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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付道峰 ‖ ​细读《藤野先生》——寒夜里的一丝微光

来源:本站    作者:付道峰    时间:2026-08-05      分享到:

      

鲁迅先生为何要到东京留学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他的《呐喊﹒自序》找到答案,因为父亲的病,家庭日益贫困,需要把家里的东西典当还了钱买药,“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在这里鲁迅先生用了“侮蔑”一词,在鲁迅先生看来这是非常屈辱的,但父亲还是“魂系归去”,家庭一下子陷入穷困之中,在母亲的哭泣下,鲁迅先生“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去了在当时人们视为“将灵魂卖给鬼子”的南京水师学堂(以上内容在《父亲的病》《琐忆》之中都有记载)。总结一下的话,因为父亲的病,因为家庭的穷困,更是因为别人的侮蔑,鲁迅先生才到日本留学。

     到了东京,如何呢?“东京也无非是这样”,短短八字中用了两个副词“也”“无非”,语气极为不屑或不满,“这样”是“哪样”?“赏樱花”“盘辫子”“忙于跳舞”,这里很有意思的细节“辫子”,清国留学的都是有辫子的,有的“盘着”成了顶着帽子耸起,成“富士山”,有的“解散”“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这还不够,还得“扭几扭”,除去辫子,不开口说话,清国留学生们便同日本本土学生样貌无异,来求学报国的留学生在这些微末细节上极尽其能,而非在学习上,自然,鲁迅先生语尽嘲讽,“实在标致极了”!

然后,从东京去往仙台,两地间隔400余公里,乡村城镇几十处,鲁迅先生只写下“日暮里”“水户”,他写道:“不知怎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朝花夕拾》是一部回忆式的散文集,多年以后,能记住这两处,意义非同一般。在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之深处,“日暮”常与“乡愁”关联,“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白日西边没,沧波东去流”“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等等,可能在潜意识内,鲁迅先生思乡之情悄然而生,更甚者,“水户”,明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落叶不能归根,同样是身居他乡,则更能激发鲁迅先生内心之痛楚。

      仙台有优待,鲁迅先生在此处采用调侃的手法,“白菜”“胶菜”,“芦荟”“龙舌兰”,白菜和芦荟在当地都是“轻贱”之物,换了地方,便拥有了殊荣,被“尊为”,“美其名曰”,如果依照类比的写作方法,此处鲁迅先生暗指自己为“白菜”“芦荟”,家庭困顿,卑微低下的他换了处场所便“尊贵”起来,可见“父亲的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世人的真面目”给他带来巨大的伤害,这是鲁迅先生文章深刻之所在,更是《朝花夕拾》“理性批判”之深层原因。
      继而,见到了“藤野先生”,鲁迅先生惯用白描,总是能够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用最简单最概括的词语,三言两语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物的形象,“黑瘦”“八字须”“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音”,感觉有些迂腐的老师。二人交往由此拉开序幕。
      修改讲义,鲁迅先生写道:“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为何“任性”,为何“不服气”,因为“不用功”,更是因为此时的鲁迅先生没有意识到“藤野先生”的“伟大之处”。
      询问裹脚,鲁迅先生写道:“偶有使我为难的时候。”“偶有”潜台词是,藤野先生大多数情况下不为难鲁迅先生,即使问“裹脚”,藤野先生也是出于对知识的探求,并非故意取笑的。
      匿名信事件,“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学校老师应该不止一位,然鲁迅先生却只告诉了藤野先生,可见,二人的关系已趋于紧密,或者说,鲁迅先生慢慢接受了藤野先生,把他当成自己的成长意义上的老师。
      接着,电影事件,“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这句话逻辑因果上是错误的,“弱国”但他的国民不一定是“低能儿”,“无怪”看似平淡,隐含着鲁迅先生的愤怒,继而电影事件使鲁迅先生出离了愤怒。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偏”,表不该如此,却如此,日俄打仗,而且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有血性的中国人应该深以为耻的,却有人参与中间做间谍;杀中国间谍的时候,“一群中国人”,作为同胞他们应该更以之为大耻,却围观为乐!日本学生的欢呼刺痛了鲁迅先生,将鲁迅先生原有的身受“屈辱”“侮蔑”的心理无限放大,原来只是个人层面上的,此时,已经扩展至民族国家层面的屈辱。“此后”句,鲁迅先生从回忆式的叙述,回到了现在,“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在《药》中有更具体的描述“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砍头之于“他们”,毫无恐惧同情,满满谈资与满足,一份看到别人被砍头后,瞬间自我优越感提升的满足。
      愤怒至极鲁迅先生将此提升至国民性层面,“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先生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精神变革,“弃医从文”。
      接着是告别,藤野先生赠送照片,接着是,在北京怀念藤野先生,鲁迅先生写道:“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鲁迅先生不吝赞美之词,用“伟大”一词点出藤野先生“对鲁迅自己”“对医学传播”的巨大意义。
      藤野先生真的如鲁迅先生笔下这般伟大吗?关于认真修改鲁迅先生的课堂笔记,藤野先生记忆如下:“周君学习很努力,上课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我看他听日语和说日语都不利索,想必学习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一遍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错记的地方添改过来。”
      至于照顾鲁迅先生,藤野的解释是:“尽管中日甲午战争已过去多年,还有很多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中国人的各种坏话。在仙台医专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跟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我很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也认为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
在藤野先生看来,他只是做了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了本分的事情,然在那个时代,这些就足够了,如同一丝微光,撕开浓墨般的寒夜,带给鲁迅先生些许暖意,这已经足够了。
      最后,“相识”“相知”“离别”“怀念”,从这一角度《藤野先生》可以看做一篇“怀人之作”;“因厌恶清国留学生离开北京”“途中记住日暮里、水户”“匿名信事件、电影事件促使弃医从文”“写正人君子深恶痛疾的文章”,从这一角度,《藤野先生》可以看做一篇爱国之作;“侮蔑中出国”“愤恨中离开东京”“出离愤怒弃医从文”“改造国民性批判”,从这一角度,《藤野先生》可以看做鲁迅先生走出精神困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