法，重塑乡村的伦理共识;以优秀乡贤文化涵养乡村文化，最终实现培育文明乡风的目标。

　 （三）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本上取决于农民实际收入的增加，表现为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不断的满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业人口向大城市转移，进城务工。随着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原有的资源承载能力出现负担，从而引起城市内部交通、住房、医疗、教育、就业资源分配等方面的紧张，各行各业竞争加剧。进城务工人员受户籍和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影响，在行业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生存发展压力很大。即便在城市竞争中为争夺生产生活资源被挤压的气喘吁吁，他们也不愿返回乡村，因为返乡便意味着无能。而没有离开故土的农村乡民尽管在中国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下收入有所增加，但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差距还很大。乡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廉价，再加上国家大力弘扬乡贤文化政策的号召，回村有经济头脑的乡贤凭借自身的知识、管理经验、资本在乡村投资建农业加工厂，在主观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客观上还能吸引城市青壮年劳动力回流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在工厂务工的同时还可以兼顾土地耕作，保证农业增收，从而实现双份收入，生存压力减少。回村乐衷于乡村文化事业发展的贤达，依据本土文化底蕴，通过各种措施可以在乡村建图书馆，带动农业公民学习各种改进农业生产知识;在乡村建文化馆，定期播放村中各种好人好事，引导农村乡民崇德向善;在乡村建设文化广场，开展各种文艺汇演，满足乡民闲暇的精神需求等等，从而真正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农村“生活宽裕”的目标。

　 （四）促进农村优良家风的建设

　  好的家风，不能没有文化的引领。乡贤文化作为最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标记，是一条链接家庭、社会、国家的精神纽带，对培养好家风具有重要的意义。

　  乡贤文化根植于古老的传统，是彰显乡村道德的内容来源，也是乡愁的精神载体。正因为乡贤文化根植于乡土，所以天然具有亲近吾乡吾民的特性，其所蕴含的见贤思齐、治国齐家、惠民利国思想，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倡导好家风，显然不能离开乡贤文化的助力，要充分利用好乡贤文化的文化因子，把它引入到家风建设当中，为文明家庭的创建再立新功。

　  乡贤文化推崇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外部影响好家风的打造。打造家风不是在家里闭门造车，而是与社会接轨的文化行动，好的家风是内外一致的产物。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个家庭不可脱离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单个细胞，社会是千千万万的家庭细胞组成。乡贤文化从整体上引领家庭崇德向善，就在无形中给无数家庭树立道德的标杆，从而有利于好的家风家规被家庭成员所践行。

　　进入新时代，我们的家庭模式与传统相去甚远，家风也带上新的特点。由此，很多地方的乡贤文化就遭到忽视，这样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至今推崇家风家训，就是要捍卫传统的家庭道德，坚信精神的财富不因时间流逝而失去价值。所以，发扬乡贤文化很重要且很必要，它是助力好家风的最好帮手。

　（五）凝聚人心，重拾文化认同感

　　在乡村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下，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没有认同感，乡贤就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关键人物。

　　乡贤大都对传统和现代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因此，现代乡贤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用村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让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从而实现带领乡村，团结民心，指引方向的目的。

　　乡贤文化是乡村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扎根于中国乡村的母土文化。千百年来，一代代乡村贤达用自己的行为示范，孕育了深厚的乡贤文化，并使之成为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费孝通先生在其著述《乡土中国》当中说：“乡贤文化正是维系中国最基层社会正常运转几千年的草根力量。而今，庞大的退休群体已经从殿堂大树过渡到“草根”，但是，他们对于实施并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所能贡献的力量，恐怕是许多“大树”无法企及的。“大树”“定调”与“管理”，“草根”则是“示范”“引导”，一个站于庙堂，一个扎根一线，功能各异，作用各异——比如，法律在于强制，在于约束；而文化在于引导，在于示范。几千年形成的“乡贤文化”，就是中国乡村社会赖以延续的“基石”，连接乡情乡愁的精神纽带，是传承乡风文明的重要方式，是教化乡里、涵育乡风文明的重要精神力量。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人才流失、主体弱化、对象多元等很多难题，乡贤文化的“安全阀”和“助推器”作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缺少新乡贤的支撑，乡村振兴也将困难重重。

　　所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一定要用乡贤来凝聚乡村振兴的合力，用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新乡贤来影响广大乡村的风气德化，浸润和滋养一方水土和乡村的灵魂，显得尤其重要与急迫。

（本文原载于《微山湖姓氏文化》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