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剧场」田暖 ‖ 浮筒,或者漂移的灯塔
浮筒,或者漂移的灯塔
里尔克说,“诗不是情感——诗是经验”,一首诗歌的生成,离不开诗人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经验。但是诗歌,也并非生活经验和文化经验的堆叠。
诗歌的生成离不开两种经验,生活经验和文化经验相互作用
其实开始,我并不知道浮筒是什么,它是作为一个闯入者从电脑屏幕里突然闯入我视线的。但在它出现的那刻它就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意象,让我对“浮筒”产生了锥骨的感知——似乎我就成了它——生活在一个套子里,不得自由,逼仄、苦难、卑贱,像被命运囚禁的魂魄,被缠绕着挣扎着艰难地悬浮在生活的一个又一个漩涡里!
但真正见到浮筒,是在我每天都要经过的泗河里:一个密闭的金属筒漂浮在水藻丛生的水面上,下部用铁锚固定,是用来系船或做航标的。它竟是用来解决水陆连接问题的!一个个浮筒一排溜儿从水面上向前延伸到远处,再远处——竟是灯塔!它竟是通抵灯塔的,或者,一个漂移的灯塔,在每一程的流水和风暴的洗礼之中,浮筒正指示着灯塔。
似乎,一首诗的雏形就这样生成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显然,对于一个诗歌写作者而言,这种敏锐的洞见,是来源于一个人的文化经验和生活经验的。生活经验,又将一种文化经验推向更深沉的远方。反之亦然!
这也正像里尔克所说的,“诗不是情感——诗是经验”。
当“浮筒”和受洗、“航标”以及“灯塔”产生必然的联系,这也让我恍然大悟,诗歌,竟也和“浮筒”有着本质的相同:诗歌有效地链接着生活的现场和理想或文化的现场,像灯塔一样烛照着苍茫的尘世,有着世道人心的温暖抚慰。它更好的让我们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握手言和,甚至有着灵魂的超脱。
万物有灵,当一个诗人在感知这大千世界,和万物对话,和万灵相通之时,诗人凭借的正是自身的生活经验和通过阅读等产生的文化经验,这两种经验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相互提升,相互照耀,从而使诗歌携带着一个人的生命体温、生活体温和文化体温,让诗歌散发着人性的光辉,有着灵魂的力量!
生活经验提供了诗歌写作的第一现场,为文化经验的出场提供丰饶的厚土
梭罗因为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而创作了著名的《瓦尔登湖》,福克纳因为小时候生活的牛津镇而创作了小说中的弗逊镇,莫言因为东北高密乡的生活创作了《蛙》……
一个人的生活经验给文学烙上了浓郁的个人印记。
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诗歌。
也许脱离了生活的想象无非就像我对未见“浮筒”之前那种文化符号式的感知和想象,它也许是肤浅的现实映照,也许是精神的海市蜃楼。而一旦和生活经验发生水乳的交融,因为生活的参与,便让这些“浮筒”有了生命的根基,甚至成为灯塔一样照耀灵魂的存在。
我生活的泗河流域,是古京杭运河的重要支流,除了较发达的经济和运河文化,这里更是孔孟之乡、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孔子曾在这里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在这里说,“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但如今的泗河已经越来越干瘦,两岸的楼宇却欲望一样手可摘星。我在学校办公室里,常常听到大家的聊天,大意是当生活已经解决了人们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但在生存首当其冲的今天,大家却日益迷茫,绝望、颓萎,这是为什么?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知道这是来自一群最底层小知识分子对灵魂困境的追问,对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的思考。我心怅然,在这种我混入他们你就找不到我的生活里,唯一欣慰的是,我还可以用诗歌来表达这些物质和精神的际遇。
当生活构成了一个人的诗歌坐标,我的诗歌写作在这些渺小而庸常的生活里摸爬滚打着,笨拙地用生活的经验来实现灵魂的一次次叩问。比如我写《剖蚌取珠》,就是街头夜市呈现的一幕,让我对生命、灵魂、爱和价值的思考。《流金岁月》是悲情生活的一个真实版本,《泗河流域》、《荡漾》等诗都是生活的第一现场给予我的。我试图用这些诗歌来消解文化没落之时的灵魂苦难,来施予人性和生命的希冀、温暖和爱。
在诗歌里,我试图用自己有限生活的经验来呈现一个时代的灵魂状态。
生存已经让人变成一种超现实的动物,它的建设性是生命必须的需求,一种物种的生存往往是建立在另一个物种的破坏性基础上的,像物种间的生物链,是必然的又是无常的,带有自身的悲剧性。当我用诗歌的眼睛来审视这些东西,当我用文化的经验来思考这些存在,我的精神和视域也因此得到更高的提升,就像我在诗中《风儿带走的,云朵正送给我们》所写的“在天空的反光里,必定有一种更崇高的法则/和人匹配,就像流水一次次经过扭曲的肠胃/再一次恢复成最初的本原”。
生活像一块多棱的钻石,它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反射出一个世界的多个面相,每个面相和另一个面相,在每块钻石上都交互隐现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转动任何一个面,都会激起人心无数涟漪。正是这种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同被捅的马蜂窝,常常让我敏感、疼痛、悲伤或幸福。在一个地方生活得久了,这些体验和经验,就像深刻而天然的催情剂和悲悯剂,它紧抓着我的魂儿,波浪一样推着我,让我不写不快,它促使我写下对生命、情感、生死、无常等问题的思考和认知。
我在写这些诗歌的时候,也许正像韩东所说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多元都是现代诗歌价值生成的背景”,这种多元,也是由一个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的。我试图把多元的复杂的元素渗入诗歌的经纬线内。在诗歌里安放下自己的心思,那来自阴影的教益,温暖的回响,或者瑰丽的梦幻,让诗意在危险的探索中产生出歧义,在紧张中不乏暖性的关照。
在我写这些诗歌的时候,我感觉那些抓挠着我不放的所谓的生活,都成了浮筒,都像漂浮的灯塔,散发着一道道光芒,是的,诗歌构成了一个人生命的精神灯塔。诗歌给了生活精神的照耀,生活的经验也让诗歌的写作更具有沉实的力量、灵魂的芬香。
生活的经验擦亮了灯塔!
文化经验对生活经验的梳理,和对诗歌创作的导引
相对于泗河流域我的泥沙俱下的小生活,阅读构成了我的别处生活,奢华又丰饶的将我和历史的渊源、和一个更宏阔的世界连接起来。
我喜欢浪漫主义的李白,现实主义的杜甫,以笔代戈的鲁迅,更常读《诗经》和《红楼梦》。我喜欢波兰女诗人辛泊丝卡的那种“具有不同寻常和坚忍不拔的纯洁和力量”的诗歌。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关于伟大灵魂的审问及苦难羁旅的小说。当然还有《午夜的孩子》、《百年孤独》、《瓦尔登湖》……
即使寒冷黑暗的《十二月之夜》,默温也写道,“我听见杜鹃被月光一直弄醒着/水涌出经过它自己的/手指/没有穷尽//今晚再一次/我找一篇单纯的祈祷”,这些蜻蜓点水式的语言,开放而洗练的形式,深邃而广远的想象,他把自然的和日常的经验上升到一个扑朔迷离的更高境界里,传达给人们一个梦幻般的磁场,如此令人神往!
诸此种种,这些书中的营养,这些开阔而开放的文化场,以及阅读所产生的思想触须、审美向度、认知方式、写作技法等文化经验,就像一只横空伸来的会发光的大手,将一个小流域的我放在一个辽阔的大世界里,牵领着我,更好的梳理着紊乱混杂的生活经验,丰富着认识的不足。
这是一个不断地将从阅读中获得的思想和经验,不断融入自我的生活和自我的思想体系的过程。在水与火的交淬中,它让我不断地确立着自己,确立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建构着一个人的思想殿堂。这个过程,就像是沿着一路“浮筒”的航标找到自己灵魂的“灯塔”。
如果说一个人的生活是一条大河,那么阅读就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海。它们相互流通,相互交融和渗透,相互印证。
生活经验印证了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经验,文化经验渗透交融在生活经验之中,就如同卡尔维诺在《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所写的,这些书中的人物继续一路转世投胎,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在诗歌写作中,我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得动用了这两种经验的。我写诗歌《落日》时,那天的夕光将我正在行走的九州大道照得明亮而辉煌,暖风如醉,这让我联想到,每天像追逐黄金一样忙碌像的人们,但不久,夕光退去,道路如同燃烧后的灰烬,当梦起又梦灭,或者梦灭又梦起,那么下一刻会是怎么样?我情不自禁想到了辛泊丝卡的海参。于是我写着,“它剩余的辉煌,把夕光的长针/深深炙入人们的眼睛/道路上满铺着黄金/和它的灰烬”,是生活经验的提炼,“在下一刻,它是辛波丝卡的海参/在危险中——//‘它暴烈地把自己分成一个末日和一个拯救,/分成一个处罚和一个奖赏,分成曾经是和将是。’”它是来源于文化经验的。
在更多的诗歌写作中,像《灯塔》、《遗址》、《赶时间的人正赶着一辆牛车》等,我是综合融合了两种经验的,它们构成一个整体,分开谁都是断背山。生活经验提供了诗歌创作的现场,景深、材料、生命状态、体温、热血等,文化经验补充着生活经验的某些不足,提供了诗歌的气息、想象、深度、广度、文本、技术等。因为有了这两种经验的糅合、相互作用,相互照耀,从而让写出的诗歌更丰盈、更生动可感,更富有艺术魅力,更具有张力和弹性。
基于双重经验的重构,与更迷人的诗歌创新
这些年的诗歌写作,让我越来越觉得诗歌写作是一场精神的修行。是一个人基于自身生活经验和文化经验之上的灵魂的洞见和修养。
诗歌写作需要这些生活经验和文化经验的丰厚积淀。但经验并不是诗歌。所有的经验都成了诗歌飞翔的翅膀。诗歌既呈现着基于这双重经验的重构在人类生命长河中的诗性的状态,更是我们在超越这两种经验之上的更独特的探求和诗意追寻。
“自白派”先师普拉斯也说过:“个人的经验不应该成为一个封闭的箱子,不应该是像一面镜子似的自恋体验。它必须与某些普遍的东西有内在的联系。”
的确,如何呈现个体与普遍的联系,如何对人们生存和生命状态进行体察、感悟与反观,如何掘取生活更纵深的秘密,在感受人类穿胸而过的精神困境和文化困境之中,创作出理想与现实生活的交响、生命之于我们内心的体验和关怀的诗歌呢?如何让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得以诗意的传承?
诗歌本身作为一种更迷人的创新,它自身的秩序和呼吸、它的语言和美学气质,它的人性与神性,它蓬勃的真实与梦幻般的想像……都在持续地迷恋着我,让我越来越敬畏地追随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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