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当过水产局长的人，退休后开始写梁山的斗羊、运河的码头、老家的披红。这件事本身，比他的文字更值得说。

杨玉强的写作，质地是硬的，带着一股子“公家人”的底子，走着农学出身的老本行气息。他不抒情，不绕弯，写什么就是什么，像在田间地头蹲着跟你说闲话，话不多，但每句都落在实处。

这种“实”，首先来自他对物的观察方式——一个搞过农学的人，看什么都带着点“分析”的习惯。他写黄河滩西瓜，不先夸甜，先说土壤：“黄河千百年来冲积形成的淤积土，土层深厚、疏松透气、富含有机质和多种矿物质”；再说气候：“白天阳光充足、气温较高，利于西瓜进行充分的光合作用，积累糖分；到了夜晚，河风吹拂，气温明显下降，昼夜温差大，糖分得以最大限度地留存。”这不是文学笔法，这是一个农技干部的本能——东西好，先问为什么好，好在哪个环节。这种写法在“散文”里显得不伦不类，但恰恰因为不伦不类，它有了别人写不出来的东西：一个懂行的人，在告诉你一件东西真正的来路。

他写瓦日铁路与运河的“握手”，里面有一段极短的自述。码头扩建要改道省道，线路穿过县鱼种场，他“带着分管同志到场开会，倾听职工诉求，协调解决问题，保障道路顺利通车”。这件事被他压在一大段关于铁路运量、储煤棚规模的叙述之后，轻描淡写，像是不值一提。但读的人会停一下：一个退休的人，坐在电脑前写梁山的大事，写着写着，忽然把自己当年经手的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协调会也写进去了。那不是炫耀，是一个人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时，发现宏大叙事里原来也有自己一脚泥的痕迹。这种“我在其中”的写法，比任何抒情都沉。

他的诗《梁山的出海罗盘》，写的其实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种形态。梁山人不打鱼了，改做外贸，“替天行道的旗”换成“信用证的潮汐”，“板斧与法规握手”，“契约有了新的锚点”。意象不新，甚至有点笨拙，但那股子想把“水浒”和“合同条款”摁到同一个画面里的劲头，是认真的。他不是在玩概念，他是真的觉得，梁山这个地方的人，从古到今都在“找出路”，当年是水泊，现在是港口，内核是一样的。

最见性情的还是《退后乐》。他自己交代得很清楚：“我生在梁山的农村，学的是农学，干的是农业，退休后仍还是梁山的农人。”然后说写作这件事：“就像村头的老汉，农闲时喜欢蹲坐在树荫下，抽着旱烟，哼几句山东梆子戏，不为别的，就是心里欢喜。调子准不准，词儿对不对，谁会在意呢？要紧的是那股子劲儿，那股子精气神。”

这段话比他的正文更好。因为它把一件事说透了：一个人退休后开始写东西，动机可以极简单。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就是“心里欢喜”。后面他说：“哪怕是往梁山的南湖里投一粒石子，没有一点声响，好歹也会有一小圈涟漪。即便没有，那石子沉下去，也算是给这片土地添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个比喻里有一种很朴素的东西，不煽情，不拔高，但重。

杨玉强的文章，结构有时散，语言有时平，偶尔会滑到“工作总结体”里去，但形散而神不散。但他的东西有一个别人替代不了的位置：他是梁山这几十年的亲历者，干过种子站，管过水产，协调过码头改道，现在把这些经历和记忆一样一样写下来。有人在评论里说他“深耕农耕田野，朝夕相伴土地农具，文风朴实严谨，专注农耕文明记忆”，这话是准的。他不是在“创作”，他是在归档。用他自己的方式，给一个地方的一段生活留底稿。

“只要这粒石子沉下去，也算是给这片土地添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这话，比许多作家说得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