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与天下所有母亲一样，希望儿女参加工作后，早日成家立业，生活幸福美满。

在我工作的第四年，母亲的心愿似乎愈发强烈。

然而就在那时，母亲生病了。此后，全家的生活重心，都在医院。

治疗的十八个月，我每天都在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我想尽办法为母亲提供最好的一切，我紧锣密鼓地安排所有能让母亲开心的事。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术后恢复期，我举办婚礼；化疗稳定时，我如期怀孕。

很难评判那时的我，做的是不是对的选择，现在看来，当时不论做出怎样的选择，可能都是错；对于没得选的选择，也许不能称之为错，只是万般无奈下的一个决定。

但是，似乎需要抉择的时候，我总是软弱。

时年二十六岁的我，没有想过在那个阶段孕育新生命，那时，我的任务就是全心全意照顾重病的母亲，除此之外，我不能让别的事情牵绊着；我唯一的信念和全部的追求就是把母亲的病治好，至少——我要让她活着。

起因是有次表姑来看望母亲，送下楼时告知我：“你妈妈上次就给我说，别因为她生病耽误了你要孩子，能活多久她也不知道，让我给你说，她想这辈子能见见孩子。”我的泪夺眶而出……表姑接着说：“这次来你妈妈又给我念叨这事儿，我这才给你说。”

送走表姑我直奔医院，把要孩子的想法和医生做了深入交流，那个我信赖的女医生站在院子里，比较坚定地对我说：“就你妈妈目前的状况看，坚持治疗，一年多的生存期应该不成问题。”

“也就是说，我现在怀孕，我妈妈应该能看到孩子出生。” 我依旧不安地确认道。

“我觉得没大问题，有这个想法就赶紧要。”

我忐忑不安地离开了医院，内心万分纠结：母亲的病情如何进展谁都无法预料，母亲的心愿能否实现谁也决定不了；我怕怀上会影响对母亲的照顾，我怕怀不上会让母亲连一丝希望都看不到。我祈祷着上苍眷顾，让我当月怀孕，若非，就坚决放弃，我清楚地知道：留给我和母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不知是命运安排还是机缘巧合，孩子说来就来了。

那时的我，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煎熬，对母亲的心疼，对失去母亲的恐惧，对腹中胎儿的担心。我不是没有想过，日夜贴身照顾母亲的我，能否孕育健康的生命，而母亲又能否坚持到孩子出生。可那时的母亲，是那样的依恋我，尤其卧床不起后，母亲自感时日无多，更是希望我寸步不离，她茫然地拉着我的手：“请个假吧，除了你，谁在跟前，我都不放心。”

我感谢母亲，她如此信任我；我更心疼母亲，在生命垂危之际，她只信任我。

那个阶段，我所做的事情或决定，都围绕着母亲的感受和需求；那个阶段，为了母亲，我几乎放弃了所有；那个阶段，我只是一个为了完成母亲心愿而赴汤蹈火的孩子。

然而，母亲最终没能等到我生产，我在无限悲痛和万般无奈下，被迫完成了她分别交代给父亲和表姐的心愿——因我有孕在身，她咽气后，不能让我在她身边、见她最后一面。

我不敢想象母亲在做这个决定时，内心怎样的翻江倒海；但我可以想像，这种不舍的挂念和拒绝的艰难，一定比剧烈的癌痛还要让人死去活来。

母亲离开于凌晨四点，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时段。前一天深夜，我近零点才离开医院。这是唯一一个我没彻夜陪伴母亲的夜晚，我想除了父亲的有意安排，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的执念——当时母亲已经睡了，大学毕业在即的弟弟也赶了回来，我想他能够和父亲一起，替我守护母亲一晚，关键是——我一门心思认定只有我回家，才能给母亲煲汤，清晨可以一并带去医院。

母亲去世这件事完全不在我准备范围内。尽管我知道这一天终将会来，却又盼望它不要到来，习惯了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只要我的母亲还在。

我也曾经掠过一些母亲可能会离开我的场景，但却从来没想到过会是这样的局面；我曾经无比坚信，没有哪种力量，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机会可以阻止我，在最后的时刻守护在母亲身边，但结局却以我未曾想过的方式，在我不曾预料的时间突然到来。

母亲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在我的孩子还有四个月才能出生，在我已经准备去厨房着手做饭的时刻离去，这使我近乎周密的安排和恭谨虔诚的心愿，在猝不及防中瞬间塌陷。

母亲和孩子，我终究无法兼得，哪怕这种祈愿，只是为了能够让她们今生今世见上一面。

母亲是一个有办法的人，她的离去让我一下子没了任何的办法。

母亲出殡前一天傍晚，弟弟接到电话，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政审阶段，通知他于第二天，也就是母亲出殡当日，到达就读大学协助政审工作。

弟弟在电话里说明了实际情况，工作人员给予最大的安慰和理解；弟弟没回学校，他要送母亲最后一程，让母亲入土为安。

我苦命的母亲，终究没等到她的儿子，去中直机关报到的那天。

如今，母亲孤零零躺在孔林，已经十四年。

朦胧中，我仿佛看到多年后的某个清明，我们将在墓碑上刻载：慈母孙梅昌，生于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逝于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日，终年五十九岁。

我的泪，便又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

（二〇二四年农历六月十九日）