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乡是在槐月下旬，时候杏花早已凋零，青杏隐现在枝头，已有荔枝一般大小了。

今年，杏花开得很旺。这是母亲说的。然而杏子结得却不多——大约被鸟雀啄了不少——好在个儿大，看着喜人，等到成熟，想必成色会比往年的要好。这自然离不开母亲的料理。

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鸟雀会为吃食四处奔忙。它们常常落在枝头叨花蕾，啄杏子。其实这再寻常不过，然而母亲并不去哄吓它们。它们也饿，也懂“耕织忙”。它们的翅膀上或许还沾染着杏花的清芬。

我见过鸟雀叨花蕾，有时饥不择食似的，有时又有点挑剔；我也见过鸟雀啄杏子，啄一个，掉一个。杏树成了它们的三分薄田，成了维持“一家人”生计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清晨落在枝头，像农人在晨光中走到田间准备劳作一样。杏花开了几朵，杏子结了几个，它们最先知道。

杏子熟了没有，检视一下被鸟雀啄下来的杏子便可知晓，或者，仔细听一颗杏子倏然触地的声响。还没熟的杏子，皮实而又倔强，砸在地上“乓”的一声，弹起来滚出好远。熟透的杏子则谦虚得多，落在哪便在哪里驻足停留，不骄躁、不骛远。

杏子快熟了，母亲打电话给我，问清楚我什么时间回去，然后，在那一日早起摘下杏子，浸在井水里。半晌儿，等我回到家，杏子吃起来依旧很爽口，似乎还带着晨露的清凉。

杏，叫麦黄杏，口感、卖相，是山杏无法比的。山杏我吃过，入口糯沙感，味道偏酸一点，而麦黄杏肉细，多汁，味道偏甜——自然，我说的是熟透了的杏子。杏子也因地各异，至于人的取好，则见仁见智了。

和那些鸟雀一样，我每年都能吃上两把杏子。无论我是在谋食的浙地，还是在寓居的小城，辛苦辗转多年，我的诗与远方，一直系在院子里的那一株杏树上。

我在小城的工作尘埃落定之后，婚姻便被提上了日程。

杨士长与蒿士长在参加院周会时碰了一次面，便为我和妻子牵了红线。喜结连理后，依照坊间的习俗要给媒人送鲤鱼，谢媒人。人情礼仪，这不能失。

母亲很喜欢儿媳，便觉得逢年过节不去媒人那里走动一下，心里过意不去，可转念一想，又不知送啥。以钱置物，城里自然更丰富阔绰，乡下无长物，那就每年送一兜杏子罢。

我将母亲分装好的杏子拎在手里，换乘两次公交，回城。杏子熟透了，挥发出一阵阵甘冽的甜香味。果香堪比人情，是伪装不了的。可是，熟透了的杏子女儿一般娇贵，怕颠，怕硌，遑论磕碰，一路上虽然一直拎在手里，也难保不会受到挤压。所以，当我饶有兴致地要登门时，我才发现里层的塑料袋子上水涔涔的。杏子熟透了，不堪受压，大多都被挤坏了，品相全无，我顿时心灰意冷。

所以，这许多年来，送给媒人的杏子，品相好的，也就那么一两回。

女儿悠悠已经长到了三岁，多半是由母亲在照看。母亲知道我们上班忙、累，时间也紧，几乎没要求我们做过什么。她爱拉家常，常常问及我们媒人的情形。她听妻子说蒿士长调科了，问是不是调到了东院区，离得近，好请到家里来坐坐。她听我说我们科室的人不固定院区，便问我：“杨士长多咱来东院区？”又说，你别“那么肉”。

前年夏天，大学舍友十年聚会。席间，我们便谈到了护理人才流失问题。当视线聚集在那些选择离开的人身上时，我们是否也要自问，那些留下来的人，他们在坚守着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追求一种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吗？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每年春天，我总会回故乡赏杏花。满树繁花堆叠如云，清芬袅袅，遥想杏子正悄悄孕育，成熟亦指日可待，胸中块垒也荡涤一尽。较之于以生命置换生命的悲壮，我更喜欢以生命丰富生命的仁厚。因此，我向往杏花轻飏时，拾阶而上，把春天的暖还给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