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六日，孔子文化节之际，济宁孔孟之乡智慧沙龙第83届如期举办公益讲座。名雅大酒店十七楼国学堂会议室坐无虚席。组委会所邀嘉宾济宁市委党校教授时鑑先生向与会者诠释了《论语》之精髓，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仁者达亨悲悯天下的老者孔子如此的亲近亲和。

听完讲座，看了几则《论语》中孔子面对厄运困苦舛骞的故事，稍加解读并阐述了孔子悲悯天下情怀的举措，最后以赋权作听时教授讲座有感。

故事1：伯牛有疾

《论语·雍也》第十章：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这里讲到孔子的弟子伯牛，名字叫冉耕，得了一个恶病，大概是一个无法治疗的疾病，孔子去探望他。因为伯牛染上这个恶疾，伯牛的家人不愿意让孔子进病人的屋里去看望，孔子不得不隔着墙壁，从窗口去相见。这个“牖”就是窗口，所以“自牖执其手”，是从窗口那里握住伯牛的手。然后孔子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患这么样的恶病？这难道是天命吗？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首先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孔子探望危重病人，不进房间，而是从窗口相见，是不是古人也懂得隔离的道理？这一点现在不好考证。在《朱子集注》中，朱熹提出，因为伯牛在家里是要以面君之礼来尊孔，对孔子就好像臣对君一样，而孔子不敢当，他身份不是国君。但是伯牛家人对孔子非常礼敬，所以孔子就不进屋里面，只是从窗口那里握着伯牛的手。实际上清儒已经对此辨别清楚，朱熹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但到底孔子为何只是从窗口探望生病的伯牛，给后人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也不排除当时已经有隔离的初步意识。

关于这一段的核心意旨，李炳南先生在《论语讲要》里面有一段说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孔子晚年丧子，弟子颜渊亦早死，是皆天命。”

孔子也是圣人，他晚年丧子，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确实是令人非常难过的事情。弟子颜渊又早死，这也是对孔子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打击比晚年丧子的打击更重。《论语》中并没有记载孔子因为丧子而说出非常哀痛的话，但是颜渊死的时候，他却说出“天丧予，天丧予”，天要灭我吗？他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颜渊是能够真正继承孔子道统的人，孔子重视精神道统的传承，更超过对自己骨肉的重视。举这些例子，都是说明圣人也有天命，敬畏天命。

只是圣人跟小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圣人乐天知命，所以《礼记·中庸》中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这个居易，是讲素位而行，就是他能够平心静气，安分守己地来面对天命。君子在苦难中能够修身养性，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俟命，俟是等待，等待命给他安排机遇、安排责任。而且在等待时，他的心是安的。小人就不一样了，“小人行险以侥幸”，小人不知天高地厚，冒险行事，做不该做的事情，希望能够侥幸得到意外的好处。其实小人行冒险，通过侥幸所得到的，还是他命中该有的东西。命中没有的，没有办法侥幸获得，冒险行事的结果，很可能是遭殃。

孔子本人并不是医生，当时的科学技术和医术也有其局限性，孔子不能超越历史，不可能治好伯牛的病或者让颜渊不早死，孔子知道这背后有天命的必然，他一方面坦然面对天命，而另一方面，他更有同情和伤痛。坦然与伤痛这两种态度看似是矛盾的，但孔子正是要告诉我们，作为人，我们只能活在这种矛盾的张力中，以中庸的态度保持中道，而“中庸”作为孔子思想最深刻的智慧，又只能通过在实践中体悟，而不能机械地理解。

故事2：子畏于匡

《论语·子罕》第五章：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是孔子一生中遭遇的几件大事之一。匡是一个地名，在宋国。畏，是受到威胁，这个字代表很严重、很可怕、很危险的一件事故。

《史记》上对此记载的也是惊心动魄：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

孔子将要到陈国去，经过一个叫匡的地方，弟子颜刻替他赶车，颜刻用马鞭子指着说：“从前我进入过这个城，就是由那缺口进去的“。匡人听说，误以为是鲁国的阳虎来了，阳虎曾经残害过匡人，于是匡人就围困了孔子。孔子的模样很像阳虎，所以被困在那里整整五天。颜渊后来赶到，孔子说：“我还以为你死了。“颜渊说：“老师您活着，我怎么敢死！“匡人围攻孔子越来越急，弟子们都很害怕。

在这样危难的情况之下，孔子很镇定，从容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如何理解这则论语？前辈名家各有解释。

钱穆先生注解——孔子临危，每发信天知命之言。盖孔子自信极深，认为己之道，即天所欲行于世之道。自谦又甚笃，认为己之得明于此道，非由己之知力，乃天意使之明。此乃孔子内心诚感其如此，所谓信道笃而自知明，非于危难之际所能伪为。

李泽厚先生注解——孔子以传道即保存、传递“先王之道”为己任，即今之所谓文化责任感、历史责任感。

南怀瑾先生注解——我们看到孔子在一个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他始终不以宗教精神，来个祷告，求神保佑。他始终建立一个人文之道，处一切人、事，要自己增加自信。也是他一贯作人处世，处困难当中的精神。

南怀瑾先生的注解中提到一个词：“宗教精神”。对宗教精神这一概念，南先生是做狭义理解的，所以他说孔子不以宗教精神求神保佑。“宗教精神”一概念，也可以做广义理解，孔子对天道、天命的信仰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精神或宗教情怀。孔子对于“天”的态度一直保持着一种张力，天命对于孔子，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

一般人一旦遇到重大灾难或理性无法解决的难题，这种对“天”的敬畏的缺失就开始凸显出来，人们会由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精神极端脆弱，极端迷信，极端不理性，对什么都不信，又对什么都容易轻信。当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时，很多人的思想状态就会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孔子吧，当孔子在灾难面前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其中既有对自身使命的期许，更有对天命的坚定信赖。我们在孔子关于“天”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孔子对于“天”，既敬畏，又自信。当敬畏之时，天似乎是外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敬畏。而当自信之时，天又是内在的，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天命又是可知的。这是两种矛盾的态度，在西方哲学看来，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但在孔子身上，这两者又是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孔子在天命的各种时机中，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他对天既敬畏又自信的信念。孔子以他独特的中庸智慧，在宗教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保持了一种平衡。

故事3：祭如在，不欺天

《论语·子罕》第十二章：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这段话涉及的孔子弟子是子路，子路可以说是对孔子最忠诚的弟子。“使门人为臣”，指让孔子门人为孔子做家臣负责治丧。按照当时的礼制，孔子不是大夫，死后不应由家臣来料理丧事，可是在他一次病重之际，子路等人却悄悄做了类似的安排，这自然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孔子病情减缓之后为此痛责子路，认为是欺天之举。孔子说：“好长时间了，子路用这种诈伪的方法啊！我没有家臣，却装作有家臣。我这是欺骗谁呢？难道要欺骗上天吗？而且我与其死在家臣的手里，不是还不如死在你们的手里吗？况且我即便不能用大夫礼葬，难道我就死在道路上没人埋葬吗？”

对于此章，陈祥道注曰：门人欲厚葬之者，义也；孔子不敢厚葬之，礼也。夫诈则不诚，欺则不忠，不诚则无以行己，不忠则无以事天。故于己言诈，于天言忠。《四书解义》曰：此一章书是见圣人守礼以正也。由前言之，见家臣之不当有；由后言之，见家臣之不必有。有可爱人者，当爱以德；敬人者，当敬以礼。庶乎理顺心安，而无逾越之失也。

一个人生死之际的感言最足以展现他的内在精神，因为此时的自我已经没有任何隐瞒的必要了。孔子对于天是敬畏的，尤其在生死之际，这种敬畏表现为一种“不欺天”的坦诚。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论语·季氏》）正因为敬畏天命，所以孔子不为虚荣而做那些纯形式主义的虚假形式。子路想按照大夫的礼仪厚葬孔子，这种感情可以理解，但孔子说，在生死之事上，首先要有诚敬和敬畏，所以不能欺天，该用怎样的礼仪就要用怎样的礼仪，既然不是大夫，就不能用大夫的礼仪厚葬。

这里说到对天的敬与诚，但孔子在另外一处又有不同的讲法。《论语·八佾》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祭祀祖先就像祖先真在面前，祭神就像神真在面前。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那就和没有举行祭祀一样。”在这里，孔子同样是在一种矛盾中表达中庸的精神。一方面，孔子对鬼神是承认的，所以他要祭祀，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像一般老百姓一样迷信鬼神。在孔子的祭祀中，他强调的是对祭祀对象的尊崇以及自身的崇敬之心，至于被祭祀之鬼神是否存在本身孔子存而不论。因为孔子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如果我们本着怀疑精神去追问的话，既然孔子根本不能确认鬼神是否存在，为什么要祭祀呢？而且祭祀的时候还要“祭神如神在”，这不是假装神在？

我们首先要明白，春秋依然是一个鬼神祭祀盛行的时代，而人们对鬼神祭祀的背后也包含着对天命的敬畏，或者反过来说，在当时，对天命的敬畏就体现在鬼神祭祀的仪式中，虽然很多人在鬼神祭祀中带有很多功利的动机，或祈福，或求免灾，或为战争胜利等，但鬼神祭祀仪式仍不能废除。也就是说，在鬼神信仰和祭祀仪式中，既包含着积极的东西，也包含着消极的东西。孔子对这两者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一方面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反对那种纯粹为了谋利去贿赂鬼神的祭祀，另一方面，他又赞成人们“祭神如神在”，在真诚的祭祀中保持对天命的敬畏。至于鬼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同样可以做此理解——孔子会告诉你们，你们以为的那种鬼神并不是以你们以为的那种方式存在的，但鬼神也并非不存在，他以某种方式存在着，你们祭祀的方式不能抵达你们想象中的鬼神，但对鬼神的祭祀中确实包含着天命的信息，所以你们还是应当真诚地祭祀。

祭祀的问题也与另一个问题相关联，生命为什么需要仪式感？孔子反对虚假的、没有真挚感情的礼仪，但孔子又坚定地维护周礼重视礼仪。《论语·乡党》中描述孔子说：“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然，迅雷风烈必变”。看见穿孝服的，虽然平日很亲密，也一定改变容颜。看见戴着正式礼帽的人和盲人，虽然经常遇到，也一定表示礼貌。遇到穿丧服的，在车上俯身表敬意，同样姿态对待拿着国家文件的人。丰盛的宴席，一定改变面容以致意。巨雷大风，一定变色而起。如果说听到“迅雷风烈必变”是“所以敬天之怒”，那么见到穿丧服的人、盲人以及背负图籍的人所表现的尊重与同情，则是基于对于天命的敬畏而产生的对于生命和文化的敬畏

孔子悲悯天下的情怀，深刻体现了他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和哲学家的仁爱之心与高尚情操。从他一生矢志不渝克已复礼的一致言行中可知其举措其情也殷，其志也坚。

一、推行仁政，倡导德治

孔子一生致力于推广仁政和德治，认为这是实现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的根本途径。他强调统治者应以身作则，以道德力量来感化 人民，而非依靠严刑峻法。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即领导者如果以道德来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这种理念体现了他对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怀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二、重视教育，培养人才

孔子深知教育对于提升民众素质、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他创办私学，广收门徒，不分贵贱，有教无类。通过教育，孔子不仅传授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具有高尚品德和治国才能的人才。这些弟子后来成为各国的栋梁之材，为传播孔子的思想和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体现了他对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怀。

三、关注民生，同情弱者

孔子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出了对民生的关注和对弱者的同情。据《论语》记载，孔子遇见穿丧服的人、当官的人和盲人时，即使他们年少，也一定会站起来表示敬意；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一定会小步快走以示尊重。这些行为不仅体现了孔子对礼制的遵守，更反映了他对居丧者和残疾人的悲悯之心。此外， 孔子还主张“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表达了他对全社会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

四、以身作则，践行仁爱

孔子不仅通过言传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更通过身教来践行仁爱之道。他的一生都在努力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有爱心的人。无论是对待朋友、弟子还是陌生人，孔子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宽容和善意。他的这种态度和行为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学生和周围的人们，使他们也受到了仁爱的熏陶和影响。

孔子悲悯天下的具体举措包括推行仁政德治、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关注民生同情弱者以及以身作则践行仁爱之道。这些举措不仅体现了他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和哲学家的远见卓识和高尚情操，更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真孔子赋

孔子者，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也。其生而神灵，长而好学，博古通今，无所不晓。然孔子之志，不在于个人之荣辱，而在于天下苍生之福祉。故其周游列国，传道授业，欲以仁义礼乐之道，化育天下，使万民皆遵。

悲悯天下，乃孔子之情怀也。夫天下之大，万民之多，各有忧乐，各有不同。孔子见之，心生怜悯，欲以己力，解民之困，舒民之忧。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乃孔子悲悯之心，推己及人之理也。

孔子之道，以仁为本。仁者，爱人也。孔子爱天下之人，如爱己身。见人之困，则忧之；见人之乐，则喜之。其悲悯之情，溢于言表，流于行动。故孔子周游列国，不辞劳苦，欲以仁道化民，使天下皆归仁义之途。

又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乃孔子悲悯天下之情怀之具体体现也。老者，人生之秋也，应得安逸；朋友，人生之伴也，应得信任；少者，人生之春也，应得关怀。孔子以此为目标，欲使天下之人，皆得其所，皆安其位。

夫孔子之悲悯天下，非但言辞之表，更在于行动之中。其传道授业，不辞辛劳，欲使万民皆明仁义之道，皆行礼乐之教。故孔子之门徒遍天下，皆以仁义为本，以礼乐为行。此乃孔子悲悯天下之情怀之伟大成果也。

今吾观《论语》，见孔子之悲悯天下之情怀，感慨万千。愿诸君皆能领悟孔子之道，皆能行仁义之教，使天下皆归和平之途，皆得幸福之果。此乃吾辈之责任也，亦乃孔子之遗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