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读李木生先生的文章有两种效用，冬可取暖，夏可纳凉。读到这篇《鲁迅·许寿裳·蔡元培》，是在阳光正盛、溽暑未解的午后。节气虽已过了立秋，然而尚没有秋意的影子。

许久没有这样酣畅快意的阅读体验了。刘亮大哥曾说，喜欢一个人的作品，常常是语言上吸引了，才会有进一步阅读下去的欲望。诚然，这篇作品恰是如此。李木生先生早年便熟读鲁迅作品，潜移默化中，语言风格自然会受到影响。纵览他的作品，字里行间隐隐约约亦有鲁迅遗风。凝练的字句，精准的叙述，流畅的表达，独特的韵味，长年的苦功夫雕琢出一篇篇省美文章，单是语言，便可见一斑。正视语言，是为人为文者行文的基本态度，急于求成者应审视自己的行为，急功近利者应反思自己的本心罢。

文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数字，比如“1912年8个月日记就56处写记许寿裳”“……共收鲁迅致许寿裳信63封”“梳理并摘抄鲁迅文字中有关蔡元培的共有69处，其中文章5、书信14、日记50”“曾经用了190多个笔名才得以发表……”如果不识鲁迅先生，未读过鲁迅先生的作品，这些数字对这样的人倒也作罢，但凡读过抑或知道有18卷本《鲁迅全集》这样一套书的人，面对这些精确的数字，势必会感到惊诧。《鲁迅全集》我有一套，从未详细了解过有多少字，但是我从快递存放点拎到家，两百米的样子，胳膊酸胀了好一阵。这套书足足有十公斤重？在卷帙浩繁的全集中采析出这些精确的数字，其做学问之笃慎，态度之严谨，用心之专致，为后学立了一个样。

写作是一件苦差事，尤其倾注精力写出好作品，更是一件极损耗心力的事，必须耐得住寂寞，如僧侣枯坐蒲团。李木生先生七十耳顺之年，独辟蹊径，撰写《鲁迅评传》，对鲁迅先生的生平与时代进行全景式展现，仅是搜罗素材等准备工作，非苦心孤诣所不能及的罢。

文中写到鲁迅先生与孑民先生的交游，令人颇生感慨。孑民先生与鲁迅先生是同乡，而在交游中应算得上鲁迅先生的贵人。他将鲁迅先生招至教育部任职，又为鲁迅的两个弟弟安排工作。鲁迅先生落户上海，窘迫度日的当口，他又将鲁迅先生“安排”至大学院作撰述员，月薪300元。孑民先生为鲁迅谋求这一职位的经过，不可谓不曲折。刚直的鲁迅得知其中原委，对孑民先生的“为之设法，实深感激”。从这件事情中即可看出孑民先生的为人，同在桑梓，是极念旧知的。而鲁迅反省自己对孑民先生的误解，更反省自己的过于峻急，可见他的勇于自我剖析，面对隔膜也敢于坦诚相待。

较之于对鲁迅先生一以贯之的斗士形象的认知，这样一篇《鲁迅·许寿裳·蔡元培》，却也侧写出鲁迅先生平凡的一面，有血有肉的平民大先生，敢作敢当的布衣大丈夫。

鲁迅先生的批判性文章，让国府官员如坐针毡。先生笔尖上的锋芒，如剑如戟，直戳时弊。他的关爱青年，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三·一八”惨案及“四·一二”大屠杀发生后，孑民先生的沉默，使得鲁迅先生与旧友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

一说最低，预示尚有转机，尚有可以转圜的余地。他的请托孑民先生援救瞿秋白便是一例。终至于与孑民先生谈论中国的法西斯，是否又有君子相惜的情愫在了呢？

孑民先生谦谦君子风度，为耿介的鲁迅先生提供了不少庇护，在那个被各色的黑暗所笼罩的年代，却也更凸显出人格精神的高贵。这已超出了“明月何曾是两乡”这层关系所能担及的范畴。这是志同道合者彼此间的君子相惜。无论民国，还是当下，能有鲁迅式的朋友，是一件美事，而有孑民式的朋友，则是一件幸事。鲁迅先生辞世后，若非孑民先生殚精竭虑，事必躬亲，“豁出老命”主持《鲁迅全集》的出版事宜，那么，我们现在大约已经读不到先生的作品了。即便能读到，也必然已经面目全非，不知被删改到什么地步了罢。

“鲁迅是一面镜子，即照当时，又照现在。”只要人的历史尚在，阅读鲁迅，研究鲁迅，便有其必要性。鲁迅先生以笔为刀，意在割除民众思想弊端，开化民智，提振国民士气，因此，在当下，鲁迅研究仍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及此，期待李木生先生的《鲁迅评传》早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